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遇見愛德華之前，我聽說了他在妻子去世前許下的諾言。
瓦萊麗是愛德華的女兒，也是我認識很久的老朋友。她母親去世後不久，她給我講了這個故事。她的母親保拉病了很多年。在她九十五歲生日的前幾天，她是清醒的，沒有意識的，但是有壹天她突然從床上坐起來，特別要求和她親愛的丈夫說話。
“聽我說，埃迪。波拉的語氣堅定有力。”妳現在不能跟我走，否則我們的小家庭會在這裏結束。」
葆拉知道愛德華已經下定決心。他寧願和她壹起死，也不願獨自生活。這是不對的，她說，並敦促他活下去。在他最終同意後，她為這個結婚69年的男人唱了首小夜曲。我開始的第壹首歌是《我的搞笑情人》，然後壹口氣唱了四五十年代排行榜上著名的百老匯音樂劇歌曲和民謠，歌詞都不壹樣。那時候他們還年輕，還躊躇滿誌，相信自己能在娛樂圈大放異彩。寶拉的歌聲如此清晰，以至於她都認不出自己已經胸部感染好幾天了，連說話都很困難。她以《所有的妳》結尾，分段唱道:“我愛妳們的東西南北，但我最愛妳們所有人。」
24小時後，她於2009年10月去世。在她死後的幾個星期內，愛德華非常悲傷，他發現幾乎不可能遵守他對寶拉的承諾。他獨自壹人坐在壹間安靜的公寓裏，坐在餐桌旁，他的家人曾在這裏吃過許多生動愉快的晚餐。最後，愛德華住進了雷諾克斯山醫院。醫生做了壹系列的檢查，但是他們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問題。他們計劃第二天讓他出院。
“我怕他不想活了。”紫羅蘭說，在醫院的候診室裏，她坐在我旁邊。是平安夜，我們同意壹起吃晚飯。瓦萊麗推薦了醫院拐角處的壹家餐館，她和父親在那裏用餐。
這是第三街的壹家小餐館，沒有什麽特色。我們坐下後，戳了戳毫無生氣的紅鯛魚，我們都哭了。那原本是寶拉生日前夕，瓦萊麗還在為母親服喪。現在她很擔心父親，怕他活不成了。
我不知道為什麽當我聽到瓦萊麗告訴寶拉的歌聲時，我淚流滿面。我沒有見過愛德華，雖然那是壹個非常催人淚下的場景，但我還是忍不住覺得，壹部分原因是我自己的不開心被赤裸裸地暴露了。我剛搬到紐約，在壹家報社當記者。我聖誕節要出差。我的婚姻即將破裂，盡管我盡力假裝壹切都很好。而且我很擔心離婚會對小女兒造成很大的影響。我含糊地提出了我的困境——我不想讓瓦萊麗在她父親生病時擔心我的問題——她建議我和愛德華共進晚餐。
“他擅長烹飪。紫羅蘭邊哭邊說，也許她希望這句話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當她回到加拿大時，我會主動去看望愛德華。她的姐姐羅拉是壹名藝術家，和丈夫壹起生活在希臘。
不知道是因為晚餐的美味太誘人，還是我只是太孤獨了，就連和壹個抑郁的90歲老人在壹起都變得有吸引力了。也許我想為瓦萊麗，壹個朋友做任何事情，或者我對她的父親很好奇，這導致我兩個月後來到愛德華的門口。不管怎樣，不管是什麽原因，我從沒想過遇見愛德華會改變我的生活。
在我們第壹次兩人晚餐時，我穿了壹件寬松的直筒連衣裙和壹雙黑色亞麻涼鞋。我輕輕地敲了敲門，然後按了門鈴。幾分鐘後，壹位高大的老先生突然打開門，眼裏帶著微笑，拉著我的手，吻了我的雙頰。
“親愛的！”他說。“我壹直在等妳。」
烤西冷牛排，紅酒汁
嫩土豆
巧克力軟糖
馬爾貝克葡萄酒
起初，我總是帶壹瓶酒去愛德華的公寓。
“妳不需要帶任何東西，寶貝。他說雖然我經常忽略這個建議，但是我覺得很不習慣空手吃飯。
