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間，猶太民族遭受到了嚴重的迫害。而中國作為當時的“參戰國”之壹，卻接納了相當數量的猶太人。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政府曾制定了壹個旨在讓猶太人定居東北，甚至幫助猶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園”的“河豚計劃”。
日本為何要主動接納這些逃離歐洲的猶太難民？他們的根本目的到底是什麽？本期就與大家壹同走進那段 歷史 中的“隱秘角落”，揭開河豚計劃的神秘面紗。
日本與猶太人直到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才首次產生“交集”，在此之前雙方還尚處於完全陌生的狀態。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長崎、神戶、橫濱等地開始有小規模的猶太人社區，然而日本人對猶太人的了解仍是很有限。猶太人給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契機是日俄戰爭。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美國猶太人富商雅各布·希夫貸款給日本，為日本的勝利做了不小的貢獻。雙方第壹次正是打交道，日本人就感受到了“金錢的力量”。而“第壹印象”在人際交往中的重要性，無論怎麽強調都不會過分。這次“雪中送炭”的貸款直接為後世的“河豚計劃”奠定了重要基礎。
日本與猶太人的第二段交集則是發生在第壹次世界大戰時期。1917年11月，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通過致函羅斯柴爾德勛爵的形式發表關於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政策宣言，即《貝爾福宣言》。該宣言宣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之家，條件是不傷害當地已有民族的權利。
1920年4月，日本政府又在“土耳其和談會議”上對有關猶太人問題明確表態，宣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同年11月，內田康哉外相向法國駐日本大使館遞交了對《貝爾福宣言》正式承認的書簡。
然而，自1918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亞與蘇軍作戰開始，也漸漸接受到了“反猶思潮”並受此影響。可日本對猶太人的“感情”在後來開始變得有些偏離軌道，這種感情並非像歐洲人那樣簡單粗暴的“敵視”猶太人，而是壹種“忌憚”甚至是“畏懼”。
在日本猶太專家安江仙弘在將那本來自沙俄的《錫安長老會紀要》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廣為傳播後，所有人都開始相信，猶太人是秘密主張世界革命的中堅人物，認為曾在日俄戰爭時期籌款給日本的美國猶太富商雅各布·希夫利用其名望、巨額財富和權勢，參與了各種國際事件和組織。
事實上，這位極具傳奇色彩的富商在當時確實有著非同凡響的人生經歷，他曾幫助過伍德羅·威爾遜參加總統競選；與西奧多·羅斯福促膝長談；並於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和日本明治天皇見過面。這樣壹位“大人物”簡直是“陰謀論”的絕佳目標。
因此在當時，雅各布·希夫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奧本海默家族等諸多“陰謀論的主角”被公認為暗中操作世界的角色。
1929年，源自美國的壹場“大蕭條”席卷全球。讓日本的生存壓力達到了空前的地步，他們迫切需要占領東北，通過“移民”的方式來緩解本土國民的生活狀況。可盡管東北地區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肥沃的土地，但國內居民的移民意願並不強烈。日本政府在苦於富饒的東三省無人建設的時候，想到了猶太人。
聰明的猶太商人和他們中的知識分子有足夠的能力在東北建建立起良好的工業設施和基礎設施，將其變為自己與蘇聯之間的緩沖地帶，而當時的外部環境，又為日本拉攏猶太人的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自從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後，就在德國國內極力推行自己的“反猶政策”，將猶太人從所有政府機構、 社會 、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驅趕出去，讓猶太人徹底喪失自己的 社會 地位和“發聲”能力。到最後，甚至直接了當的掠奪猶太人的財產進而發起了針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大批有資金、有知識、有技術的猶太人逃離德國。
日本，變成了當時少數願意接納猶太人的國家之壹。而日本鋼鐵巨頭鮎川義介的發聲，則進壹步消除了國內的“反猶聲音”。
1934年，鮎川義介發表《關於五萬德國猶太人的滿洲移住計劃》，主張把五萬德國猶太人吸引到“滿洲國”，同時吸納猶太系美國資本以此促進“滿洲”開發，作為防禦蘇聯的屏障。他認為如果能把猶太人從歐洲吸引過來，他們會提供創造性的能量、工業技術等。這樣，“滿洲”的潛力就能夠得到發揮。
如果猶太人在“滿洲”建立了移民點，那在世界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自然會有興趣投資。他還指出在幕後秘密操縱美國政府的猶太人，為了保護他們的宗教信仰者的利益，就會停止對日本侵略行為的大肆攻擊，也不會使日本再受到“抵制日貨”的威脅。他的這壹構想得到陸軍大佐安江仙弘、海軍大佐犬冢惟重等猶太問題專家和關東軍“滿洲派”的支持。
