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代報告文學權威研究者的高度評價和時代讀者的強烈認同，似乎預示著債役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存在價值，但實際情況卻如同中國報告文學文體本身的糾結壹樣難以分辨。跨文體屬性本應是更容易把握世界的優勢，卻被誤解為報告文學的最佳註腳。文本的復雜和文體的快速發展，本應是研究者大顯身手的良好基礎，卻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研究的表面化和膚淺化。報告文學作為壹種文體類型，深受西方文學資源的滋養和滋養，卻在西方文學研究方法的引入中停滯不前。雖然西方文學研究方法有其適用的民族性和特異性，但縱觀中國的小說、詩歌、戲劇等敘事文體，傳統文學批評方法的弊端和缺陷在新興的文學解構方法面前毫無保留地顯露出來。在剝去意識形態的外衣後，文學本身的復雜性和模糊性並沒有被消除，反而被強化，有了更多令人困惑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敘事學、文體學、接受美學等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可以也應該引入中國的報告文學研究。這對確認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和挖掘相關文本的報告文學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壹個
“經過調查，我認為這部小說不足以反映債役工的情況。講述他們生活的真相就足夠了。所以，我對當時所能調查到的材料盡量做到真實，寫出了沒有虛構和誇張的《包身工》，是壹部報告文學。時光流逝之後，回憶壹下夏衍《債役工》的整個寫作過程是很有趣的。壹方面突出了報告文學與小說的文體差異——真實與虛構，另壹方面明確了報告文學寫作過程中的田野調查等壹些必不可少的步驟。而且，很明顯，前文本階段的“調查”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文本寫作過程中的“力求真實”。
陳平原借鑒拉伯克、托多羅夫和熱奈特的敘事學理論，將敘事視角劃分為全知敘事、限制敘事和純客觀敘事三個層次，為研究其中國小說從傳統向現代的敘事轉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全知視角的“補史”和有限視角的“真相”，凸顯了視角不同帶來的敘事功能差異。事實上，類似的視角轉變也反映在報告文學經典作品《債役工》中。
第三人稱敘述者的選擇是我們閱讀《合同工》時對敘事視角的第壹印象，而平和的敘事背後，更多的是畫面感極強的片段。在展示債役工的工作環境、身份、言行過程中，敘述者不是主觀的思考者和行動者，而是客觀的觀察者和記錄者。“沒頭發，光著腳，扣著扣子，幾個昏昏欲睡的‘懶蟲’從樓上沖下來。水龍頭裏擠滿了人，手裏拿著壹些水，往臉上澆。”“這是路東方棉紡廠的車間楊。長方形、紅磚砌成的嚴密封閉的車間區域。”類似的速寫式敘事話語在寫作過程中隨處可見。在這個敘事過程中，作者采用了有限的敘事方式展開，只描寫自己能達到的而不憑空添加，不對客觀看到的環境和人做出主觀的情感評價。這種客觀的敘事方式顯然更容易確認報告文學的非虛構特征，盡管也更難處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無疑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夏衍堅守報告文學文體屬性的意識和努力。
為了更加鮮明地突出報告文學文本寫作的非虛構性，作者在塑造文本中出現的眾多人物形象的過程中，也註重了敘事的獨創性。夏衍采取了壹種不同於五四作家強調精神分析的風格，將人物的內心心理與外在身體分離開來，拋開對任何人物內心心理的分析，而只是冷靜地記錄人物的壹言壹行，讓讀者自己去體會其中的滋味。“揍妳！不起床？懶！等太陽上山？”“死懶！妳不能躺著死，妳活該！”“假病！我給妳找個醫生！”文中到處都是類似的短詞。雖然只是寥寥數語，卻以壹種非常冷靜客觀的方式，將包工頭老板的醜惡嘴臉呈現在讀者面前。他們背後的潛臺詞不言而喻。敘事的質樸能給人壹種真實的身臨其境的感覺，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壹幅客觀真實的合同工悲慘生活的畫面。文本敘事中的任何真實都需要通過語言來表達，而讀者存在感的獲得，正是依靠非小說文體特征的最佳途徑。
