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芋派形成於20世紀50年代，以趙樹理為代表作家，主要成員有、、、、孫乾等，人稱“李熙馬孫虎”。
山藥雞蛋派的沈浮
20世紀40年代延安特殊的時空環境是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姚丹”學派產生的客觀基礎。作家與農民關系的變化改變了作家對農民的態度。“山藥蛋”學派的流行形式已經成為政治話語和民間對話的壹種溝通方式。“山藥蛋”派由盛轉衰，恰恰是作家的創作思想和模式與時代的巧合和疏離。
上世紀40年代，晉冀魯豫邊區和晉綏邊區是抗日民主根據地。翻身的農民逐漸成為自己生活和命運的主人，成為革命鬥爭的主力軍。他們改變了過去在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他們不再是知識分子同情和啟蒙的對象，而是他們崇敬和熱愛的對象。知識分子開始向農民學習，發掘他們的可愛之處。這時，農民群眾成了作家創作服務的對象。趙樹理帶著深厚的農村生活基礎進入晉綏抗日根據地，帶著對農民的深厚感情寫出了翻身農民喜聞樂見的“山藥姚丹”派作品。
“山藥蛋”派作家的農民本位思想使他們以仰視的眼光把農民作為創作的主體，把農民的文化價值作為壹種審美理想。他們創造的農民視角贏得了農民群眾的歡迎。解放區高昂的精神面貌感染了作家壹種樂觀主義的哲學，使他們過於樂觀地看待農民，表現人物的美善，忽視人性的弱點，完全站在農民的角度看問題。然而，農民本位思想也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作家對問題的深入思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生活在延安這塊解放之地的作家表現出了某種停滯，沒有及時調整自己的時空觀。“山藥姚丹”派作家的思維方式和創作模式逐漸成為他不願擺脫的桎梏。
形式有時可以理解為內容，有時形式和意識形態之間存在潛在的關系。20世紀40年代的政治現實引發了壹場以提升民族意識和地方意識為內涵的政治文化運動。趙樹理的農民身份和民間寫作在潛意識裏契合了這場運動。政治話語找到了與農民溝通信息的途徑，農民也找到了向上傳達對生活狀況看法的途徑。趙樹理的創作方式已經成為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都接受的存在。趙樹理的創作既有形式上的民族特色，又有精神上的民間意識。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肯定了這種創作方式，使趙樹理的創作被譽為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這是巧合。作為壹個知識分子，趙樹理選擇通俗創作作為安身立命之所，是壹種理性自覺的行為。壹方面取決於他的生活基礎來自人民，所以他有為人民服務的創作思想。更重要的是，看了演講後，他意識到農民將在未來的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民俗文化也將改變他們的命運。他的創作要求是“人們喜歡看，在政治上起作用”。趙樹理試圖以自己的創作方式與政治意識相銜接，傳達時代精神，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看問題，反映農民的生活，這與以往農民題材的創作風格有著明顯的不同。到了50年代，趙樹理仍然堅持自己的民間意識，完全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觀察問題，繼續揭露農村幹部的陰暗面，這已經不是階級分明的時代政治意識所需要的了。文本中的民間話語與時代的政治話語格格不入，以至於趙樹理晚年不得不放棄通俗小說的創作，轉向戲曲。《講話》發表後“山藥姚丹”派創作方式的戲劇性命運，可以說是作家農民立場或民間意識創作的壹條尷尬之路。
半個世紀的“山藥雞蛋派”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壹批寫農村題材的現實主義作家，被文壇嘲諷為“山藥蛋派”。原因是這些作家都是山西人，他們的作品都和農村生活有關。再加上他們都喜歡用“從土裏撈渣”的土話，所以文學評論家就以山西最著名的土特產來給他們命名。
壹開始這個稱號是貶義的，因為很少有土豆做的好吃的菜。那個時代的批評家用這個詞來表示這個流派的作家和作品都比較土氣，難以高雅。但很快，“山妖蛋派”的作品得到了文學評論家的認可。趙樹理的《小黑人結婚》、《三裏灣》、《鍛煉》、《馬風呂梁英雄傳》(與西戎合作)、《我的第壹任警司》、《我們村的年輕人》等在中國文壇影響深遠。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山妖蛋派”是壹個有特色、有成就的重要文學流派。
“山妖雞蛋學校”的輝煌還停留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當這些作家再也無法稱霸文壇的時候，他們依然發揮自己的特長，繼續寫作。由馬風和孫茜合拍的《新縣委書記》被改編成電影《眼淚》，被認為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之壹。然後他寫了電影劇本《我們的老兵》，獲得了當時中國所有的電影獎項。
如今，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取得輝煌成就的“山妖蛋派”，只剩下80歲的胡錚。可以說，作為中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流派，他們這壹代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