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案件是系列案件，被告人多為參與過高速公路“治超”的路政人員、治超人員和調查人員，有的還是同壹集團的合夥人。他們或單獨受賄，或* * *共同受賄，並* * *分贓，大肆向超載司機、貨主、單位和“中間人”收取利益。之後，超載車輛被放行。
智超站透露的“商機”
就像其他業務領域壹樣，廣西沿海高速公路管理處崇倫治超站也有壹些行話。比如，超載車輛的車主、司機或中介付錢從治超人員手中買“放行”，這叫“買單”，他們送的錢叫“單費”。他們提前向治超人員報告，即將通過的超載車輛稱為“報卡”；路政人員向司機、貨主收的錢叫“收據”，錢叫“辛苦費”。
2004年6月，防城港路政部門在防城區崇倫村設立超載治理站，對超載車輛進行嚴厲查處。被查出的超載車輛不僅要卸載運輸，還要被處以最高654.38+10萬元的罰款。治超人員主要從防城區路政大隊、公路派出所、交警大隊、交通征稽所、運管所抽調，人數最多時達到20多人。
吳就是其中之壹。
和治超站的大多數人壹樣，吳也是個年輕人。因為大學文化，他很快成為防城港路政處的副中隊長。
2004年9月的壹天，吳在防城港路政管理辦公室。進來壹個姓周的中年男子，自稱是防城港某物流公司的隊長。“吳中隊長，我有事和妳商量。是我們團隊的過度治療。”
當吳聽到這個消息時，他意識到這有點敏感，辦公室裏的人不方便談論這件事。他說:“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吧。”
吳正在找壹家酒店裏的咖啡廳。兩人落座後，周說:“我們車隊有10輛車沒有通過超限運輸許可。希望經過妳們智超站的時候能照顧好他們，我們公司會付給妳們辛苦費的。”吳聽說其他超載站也有“接單”。他保持沈默，繼續聽周講下去。
看到吳的表情，周心裏有數。他說:“沒事。我們在其他超載站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好吧，如果我們隊有妳的超車站，公司每個月給妳1，000元。”
吳想了壹下，答應了。
很快，又有壹家物流公司來找妳。2004年9月至2006年3月，吳夥同所屬公路中隊治超隊員，向上述兩家物流公司收取好處費654.38+0.3萬元。此外，吳還單獨收取中間人葉潤忠好處費1.4萬元。
村民充當“98歲老人”
不僅治超人員看到了治超站存在的“商機”，治超站附近的村民翁偉寬、葉潤忠也從中找到了賺錢的門路。
崇倫治超站位於崇倫村口，距離翁偉寬和葉潤忠的家只有十幾米。葉潤忠幫治超站解決了供水、用電、廁所用地，治超站的工作人員也經常去這兩家倒開水、吃夜宵。
三十多歲的翁偉寬只上過小學，壹直在家務農為生。後來他買了三輪車載客。雖然他不識字，但他的大腦是活的。超載治理人員到來後不久，他就和他們熟悉起來，受到超載治理人員的“重用”。每當發現超載車輛，他們總是讓他和葉潤忠幫忙裝卸貨物。
有些交易不能直接進行，必須通過中介進行。比如檢測到超載，如果司機當場直接給治超人員送錢，十有八九會被拒，必須找“代理人”。只有翁偉寬、葉潤忠等少數村民是治超站的外來人員。外地司機看到翁偉寬和葉潤忠跟智超很熟，覺得找他們沒錯。
“兄弟，幫我談個戀愛，我給妳辛苦費。”司機們把翁偉寬拉到壹邊，苦苦哀求。
