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和莫徐誌怎麽了？

本質上，這是壹場關於中產階級在改革進程中的角色的辯論。不要以為不能依靠中產階級，就需要依靠底層人民，去奮鬥；唐僧認為擴大中產階級可以形成強大的號召力，從而推動上層階級的改革，所以他們信奉合作。前者是革命派，後者是改革派。前者現存的代表人物有莫大和北風，後者有小舒和崔xx。近年來，兩派逐漸分裂，甚至敵對。韓寒在《論民主》壹文中說，自由派總是在吵架，這是他說的。改革派認為他們和革命派目標壹致，只是策略不同。他們認為(與黨內改革派)合作是避免大規模社會沖擊的有效策略。但革命派認為，改革派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關鍵問題。在他們看來，改進死於八九十年代，所以尋求改進不會促進目標的實現。更嚴重的是，漫長的改進過程可能會讓公眾長期處於壓抑的環境中，所以他們也稱改革派為統治者背書，本質上與統治者是壹丘之貉。簡單地回到這場辯論，我認為中產階級只是壹個虛構的神話。中產階級作為壹種想象中的存在，在中國被賦予了太多的光環，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者都對其寄予厚望，仿佛推動新的新興中產階級崛起必然導致政治格局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個理論，就會發現今天流行的所謂中產階級，其實是壹個存在於想象中的神話。再者，中產階級乃至整個社會的中層組織不僅會引起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甚至會成為維護現有政治結構穩定的利益集團。研究社會結構與變革的關系，可以追溯到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本書裏，托克維爾把壹個傳統國家的社會分為三層:國王——貴族——平民。托克維爾認為，隨著貴族政治權力的剝奪，平民處於國王的直接領導之下，並由此形成二元對立，最終爆發了法國大革命。這壹理論實際上形成於《論美國的民主》。在分析美國為什麽能夠建立民主政府時，托克維爾把目光投向了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中層組織。托克維爾認為，中層組織(中產階級和各種社會團體)取代了貴族的社會力量，承擔了部分社會義務，從而緩沖了統治者與底層民眾的直接沖突，形成了政治訴求的多樣化。可見，在托克維爾看來，無論是貴族還是取代貴族的社會中層組織，都與社會變革的發生沒有直接關系。相反，由於中層組織的不同訴求，更容易導致社會多元化，從而減少變革的發生。這壹理論直接影響了美國社會學家科恩豪斯。在分析大眾政治的成因時，他認為壹個正常的社會結構應該分為三層:統治者——中層組織——普通民眾。在他看來，中層組織可以提供社會政治討論的平臺，呈現不同甚至沖突的觀點，從而促進利益和社會認同的分散，導致多元化的訴求結構。多元主義的形成容易降低普通民眾被動員到同壹個社會運動中的概率，隨後，社會運動的可能性也隨之降低，形成穩定的政治局面。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出現的公民社會概念就是從這壹理論中誕生的。雖然兩者在定義上有區別，但壹般沒有本質區別。無論是中層組織還是公民社會，都可以看作是獨立於現有政治結構之外的社會組織的總稱。從收入上可以算是中產階級，從組織上可以歸納為各種社會團體和NGO。這些階層和組織不受國家直接控制，利益不同，所以形成不同的利益和認知。進壹步說，興趣和認知的多樣性會導致目標和行為策略的差異。這種分裂使得政治訴求和大規模社會變革無法統壹。同樣，中層組織的興起減少了普通民眾與統治者的直接聯系，從而避免了二元對立格局的發生。總之，根據科恩豪斯和公民社會概念的倡導者的觀點，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利益，各種利益相互抵消，而變化會隨著這種抵消而趨於平靜。對社會中層組織理論的簡要回顧表明，中國流行的所謂“中產階級將推動政治變革”其實是壹個想象中的神話。中產階級的出現甚至崛起，並不壹定推動社會變革的發生。反而更容易形成穩定的利益群體。這個群體雖然是多元化的，但由於自身發展的限制，整體上會對現有的政治結構產生壹定的信任和認同，而這種保守的信任和認同必然要求其反對大規模的社會變革，從而成為現有政治結構的自覺維護者。在分析印度民主的具體原因時，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中層組織的存在阻礙了印度民主的發展。上個世紀世界政治局勢的發展可以看做兩條主線:壹條是非西方國家傳統社會結構和文化在西化浪潮下的瓦解和失衡，另壹條是非西方國家在西化浪潮下的社會重建。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民族國家的普遍建立可以被視為對兩條主線的回應。民族國家的形成因素是國家意識形態的確立，有利於建立強大的反殖民統壹戰線。就印度而言，由於英國在印度的間接統治，拉攏了當地的政治精英，從而在英國殖民者和印度普通民眾之間形成了穩定的中層社會組織，印度宗教的繁榮也起到了緩沖作用。這個中層組織在壹定程度上瓦解了印度反殖民統壹戰線的強硬態度。印度雖然也追求建立民族國家，但缺乏像越南那樣強烈的革命意識，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也只能在此基礎上發生。印度的中層組織減少了革命的發生，最終促進了印度政權的穩定過渡。然而，這種先於民主政治而建立的中層社會組織，卻成了當今印度民主發展的最大障礙。原因在於缺乏打破傳統社會文化結構的革命。這種在殖民時期扮演了中層組織角色的傳統社會結構，在實行民主後可以通過積累的社會資源對民眾進行有效控制，而歧視性的種族制度又使得下層階級難以進入體制，從而使得任何社會變革都遭遇重重困難。這恰恰是印度民主面臨的困境:中層組織雖然阻止了印度大規模流血，但也辜負了印度對民主發展的渴望。我在這裏不是為大規模的血腥革命辯護，也不是鼓吹暴力革命的現實意義。我只是指出民主政治之前建立的中層組織的局限性。印度為我們提供了這樣壹個想象中的中層組織樣本。同樣，臺灣省證明了在缺乏中層組織的社會中成功變革的可能性。當然，促進這種變化和發展的因素很多。因為這些因素和本文沒有直接關系，所以這裏不壹壹討論。但是從上面的簡單解釋可以看出，所謂的中產階級只是壹個膨脹的神話，通過亨廷頓在第三次浪潮中的論述廣為人知。但是，如果專制國家把社會變革的希望寄托在這樣壹個保守的社會群體身上，那就有些虛與委蛇了。改變只有在大多數人達成了對* * * *的理解的基礎上才能發生，而中產階級顯然不屬於這樣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