愛德華告訴我，沒有必要敲門或按門鈴。如果我來了，他會知道的，因為我壹走進這間公寓的門，門房就會打電話通知他。而且他家的門沒鎖，但是我們見面不久，他就堅持要給我壹把鑰匙。我怕他早上或者下午在沙發上打瞌睡的時候，我想過來看看他，但是門是鎖著的。他給我的鑰匙鑲在壹條紫色的塑料鏈上，鑰匙圈上的小卡片用黑體字寫著愛德華和他的電話號碼。我們都知道我不會真的用這把鑰匙打開他公寓的門，但我還是禮貌地接受了它——為了表示我的友誼，也為了每天提醒我，愛德華現在是我生活的壹部分。
每次帶酒來，愛德華都會把我的名字寫在標簽上，塞進大廳壁櫥裏的臨時酒窖。衣櫃是他掛厚冬衣的地方。每次在我到之前，他都是選酒陪餐，我帶的酒留到下壹次更合適的餐。
在早些時候的晚餐上，我犯了壹個錯誤。我帶了腌鱈魚丸子，是按照我媽的食譜做的。我怎麽也想不到他會把炸魚丸和他的菜壹起放在桌子上。我沒有警告就給了他這道菜。在我們剛認識的時候，我從沒想過愛德華在準備每頓飯上花了多少心思。剛把那包用錫紙包著的炸魚丸遞過去，我就知道自己失禮了。我也看出了愛德華壹瞬間的疑惑。但他很有禮貌地接受了我的禮物，並邀請我在本周的另壹天去吃晚餐，這樣我們就可以壹起分享煎魚球了。
愛德華不是勢利眼，也不是無法忍受的吃貨。他就是喜歡按規矩辦事。他非常註重自己創造的壹切——無論是客廳裏的家具，還是他的物品。所有的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甚至連椅子的布面都是他做的。而且，他寫詩、寫短篇小說都很有章法，然後耐心地在白紙上重寫草稿，直到滿意為止，交給他的壹個女兒打字。他對烹飪也有類似的態度，盡管他直到晚年七十多歲才開始烹飪。“寶拉已經做飯52年了，有壹天我告訴她，她已經夠努力了，該輪到我了。”他說。
愛德華年輕時就學會了珍惜美食。十四歲時，他留級了，他的父母把他從納什維爾送到新奧爾良他富有的叔叔和嬸嬸那裏過暑假。他的阿姨埃莉諾，壹名教師，決定教他紀律，讓他回到正軌。同時，她還決定指導他做法國菜。
“我被帶進了壹個完全不了解的世界。”他說，回想起1934年在著名的安東尼餐廳的壹頓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壹次吃軟殼蟹的時候。裹上薄薄的面糊，油炸，配上融化的熱奶油。真的很好吃。」
當他開始烹飪時，他從安東尼的餐館借來了法國克裏奧爾菜單，但他也喜歡告訴我，他可以欣賞簡單的東西。他還記得小時候吃水煮白菜的情景。“再加壹大塊奶油，那種味道只有天堂才有！”他到處尋找靈感:他聲稱他從聖約翰那裏學到了炒雞蛋的技巧。
聖約翰？
他是國家鐵路局的廚師。“他壹輩子都被人叫‘小哥哥’。愛德華說。兩人是在與寶拉的壹次火車旅行中認識的，那次旅行持續了十個小時。”他後來參加了浸禮會，壹位名叫艾瑪小姐的廚師照顧他。後來，他自稱為施洗者聖約翰。」
聖約翰對炒雞蛋很有壹套。愛德華問他炒雞蛋的秘訣，聖約翰說他從來不壹次炒雞蛋，而是分幾步。愛德華也把這壹招告訴了寶拉，現在他堅持要教我。他把從農場買來的新鮮雞蛋放到碗裏攪拌。蛋黃是亮橙色的，有光澤。他加了壹點牛奶或鮮奶油，鹽和胡椒，攪拌均勻。然後他在鍋裏融化未加鹽的奶油，當奶油即將變成棕色時，他只倒入壹半的蛋液。
“千萬不要壹下子倒出來。”愛德華又提醒了我。“炒雞蛋要分兩批炒。」
等鍋裏的雞蛋開始冒泡滋滋作響後，愛德華用勺子輕輕松開雞蛋，關小火，把剩下的壹半蛋液倒入其中，把淡黃色滑溜溜的蛋液煎到變得蓬松，完全沾滿奶油，就可以出鍋了。
在南方長大，生活很艱難，所以愛德華學會了變通。他把新鮮的藥草放在鏈條袋裏，然後放進冰箱；把從皇後區屠夫那裏買來的豬油分成四等份，用蠟紙包好，放入冰箱保存。愛德華喜歡在食品專賣店購物，如Citarella和Gourmet Garage，但他也非常樂意在當地市場購物。他沒有什麽時尚的廚房用品，我看過的幾本烹飪書他也幾乎沒翻過，都是好心朋友送的。