對於報告文學這種特殊的文體來說，前期的采訪和調查尤為重要，這是實現其非虛構文體特征的有力保證，也是報告文學作家態度的最好呈現。合同工生活的艱辛，“光收集材料是不夠的，還要實地考察。”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0.15克花絮，盛夏156度高溫下工作的場景，楊樹浦某廠條子車間32名女工中有24名合同工的事實，等等。從我接觸1927債役工主題到1936債役工出版，已經將近十年了。深入全面的調查是夏衍報告文學寫作態度的最好體現，也有力地印證了報告文學的非虛構風格。
二
在現有的報告文學研究成果中，文學性往往被狹隘地限定為“結構精巧、描寫生動、文筆優美、表達流暢、可能具有感染力”。這些表面的概括當然可以看作是報告文學中的“用文”，但並沒有真正觸及報告文學“文學性”的深層結構。事實上，報告文學中文學元素的展示，更多的可以理解為壹種讀者對作家的意識，而不管這種意識的披露和傳播對作家本人來說是否是有意識的。換句話說，“文學性”更多體現在壹個讀者的閱讀體驗上。
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帶給我們的不僅僅是豐富的資源，還有無奈。的確，就每壹個個體讀者而言，由於個人生活經歷的差異性和不完全性，必然會出現自己的閱讀盲區，通俗地說就是不感興趣的點。這壹論斷壹方面印證了“術業有專攻”的古訓，另壹方面也給作者的創作帶來了更高的要求:壹方面要對其盲點給予足夠的重視，另壹方面還要考慮讀者的閱讀樂趣。畢竟閱讀盲區的存在帶來了其他好處。專註於某壹種風格或者某壹個閱讀領域是符合邏輯的，所以自然要完成對該地區的相對程度的熟悉。當這樣的熟悉感白紙黑字地出現在讀者的視野中時，信息的參考固然有助於我們完成閱讀，但也失去了閱讀中“發現”的快感。需要註意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關註的不是那些熟悉的有助於閱讀的慣性信息，而是那些誘惑我們壹直進行閱讀實踐的陌生事物。這樣的辨析無疑加深了報告文學作家在創作過程中敘事策略的復雜性，當然也是明確讀者意識的必然。
就“債役工”這壹文本而言，它的創作緊緊圍繞著底層東方紗廠工人的生存狀況。“他們的正式名稱是‘抵押勞工’。對於當時不熟悉痞子的普通接受者來說，“包身工”成了小說的誘惑，但也構成了明顯的閱讀障礙。夏衍選擇了壹個聰明的方法來解決這個悖論。整個作品以壹個包身工的生活為結構線索，從淩晨四點壹直到晚上。在這個特殊的群體中，有“工頭”、“豬”、“腳路”、“落紗”、“車間”等特殊術語，這些術語無疑是細化包工頭與工頭不平等契約關系的關鍵。”這種作坊沒有普通弄堂房子的前門。他們的前門就像普通房子的後門壹樣。每個前門門框上都釘著壹個三寸長的木牌。”“合同工是‘帶工’帶進廠的，所以他們的集體名詞又變了。在工廠裏，他們被稱為‘實驗工人’和‘培養工人’。在實驗工作期間，意味著他們準備把壹個‘菜鳥’培養成‘熟手’。作者在給予陌生感誘惑的同時，也時刻註意到讀者可能會遇到的閱讀困境，所以對文字進行了解釋。正是在這壹層拆解中，作者展開了債役工苦不堪言、任人欺淩的淒慘場景。無情無義的工頭，瘦骨嶙峋不修邊幅的“柴璐棍”，人物之間鮮明的命運差異強化了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的情感體驗。
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閱讀快感的獲得除了上述的陌生化引誘外，還可以通過介入閱讀來實現。“去楊樹浦的電車經過齊齊哈爾路時，可以聽到壹陣‘沙沙雨聲’和‘隆隆雷聲’。壹進工廠，劇烈的噪音就消除了——不，妳的聽力就癱瘓了。”在這裏，夏衍以第二人稱的形式將讀者加入到文本的建構中，以讀者的身份向妳介紹了棉紡廠工人的非人境遇。在“聲、塵、濕”的三重威脅下，包工頭難免頻繁疲勞。這時，作者把讀者想象成壹個遭受苦難和壓迫的“包工頭”。“因為像野獸壹樣的鐵血暴君在看著妳，只要線斷了，殼破了，皮輥方向不對，甚至車板上有什麽堆積，就會有‘納莫文’(工頭)。在描述莫問對外來工作者的不友善和巧妙的方法時，作者仍然選擇讓讀者走進文本，“比如給妳壹個辛苦的‘命’，或者讓妳做壹件妳不想做的事。“正是這壹系列積極有效的‘介入’，讓我們在閱讀過程中充分感受到作者敘事的獨特性。
三
