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論利瑪竇的天主教儒學
首先，利瑪竇
利瑪竇(1552 ~ 1610)，西太人，生於意大利中部馬塞拉省馬切拉塔。從小就讀於教會學校，16歲進入羅馬學院學習法律。1571年加入羅馬的耶穌會，繼續在耶穌會贊助的學校學習拉丁語、哲學、神學、數學、天文學等。他紮實的人文素養和自然知識，為他後來在中國傳播西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582年，他參加了壹個來華傳教團，來到澳門，隨後踏上韶關、南京、南昌、北京等地生活傳教。利瑪竇自進入澳門以來，已在中國傳教、工作和生活了28年。於5月1610在北京逝世，享年57歲。利瑪竇真的是下壹季溝通中西文化的第壹人。自黎姿進入中國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成為壹道亮麗的風景線。近代西方的天文、歷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建築、音樂、繪畫等藝術都在此時傳入。" . "利瑪竇不僅是在中國傳教的先驅，也是西方全面研究中國的奠基人。"
二、利瑪竇的傳教策略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的歷史背景是16世紀西歐原始資本積累和殖民勢力海外擴張時期。由於新航路的開辟和“地理大發現”，非洲、印度、南北美洲相繼得到歐洲的承認，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西歐國家的殖民者和商人興起了海外擴張和掠奪的高潮。為了配合這壹擴張，耶穌會士積極開展海外傳教活動，擴大勢力，為殖民者服務。利瑪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派往中國的，其目的和任務非常明確。當時明政府采取閉關鎖國政策，統治者不歡迎這些傳教士，限制他們的傳教活動。萬歷十四年，廣東巡撫劉紀文發布強制令，將外國人驅逐出境並遣返回國。有傳教士要求“請大量出兵入華，兵力要高，不要被中國軍隊傷害。”。這支軍隊有權自由進入中國，通過所有省份。這不僅能起到威懾作用，還能確保傳教工作的安全。”他們還制定了進攻中國的詳細作戰計劃，並強調“沒有軍隊的幫助，沒有人能說服傳教士。以利瑪竇為首的其他傳教士反對訴諸武術。他們認為“在中國教書，是強大的艦隊、龐大的軍隊或其他人類力量永遠無法實現的”。利瑪竇意識到，為了成功地促進基督教的傳播，他必須入鄉隨俗，了解、尊重和適應中國文化，特別是調和和理解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關系，對基督教進行必要的改變和調整，以適應儒家思想、中國習俗和中國文化。他認為基督教和儒家思想大體壹致，可以互補。
(壹)材料“迎合”
鑒於明朝對異端的排斥，利瑪竇通過改變自己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首先開始做材料包裝。
1.學中文，說中文，穿漢服。
“人們不難相信，壹個聰明、有成就、有奉獻精神的民族，可以被解釋為允許壹些同樣以知識和道德著稱的外國人生活在他們中間，特別是如果他們的客人精通中國的語言和文字。”於是他從1582開始學習中文，很快就能說壹口流利的中文，應付各種場合。人們說“理子作為壹個旅行者從海上來...他認識的字很多，跟別人讓客人發財出名不壹樣。”同時，利瑪竇聘請當地有名望的學者與高進壹起講解經文。贊在《現代蠶叢》中說，李的“既然他來到中國，請翻譯‘聲’字，並試譯中國話的意思。同時邀請五經老師在飯堂講解經典，廣交朋友。”李贄在《續焚書》中也說，“吾國之書，皆宜讀之，故請先人音譯，請四書之理者解其義，請六經之明者解之。”為了區分野蠻人，利瑪竇從另壹方面著眼於服飾。在中國艱苦地傳教了近十年後，他接受了士大夫朋友翟的建議。他放棄了仇恨夫婦的裝束，蓄起了頭發和胡須，改穿上了儒者的衣服，冒充士紳，從而完成了壹個傳教士從“仇恨”到“西儒”的形象轉換。他在筆記中寫道:“我離開韶州時，為自己做了壹件絲綢長袍，準備參加壹次盛大的會議...那件用於大型會議的絲綢長袍是仿照學者和達官貴人穿的...這給了我們很大的希望。另外，我們決定廢除“討厭的夫婦”這個名字...在中國人眼裏，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和尚，但是用在很卑微的意義上。利瑪竇拜訪時穿著絲綢西裝，戴著禮帽，帶著兩個仆人，並要求仆人稱他為“主人”，而不是“牧師”。在記錄從“恨”到“西儒”轉變的原因時，他說:“基督教留胡子留長發會有好處，不至於被誤認為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被誤認為祭祀偶像的僧侶。.....祭司要打扮得像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拜訪官員時都要有壹件絲綢長袍穿。在中國人看來，沒有它，壹個人就不配與官員甚至有教養的人平起平坐。"
