施今墨是民國時期至中華人民***和國建國初期享譽全國的四位著名中醫臨床學家之壹，在中醫與西醫的關系方面，具有十分開明的態度和寬闊的胸懷，主張中西醫團結合作，促進中西醫學交流，***同為人民健康服務。
積極探索中西醫理論的結合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近代西方醫學進入中國。與明末清初西方醫學傳入中國及當時的中西醫學的交流不同，已經走上實驗醫學的西方近代醫學，作為壹門科學技術，對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醫學界對中醫藥學的發展前途、中醫藥學與近代醫學的關系有不同的主張與見解。他主張要進壹步發展中醫藥事業，同時要與近代醫學的學者團結合作，為人民解除病痛。其中施今墨和肖龍友先生提出了中西醫學理論結合的問題，並作了積極的探索。
施今墨先生認為，西醫學並非壹無是處，而許多西醫的儀器設備還有助於診斷明確，所以並不排斥西醫。但他認為，西醫在治療方法上不如中醫多樣有效，故始終堅持中醫的辨證論治。他療效卓著，名聲大噪。他說：“治疑難大癥，必須集中優勢兵力，壹鼓作氣，始能奏效，因循應付，非醫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藥自成壹格，其處方配伍精當，藥品繁多，前後搭配無不相合，博得了“雍容華貴”的美譽。他擅用大方，藥品的搭配極有法度，與壹般醫生之隨意堆砌藥物，斷不可同日而語。中醫遣方用藥，每藥的使用，都必須與其他藥物相互為用，七情和合。因此，藥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現不和、不當的搭配，影響全方的整體性和治療效果。然而施老用藥，常見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藥味再多，也配合得體，法度嚴謹，毫無繁瑣冗贅之感，反倒彰顯其華貴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氣度，其處方之華美常令中醫藥界的行家矢口贊嘆。他還十分善於將《傷寒》、《金匱》的方劑參合應用，可以說對於經方的使用已然達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這也是他學識淵博、辨證翔實的見證。
施老十分擅用“對藥”，所謂對藥，就是在二、三味藥組合使用時，有些藥物搭配起來使用，可以發揮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創制了許多對藥的使用方法，對於中藥的藥性藥理極有研究。大量對藥的使用，更加突顯了其方的華貴之氣，是醫學殿堂中難得壹見的藝術珍品。他不僅善用大方，其使用單方、小方也得心應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學方面極為嚴謹，認為：“不可執壹藥以論方，不可執壹方以論病，不可循壹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壹派之專以致誤。”另外，施今墨在處方上的風格，後人十分難以模仿，“其有厭學而圖其便者，略習其大方以求相似，鮮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亂，繁而不雜，因此，沒有足夠的理論儲備和深厚的醫學功底，徒然模仿他的處方風格，必不得其要領，漏洞百出，不僅令人恥笑，療效上亦無建樹，絕難成功。
在學術上，他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氣血為人身的物質基礎，實屬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陰陽為總綱，表、裏、虛、實、寒、熱、氣、血為八綱”的理論，這是對八綱辨證法的又壹發展。在治療外感溫熱病上，他提出凡內有蘊熱，便易招致外邪，表證不可只知發汗，還應註意“清裏熱”，在“解”與“清”二字上仔細推敲，創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當，便效果極佳。
1932年，他創辦華北國醫學院，課程設置以中醫為主，兼設西醫基礎課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為止，已培養了500多名優秀中醫人才，皆為後壹輩的骨幹力量。國民黨廢止中醫案事件發生後，施老奔走於南北，聯合同道，在南京組織請願，登報呼籲，引起了民眾的呼籲，終使國民黨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醫學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但他為人嚴謹、謙恭，授徒嚴格、認真，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並尊重西醫，接納新知，是近代中醫的領袖人物之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