1937年，哈爾濱猶太人社區組成了以考夫曼為首的“遠東猶太民族協議會”，其目的是促進日本統治下的對猶太人保護政策。1937年12月至1939年12月，在哈爾濱召開了三次遠東猶太民族大會。
哈爾濱陸軍特務機關長樋口季壹郎在會上發表的祝詞中抨擊了納粹德國的反猶政策，並指出：“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關系”。連續三年舉辦的“遠東猶太民族大會”無疑成為了向歐美對外宣傳“日滿人種平等政策”的範本，並標榜其日本和“滿洲國”的善意和真誠對待，才得以讓顛沛流離的猶太人在“滿洲國”的土地上“安居樂業”。日本人的親猶態度昭然若揭。
1938年，“水晶之夜”的發生，終於將“河豚計劃”的實施推到了壹個恰當的節點。內閣在經過壹番漫長的討論後，最終推出了針對猶太人政策的《猶太人對策綱要》。其內容主要包括： 保持與德、意兩國的親善關系是目前帝國外交的核心，我們不能公開歡迎猶太人，因為他們被我們的盟邦所排斥，但是如果采取德國壹樣的極端態度，又與帝國多年來主張的人種平等之精神不壹致。現在帝國面臨戰爭局勢，尤其是經濟建設需要引入資金，不能與美國的關系惡化。壹、對現在居住在日本、“滿洲”、中國的猶太人，采取對其他國家人民同樣的公正對待政策；二、對於新來的猶太人，按照壹般外國人入境規則公正處置；三、避免招致大量猶太人的到來，但是資本家和技術人員等有利用價值的人等不受限制。
1939年6月到七月，陸軍大佐安江仙弘和海軍大佐犬冢惟重以及上海總領事石黑四郎又推出了兩個更為具體的“實施方案”： 《關於利用在中國握有實權的猶太人促成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和輿論向對日友好方向轉變的具體措施》和《關於引入猶太資金的研究和分析》
這些計劃允許猶太移民的人數從18000人到60萬人，還包括了居留地土地規模的詳細資料，以及學校、醫院等設施的安排。“河豚計劃”承認猶太人居留地將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實行自治。但與此同時官員們又毫不避諱的指出“居留地表面上實行自治，但同時必須將猶太人置於密切監視與控制之下”。
因為他們害怕猶太人如同《錫安長老會紀要》所描述的那樣，將會逐漸進入日本的主流政界和經濟界甚至控制整個日本。為了推展“河豚計劃”，犬冢惟重與歐洲猶太人社區建立起聯系。1939年初，由日本人、中國人、和猶太人***同籌資的太平洋貿易公司成立。這個公司成立的正式表明日本人與猶太人開始合作。
與此同時，猶太問題專家還希望通過建立與美國猶太人社區的聯系，改善日美日益緊張的關系。1940年初，他們聯系到美國猶太人大會主席斯蒂芬·懷斯。由於懷斯與威爾遜和羅斯福都是密友，日本政府相信他對美國政府的決策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懷斯還是猶太教改革派和猶太復國主義的主要發言人之壹，他積極從事救助世界各地猶太人活動，同時他也激烈反對日本。他明確表示，任何與日本合作的猶太人都是賣國分子，違反了美國對日本的道義禁運。
然而對日本來說，“落實河豚計劃”的阻力不僅來自於斯蒂芬·懷斯的強硬。由於這壹時期外務省親納粹德國的傾向性更加露骨（外務省在1938年10月7日發布了《關於猶太避難民入國之件》的外務大臣訓令），宣布對猶太難民的接收進行限制。
另壹方面，由於上海猶太人難民的接收能力已經達到極限，導致到了1939年8月，上海猶太人也請求不要再允許猶太難民進入上海，日本不得不嚴格限制猶太難民進入上海。再加上納粹德國不斷向日本政府施壓，表達己方對“日本與猶太人”合作的不滿，給日本政府造成了極大困擾。
但如果按照德國的要求處置猶太人，日本本就十分孤立的處境就會進壹步惡化，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940年7月，隨著東條英機擔任陸軍大臣，掌控了整個日本的軍政大權後，日本政府先前的“親猶政策”便日漸式微。941年6月德國違反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對蘇宣戰，使得日本也成為蘇聯的敵人，因此結束了從海參崴到敦賀的航線。12月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迅速奪取了上海租界，後又占領整個上海。
隨著日本同美國的交流中斷，來自美國猶太人的金錢幫助、甚至通訊全部停止。富有的塞法迪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是英國公民，被作為敵對國公民逮捕。對日本來說，猶太人便失去了利用價值。
1942年，日本外相東鄉茂德宣布猶太人不再享有特權——基本宣告了“河豚計劃”的徹底失敗。
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在侵華期間，妄圖通過拉攏猶太人來改善“外部環境”和自身的國際形象，獲取更好的戰爭資源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日本當局在起初對猶太人的“認識”上就已出現了嚴重偏差：猶太人並非個個都是富有又博愛的銀行家。
那些被收留後居住在上海、東北、神戶的猶太難民也沒能為當地的經濟建設和復蘇起到任何作用；更遑論引進外資和改善日美關系了。 “河豚”歲肉質鮮美卻有劇毒，日本本想取其肉棄其毒，最終卻只是落得個兩手空空。
參考文獻：
《日本推行“河豚魚計劃”始末》 何立波
《二戰前日本救助猶太人的“河豚計劃”》文春美
《近代中國東北的猶太人》房建昌
《日本曾計劃在中國東北建立猶太人居留地》何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