2.走上層路線，交朋友。
利瑪竇意識到中國是壹個高度集權的專制國家，官員都是從信奉儒家的知識分子中選拔出來的。他們把儒家思想視為正統思想。他們要想傳教，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要得到統治人民或在人民心目中地位很高的官員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妳必須首先獲得王室或其主要顧問的許可，否則妳不能進入大陸。”因此，他始終不忘結交中國的上層人士，千方百計賄賂和結交地方官員，結交士大夫。正如馮應景在《論交朋友》中所說，“西太子八萬裏，東遊中國，以交朋友。”利瑪竇利用世界地圖、鐘、棱鏡、渾天儀、地球儀、望遠鏡、油畫、西洋鋼琴、西洋書籍等西方科技、奇器和物件來吸引中國官員，以引起他們的好奇心，贏得他們的好感。通過這壹策略，贏得了各地督撫、督撫、知縣的青睞和支持，使他們先後在肇慶、韶關、南昌、南京等地駐蹕傳教，終於在1601年(萬歷十九年)第二次進京時獲得了向明成祖獻禮的機會。他向皇帝贈送神的聖像、經書等西方稀有物品，引起萬歷皇帝的興趣，於是允許他留在北京傳教。從那時起，葡萄牙殖民者和教會壹直在向中國大陸派遣傳教士。
(二)“耶穌加孔子”的精神與儒家思想相結合
為了在中國全面傳播基督教，利瑪竇意識到必須提升天主教儒學的理論和策略，必須在更深的精神文化層面開始天主教儒學的“耶穌加孔子”的嘗試。他在盡可能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用儒家經典解釋或附加基督教義，結合天學和儒學的某些內涵，尋求基督教和儒學的相通之處，在兩種不同文化之間構築橋梁，從而獲得。
1，基督教的“宗教倫理”與中國的“世俗倫理”
利瑪竇將基督教的“宗教倫理”與中國的“世俗倫理”聯系起來。他認為儒家的終極目標和總意圖是國內的和平與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經濟保障和個人道德修養。他們闡述的箴言確實在引導人們達到這個目的，這完全符合良知的內在光芒和基督教的真理。
2.“上帝”和“上帝”
利瑪竇在研讀儒家經典的基礎上，主動大膽地在思想上做了壹些改變和調整，他對“神”和“神”都很熟悉。“為了使權威的概念與上帝的名字相協調，教父們總是用上帝的名字來代替上帝，上帝的意思是天上的主。”利瑪竇在他的《神的真諦》壹書中宣稱“我們國家的神是通過文字的神”，“通過古籍，我們可以知道神和神是通過名稱具體的”。為了論證這壹點，利瑪竇引用了經典，比如《中庸》，其中引用了孔子的壹句話，‘為社會服務之禮，為神而用’。周松說:“堅持軍事國王，但無意強大，不顯示成康。上帝是皇帝。他還說，‘如果皇帝來尋求幫助，他將被拒絕知識，並清楚地顯示上帝。’《商代頌》說:‘太陽升起，假期推遲，石頭被上帝雕刻。’雅曰:‘魏文王，小心顯神’。易曰:“天子驚矣。”.....他解釋說，孔子主張‘為小社會服務的禮，也要為神服務’，這說明孔子把神當成了唯壹的神，並不像朱認為的孔子對此什麽也不說。《金騰》中“命屬朝廷”的說法，說明神不是物質的“天”。上帝既然有居所，自然不會是物質的天堂。明版《神真義》中，處處使用“天”或“神”的字眼，以與經書保持壹致。傳教士也稱自己為修士，直到教皇格萊瑉XI在1704年禁止了這個名字，他們才改名叫上帝。這樣，利瑪竇將天主教中的“神”等同於中國傳統中的“神”，使中國人在觀念和文化信仰上接受了“天學”，為“天學”在中國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3.“愛神”與“仁愛”