起初，翁偉寬告訴超載治理員，超載的車是他朋友的，希望放過。看在“鄰居”的份上，超控同意了。把事情做好太容易了。翁偉寬大吃壹驚，意識到自己有賺錢的辦法，決定擴大生意。所以他開三輪車載客的時候，總是吹噓自己認識很多交警和路政，能處理很多事情。
翁偉寬壹次次為“朋友”求情，連糊塗的超載控制員都會醒悟:“妳說，妳是98歲的人嗎？”翁偉寬不在乎口罩被戳破。他有辦法處理，就是“坐享其成”:“沒關系，每輛車我給妳200塊！”
翁偉寬有很多辦法解決人滿為患的問題。當初也有人不肯治超負荷，他卻天天去磨，說盡好話，給甜頭。就這樣，他壹壹抓獲。也有壹些不能真正攻擊，但他也有辦法應對。如果他買了壹副望遠鏡，每當他想找值班的人時，先用望遠鏡看看誰在值班。如果他不買他的人，就等“友好”的人值班了再去。
就這樣，翁偉寬的生意越做越大，名氣也越來越大。他接手了幾個外地隊的生意，有時候忙不過來，就讓老婆在智超站替他買單。漸漸地，他不滿足於只在重慶葉超站做生意。從2006年開始，他向防城港路政發起“進攻”。從2004年開始，他先後給崇倫治超站、防城港管理處近30名路政人員送錢。有的路政連名字都不知道，來來往往都叫“王哥”、“胖子”、“孫主任”。
到2008年5月，翁偉寬已向超載司機收取約30萬元，其中11萬元給了路政人員，他獲利19000元。
涉及整個防城港路政系統。
5438年6月+2007年10月的壹天，防城港市檢察院檢察長金明華出差，路過崇倫治超站。由於車站入口處交通擁擠，他的車也慢了下來。他順便向車外望去，壹些別人沒有註意到的場景映入了他的眼簾:貨車司機停下來，和治超人員聊了幾句，又繼續開車。路過秤的時候，他差點沒停下來就過去了。如何不停歇地稱重？妳怎麽知道超載了？這些問題不禁在他腦海中盤旋。
回到人民檢察院，金明花立即給副檢察長和反貪局長打電話，研究他發現的問題。研究的結果是，大家壹致認為，超載控制站的工作人員在放行超載車之前，可以接受超載車司機的好處。
他們決定事先進行秘密調查。他們敏感地意識到，如果崇倫治超站的工作人員受賄，絕對不會只是壹兩個人，絕對不會只是崇倫治超站的壹個站，而可能會涉及到整個防城港路政系統。
接下來的幾天，沖倫治超站和沖倫村周圍出現了幾個人，他們好像在看熱鬧，四處遊蕩。他們不時和村民交談——他們是檢察院的便衣。便衣很快脫穎而出。崇倫治超站確實存在超載車輛“接單”的情況，而且時間不短。沖倫村幾個村民充當“98”。
便衣盯上翁偉寬，是因為村民舉報他“生意”最大。接下來的調查發現，翁偉寬的妻子賬戶裏有近20萬元存款。翁偉寬去人力三輪車，妻子在家種地。他們是怎麽獲得這麽多收入的？而且日結反映，近壹年來，幾乎每兩三天就有錢進入他的賬戶。查了壹下匯款人，都是司機。翁偉寬顯然與此案有關。
檢察院決定從翁偉寬身上打開缺口。專案組分析，翁偉寬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他可能連自己送錢給路政人員的行為是違法犯罪的都不知道，還喜歡吹噓自己的技術。從他開始，他就能順利進入全案之門。
幾名偵查員經過六天六夜的跟蹤伏擊，摸清了翁偉寬的活動規律。他幾乎每天都在智超站和銀行之間跑，電話壹天到晚不停的打。
調查人員邀請他進入檢察院。“聽說妳最近賺了不少錢，銀行裏有幾十萬。”辦案人員平靜地問他。
壹句話激起了翁偉寬的吹噓問題。他自豪地講述了自己為超載司機當“98歲老人”的全部經過，但當辦案人員詢問錢給了誰時，他卻保持沈默。他雖然法律觀念淡薄，但也知道檢察院在辦案。如果那些行賄人都被抓了，他以後的生意就斷了。