在我國目前的報告文學創作和研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非虛構”和“文學性”之外，另壹個不可忽視的成分就是報告文學的“社會批判”。“這是報告文學創作的靈魂，也是必須堅守的文學精神。”作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有效途徑，報告文學的文體功能是指對歷史進程和人民生活狀況的直接關註。對社會題材的廣泛采用和強烈批判，體現了中國報告文學介入現實社會生活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感。在以往的社會歷史批評話語體系中，報告文學的文體特征往往被片面地概括，這固然深受傳統紀實文學的影響，但也反映了傳統批評在當前社會歷史語境中的不恰當。雖然“現代報告文學這種新文體，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明顯而獨特的政治思想內涵”，但顯然用“社會批判”取代原有的批判術語，更能體現報告文學強大的社會功能，它的存在是季奚所說的“壹種危險的文學文體”的有力註腳。“我們必須為人類的存在和意識服務”[2]。
在西方，報告文學的出現被認為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報刊雜誌等現代媒體的繁榮促進了它的萌發和迅速發展。中國的報告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梁啟超等人的創作，但現代知識分子對報告文學文體功能的認識卻得益於對西方相關研究論文的翻譯。在這壹歷史進程中，夏衍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10月20日1932、65438+川口浩的報告文學發表在《北鬥》雜誌第二卷第壹期，是我國最早的報告文學研究專著。雖然夏衍只是先翻譯了日本學者以申端為筆名的文章，但他從另壹個側面表明了他對報告文學的關註和推崇。川口浩的相關論述顯然也深刻影響了夏衍對報告文學這壹特殊文學體裁的認識。《報告文學》是壹部重要的報告文學專著，它不僅毫無保留地介紹了川口浩關於報告文學的理論觀點，而且根據時間和地點提出了夏衍自己的看法。其中很重要的壹點就是報告文學要“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早在這個時候，對寫作主體主觀批判精神的強調就已經進入了夏衍的報告文學理論視野。
的確，報告文學作為壹種敘事文體，其特點是敘述者和作者往往是同壹個人。《合同工》寫作中敘事視角的轉換向我們展示了不同敘事聚焦模式的不同功能。在確認報告文學非虛構的同時，也容易引發壹些疑問——作者真的對自己的所見所聞如此冷漠嗎？不要！夏衍的態度很激烈。作者為了傳達自己的主觀判斷，常常進入文本的敘事過程，幹擾敘事，堅決批判那個不堪的時代。“這種貼在這個地方的春聯，好像是以別人為榮，又像是對自己的諷刺。”在客觀描述了日本廠商出租給“工人”的鴿籠狀廠房後，作者站出來不可抗拒地批評了他們，但這裏的表述有點委婉。“柴璐棒”得了急性重感冒生病的時候，那個打雜的趕緊過來罵人，“我壹手抓著頭發，壹手拿著命往地上摔，柴璐棒落在我的手腳上，很像壹條四肢連著吸盤的魷魚。”看似冷漠的描寫，用生動的比喻提醒作者有效的幹預。“不過，從我們孩子的眼光來看，船夫們並沒有虧待墨鴨。現在，如果把這種關系轉移到人與人之間，連這壹點給人的溫暖都不復存在了！”此時，夏衍已經無法抑制他心中的無限悲痛和憤慨。“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暖，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性。”時代工業的技術成熟給社會底層人民帶來的不是經濟富裕，而是奴隸般的苦難。這種令人震驚的情況，在作者最後的結束語中給予了明確的批評，“我也要警告壹些人，當心那些紡錘上呻吟的幽靈”，因為，在他看來，“黎明的到來仍然是不可抗拒的。”黑暗的生活終將在歷史的不斷前進中消失。在批判非人的人類惡魔“工頭”的同時，夏衍還把矛頭指向了帝國主義和反動黑暗勢力。這壹系列非敘事性的話語對於文本本身的建構無疑具有無可爭議的重要性。
70多年很快過去了，夏衍《債役工》中悲慘的生活境遇早已被翻天覆地的新生活所取代。然而，正是由於他的社會批判性非虛構創作，這壹文本才具有持久的魅力。“柴璐幫”是中國現代報告文學人物畫廊難以繞過的典型。強烈的底層吶喊聲不時縈繞在讀者耳邊，久久不散。翻譯、倡導和研究報告文學的夏衍，以《合同工》這樣壹部實踐經典成就了他在中國報告文學發展史上的獨特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