利瑪竇溝通了“神”與“神”的關系後，協調了天主教的“愛神”與儒家的“仁”。在他看來，儒家講“仁”，本質上就是講愛人，所謂“仁者愛人”。天主教要求信徒愛上帝，而愛上帝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愛別人來體現，愛上帝自然就是愛別人。“如果妳深愛壹個人，妳也會愛妳愛的人。上帝愛上帝，我真的愛上帝，即使是不愛他的人。”“愛上帝的效果比愛別人更真誠...如果妳不愛上帝，妳怎麽能考驗妳對上帝的真誠尊敬呢？”。“愛人不枉，餓了就吃，渴了就喝，為他祈求上帝，死了也不敢忘。”利瑪竇就這樣對接了天主教的“愛神”和儒家的“仁”這兩種思想，進而提出“仁者愛神，所以因神而愛自己和愛人。知其為神，知其人皆可愛，何以愛善？”愛別人的善，靠的是上帝的善，而不是人的善。“也就是說，愛別人是愛上帝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表現。天主教徒愛上帝，教人愛他人，這與儒家倡導的“仁”的宗旨並不矛盾。在他看來，天主教的“愛上帝”和儒家的“仁”之間可以達成某種壹致，甚至是儒家本身所倡導的東西。
利瑪竇采取了以儒家天主教為核心的策略，積極了解中國，適應中國。他有效的傳教策略開啟了從1582年利瑪竇來華到1775 * * 190年明清耶穌會士解散的成功傳教生涯。
三、利瑪竇天主教儒學的特點
利瑪竇作為明末清初進入中國的傑出耶穌會傳教士，學識淵博，通曉中西，對中國的儒學頗有研究。利瑪竇的儒學觀有兩個特點:兼容性和功利性。
(壹)祭祖尊孔——利瑪竇天主教儒學的兼容性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不允許祭祖的，因為它違反了十誡，即真神不允許身邊的任何假神、準神享受祈禱。基督教的祭祀儀式是號召團體和個人做出犧牲。他們所奉獻的不是外界，而是人民自己，把贊美、感恩、信仰和愛獻給上帝，這是壹種精神上的犧牲。在明代的中國，“從皇帝到最底層，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每年壹次的祭祀死者的儀式”，祭品都是在死者的墳前供奉。“每到新月和滿月，大臣們和學士級別的人都來夫子廟拜祭他們的老師。這種情況下的禮儀包括焚香、點蠟燭和鞠躬。每年，在孔子的生日和其他習俗合適的日子，都會向孔子獻上精美的菜肴。"
儒家的祭祖和尊孔習俗與基督教的訓誡處於根本對立的位置，按照他們的說法，應該是水火不容的。但利瑪竇對祖先崇拜表現出寬容，“表現出對已故祖先的崇敬”，祭祀是“表達自己深情的最好方式”，這也有利於教育孩子“學會尊重和贍養活著的父母”。看來，這種在死者墓前祭奠的做法不能被指責為褻瀆神明，也未必是迷信，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把自己的祖先當成神，也不乞求或希望從祖先那裏得到什麽。同樣，“他們不向孔子祈禱，也不向他祈求祝福或希望他的幫助。”他們尊重他的方式，就像上面提到的尊重他們的祖先壹樣。“祭祖尊孔問題體現了利瑪竇儒學的兼容性。基督教總體上反對祭祀，但從未禁止為死者祈禱。而且基督教的復活信仰與儒家的尊祖觀念是相通的，既有利於基督教團體和教會組織，也不違背儒家的家庭精神。利瑪竇看到了兩者之間的聯系，他為中國人的祖先崇拜辯護然而，對於那些接受了基督教教義的人來說，拯救窮人和苦難，追求靈魂的救贖，似乎比這種習俗好得多。“言下之意，中國人可以在尊重祖先的基礎上，通過訓練向基督教信仰靠攏。正是由於祖先崇拜中的敬祖觀念與基督教的復活救世信仰的相似性，利瑪竇對中國人的祖先崇拜表現出寬容和隱忍。
利瑪竇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固有的，是中國最古老的壹種。中國人以儒家治國，有大量文獻，遠比其他門派有名。.....沒有壹個在學術上得了名，甚至從事學術研究的人，接近其他任何教派。”他高度評價中國的聖人孔子，稱他為“大學者”，“中國最偉大的哲學家”，“以其著作和追隨者，以及自己的榜樣，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可與異教哲學家相提並論”，“與中國相比，他獲得了深刻的仁義禮樂之感，宣告了文物的繁榮，如重畫雲見天”。所以利瑪竇對尊孔比較寬容。
天堂與地獄――利瑪竇儒學的功利主義