“妳回去想想，是不好，還是說好。毫無疑問，妳的行為涉嫌違法。”調查人員並不急於對他采取強制措施，讓他回去。
幾天後，辦案人員再次傳喚翁偉寬。經過幾天的考慮和權衡利弊，聰明的翁偉寬對辦案人員說:“妳對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我會把壹切都告訴妳。”這壹次，他告訴了所有行賄人，供出了另壹個“98佬”。
隨著持續深挖和縝密偵查，該案不僅涉及崇倫治超站10余名治超人員，還涉及防城港路政、山口路政等路政部門人員和交警。到2008年6月5438+10月，* * *已查處26起案件，26人。
壹個人“收到賬單”
大家平分。
“收單”這個行為，說不清是誰發起的。剛開始大多是接到同事的電話:“我有個親戚，車上的貨有點多。幫幫他，讓他走吧。”因為人情，我會睜壹只眼閉壹只眼。
漸漸地，壹些人的“接單”在治超人員中傳開了。有人覺得不平衡，被利用，人與人之間很少有信任。這時，幫忙後拿到了“感謝費”。“幫忙”漸漸變壞了，同事之間的友情也變壞了。
年過五旬的黃勇是超員中的“老同誌”。他社會經驗豐富，但很長壹段時間都不知道有“收條”。壹天，他停下兩輛車進行檢查。在發現他們超載後，他被罰款。這時，他的同事唐走過來，要求放行。看到車被攔下來，司機莫名其妙地嘟囔了壹句:“報了單怎麽還會被處罰？”黃勇這才知道唐已經收到了賬單。
黃勇和幾個值班的人都很生唐的氣。為了平息“民憤”，唐從“討債單”中拿出錢，分發給大家。至此，大家壹下子成了“利益統壹體”，“收條”的事情從黑暗走向光明。後來大家漸漸達成默契，不管誰值班，只要接到同事的“放行”電話，就放行超載的車，然後大家平分“單費”。有時候“單費”司機不會馬上給，“單費”的人會先付錢給別人。
壹些超載控制小組成員也相互溝通，集體行動。因為每個人的“朋友圈”不壹樣，有的人對“客戶”了解多壹些，有的人了解少壹些，每個人收取的費用也不壹樣。同壹團隊的人為了避免內部矛盾，幹脆同意統壹“收費標準”，平分這筆錢。就這樣，“收條”的事情漸漸傳開了。
他們不是不知道這是違法的。唐在2008年被調查時，還記得2004年8月的第壹張“收據”——收受翁偉寬的好處費。他對辦案人員說:“我知道我收取上述單費是不當的，我壹直擔心收取單費，怕出事。所以，我雖然沒有對收的單費做記錄，但我還是能記得，是我自己向翁偉寬等人收的單費。”雖然害怕出事，但在貪欲和“治超站偏僻，沒人會註意到”的僥幸心理支配下，他們還是壹直收著。
2006年，廣西洪都的壹些網民。com曝光了他們的“收據”，還傳出要公路部門查處的消息。有些人嚇得止步不前，但也有不少人“潛伏”了壹段時間後卷土重來。
據說每輛貨車都要經過超載站。為什麽超載的貨車能順利稱重不留重量？這其實很容易做到。據壹位負責稱重的負責人介紹，被“舉報”的車輛經過稱重地磅時，他關閉了便攜式移動地磅的電源，所以自然無法稱重，也不會留下任何數據。此外，當他稱重車輛時，他往往是唯壹在場的人。每當稱重的時候，他都會對同事們喊壹聲:“不行！”
20多名路政人員被查，大部分不到30歲，在路政系統時間不長。可以說這是壹個素質良莠不齊的復雜群體，也是壹個在利誘面前非常脆弱的群體。
高速公路治超是交通和路政管理部門經常開展的工作，治超人員手中有壹定的處罰權，存在權力尋租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