利瑪竇來中國的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文化，讓中國有更多的人支持上帝，信仰基督。基督教和儒家的區別之壹在於天堂和地獄的概念。利瑪竇對天堂和地獄的解釋表現出功利主義，對基督教和儒家關於誰上天堂誰下地獄的觀點視而不見。他意識到中國的儒家並不相信天堂和地獄。“古人似乎並不懷疑靈魂的不滅，因為人死後很長壹段時間，他們經常會談到死去的人，說他們已經上了天堂。但是他們根本沒有提到地獄裏對惡人的懲罰...他們說，壹個人的靈魂因美德而強化，可以鞏固而持久；但是壞人不是這樣的。他們的靈魂壹離開身體，就像輕煙壹樣消散了。”“他們的信條包括壹個理論，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他們似乎只把報應限制在這個世界上，只適用於做壞事的人，根據他們的功績和他們的後代。”中國人不相信天堂和地獄。他們重視這個世界，只要在倫理道德上不斷提升自己，努力做到“內聖外王”，而不是追求來世虛假的幸福。即使中國人相信天堂和地獄，但儒家和基督教對上天堂和下地獄的判斷標準是不同的。中國人以道德為評判標準，分別上天堂和下地獄:有所成就和善行的人，將在天堂獲得永恒的榮耀；如果妳有罪或錯了，妳會受到懲罰，永遠下地獄。善惡分明，善上天堂，惡下地獄，看妳自己。基督教的觀點認為，即使妳是有罪的、錯誤的、邪惡的，只要妳真誠地懺悔，對上帝忠誠，妳就可以上天堂。而如果壹個人沒有得到神的啟示，或者沒有信仰其他神，那麽即使是聖賢依然會下地獄。這種基督教教義執行雙重標準，使得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原則在上帝面前嚴重失實，極其荒謬。但對於如此巨大的差異，利瑪竇培養了對地獄的“恐懼”和對天堂的“誘惑”的宗教情懷，說服人們最終皈依天主教。這樣就沒有其他善惡的判斷，只有來自天主教徒。他們雖教天地，緩鬼神，違逆親人，但也受神庇護，上了天；不追隨天主教的人是邪惡的。他們雖然敬天敬地，敬鬼神，愛親人，但卻遷怒於上帝，下地獄。天主教的天堂地獄觀與中國重視道德修養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馳，賦予利瑪竇的儒家思想以功利色彩。
第四，利瑪竇對天主教儒學化的貢獻
利瑪竇對中國儒學的認識有傳教目的的戰略考慮，但不能否認他是因為儒家思想的影響而真誠客觀地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何兆武和何高基認為利瑪竇是“西學東漸的第壹個代表”。他不僅第壹次正式向中國介紹了大量有關西方宗教和科學技術的知識，還第壹次正式向西方介紹了有關中國及其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即使在今天，利瑪竇也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歐洲漢學家的鼻祖利瑪竇為歐洲漢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進入中國，是歐洲漢學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利瑪竇最早提出“耶穌加孔子”的思想，將東西方文化融合在壹起。在尊重儒學的基礎上，他盡可能地融合天主教和儒學。這種策略後來被康熙稱為“利瑪竇法則”。事實表明，只有信奉利瑪竇規則的傳教活動才能適應中國社會，才能更好地完成傳教工作和中西文化交流。利瑪竇對東方文化的欣賞和對異教習俗的包容，尤其是他的天主教儒學理論，掃除了中西文化交流道路上的諸多障礙，掀起了近200年西學東漸的浪潮。
動詞 （verb的縮寫）結論
國學之父利瑪竇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中國明末社會的第壹手資料。作為在中國傳教的先驅，他在物質上積極迎合中國的儒家文化，學中文，說中文，穿漢服，走上流路線，廣交朋友。在精神上，他采用“耶穌加孔子”的方法來融合儒家思想，用儒家經典來解釋或附加基督教，在基督教和儒家思想之間尋找相似之處，在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架起壹座橋梁。壹方面，他的天主教儒學觀尊重中國儒學，具有兼容性；另壹方面，為了傳播基督教，以天堂的歡樂和地獄的痛苦說服人們皈依上帝，是功利的。總的來說，利瑪竇欣賞中國的儒家思想，並結合天主教和儒家思想的壹些相似之處進行傳教，使中國認識世界，世界認識中國，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參考資料:
方浩。中西交通史:第二卷[M]。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1983。
[2](法)戴仁。法國當代中國研究[C]。連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2。
[3]費華航，肖瑞華。16世紀中國的天主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