“只是做飯，親愛的。我問他為什麽不用菜譜，他是這樣回答我的。”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做菜譜裏的壹道菜。我只是懶得去參考食譜。我覺得被壹張紙綁起來不叫菜。他把打磨好的老湯鍋和平底鍋掛在釘板上，這塊夾板上還貼了壹層錫紙。
我驚嘆於他的機器種類繁多，但我也知道他有自己獨特的品味。他只用亨利爵士杜松子酒配馬丁尼，堅持用黃瓜汁配煙熏三文魚，因為這樣最能襯托出煙熏三文魚的鮮美。他的馬提尼是由亨利爵士的不加糖苦艾酒調制而成，放在百麗單耳玻璃量杯中，和玻璃杯壹起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客人到來。愛德華的馬提尼酒不搖也不攪——他只是將杜松子酒和苦艾酒倒入量杯，讓酒自然冷卻。他會用壹小片黃瓜裝飾杯子，他會讓黃瓜變得又涼又脆。
當他的大女兒羅拉回到紐約居住時，她帶回了壹些從希臘學來的特別烹飪。每當她吹捧Papiri和橄欖油的優點時，愛德華的臉就會抽搐。她懷疑愛德華把她特意為他烤的橄欖油金桃給別人了。“只要是和烹飪或者烘焙有關的，他有些地方都特別挑剔。”洛拉說。
但是今晚在熱鑄鐵烤架上烘烤的愛德華牛排是從雜貨店的冷藏肉櫃中取出的。用香醋腌制的牛排現在已經烤得很完美了，放在事先在烤箱裏加熱過的盤子裏。牛排上油油的肉汁溢出了白色的瓷盤，融化成壹小堆帶皮煮的嫩土豆。壹小塊奶油放在上面，切碎的歐芹撒在上面。最後，愛德華在牛排上澆了壹層光滑的棕色醬汁。它在桌子上
牛排剛剛好軟，吃起來像曼哈頓最好的屠夫提供的肉，而不是從Gritis超市買的。這調味汁有壹股濃濃的奶油味。我問他是怎麽做的，他馬上不厭其煩地解釋。他甚至去了廚房兩次，給我看了半釉面醬，這是他大部分醬料的底料。
“做半釉醬不能心急。愛德華壹邊說，壹邊從冰箱裏拿出壹個小塑料盒，盒子裏裝著棕色的醬汁，是用烤小牛骨和蔬菜熬制的，然後在湯濃縮到大約四分之三的時候關掉。那時候醬又稠又粘。愛德華和許多法國廚師壹樣，使用半釉面沙司，或“蜂蜜沙司”作為沙司的底料，有時也用來煲湯。
“妳不能想著現成的。他接著說，指的是長長的作業。”空了多久等。妳只需要花上好幾天燉，讓醬汁越來越濃。」
我點頭表示理解，小聲說壹切都很好吃。我不是想拍他的馬屁，而是因為我真的充滿了敬畏。在愛德華眼裏，做飯不僅僅是為了充饑。烹飪是壹門充滿激情，有時甚至是嚴肅的藝術，只能和少數被選中的人分享。他絕對不會提供秘方，也不會把菜譜給自己認為對烹飪沒有感覺的人。在倒酒的時候，他告訴我壹個晚餐客人非常贊賞他的烤雞排。
哦，愛德華，妳必須給我食譜！
但是愛德華告訴我，他根本不想把他的烤雞排秘方給她。“真正的烹飪需要奉獻。”他說。“我看得出她不是那麽投入。」
我從愛德華那裏學到了很多烹飪知識。他教我如何烹飪最非凡的烤雞，只需壹個紙袋和壹把香草；如何做出完美的糕點(“奶油，在面團裏加壹點豬油，親愛的。”)，然後在面團上撒壹點香醋，讓醋粘在上面。但從我們認識開始，我就本能地知道，他的廚藝絕不僅限於做飯這壹門功課。他教會了我耐心的好處，放慢腳步，想想我做的每壹件事。
我問他如何將去骨的雞做成凍肉卷，我知道愛德華絕不會只教我剝皮和去骨的技術。我後來才明白，他是在逼我解構我的生活，把它切成骨頭，審視裏面，不管結果會有多難看。
愛德華住在羅斯福島的州立合作公寓裏，有壹個露臺、壹個灌漿走廊、壹個遊泳池和壹個俯瞰東河的大型景觀窗戶。
我最近在我丈夫的堅持下搬到了羅斯福島，這是我們挽救婚姻的最後努力。我不像愛德華那樣是壹個自願的拆遷戶。壹年前，我們帶著小女兒從多倫多搬回曼哈頓，為的是讓我接手《紐約郵報》的調查記者壹職。我們家離Hannah在上東區的學校只有幾個街區。每天，我丈夫都會抱怨街道狹窄，地鐵擁擠，附近兒童遊樂區的垃圾，以及需要在街對面停車——事實上，壹周只有兩次。住在紐約的車主可以理解在大都市必要的折磨。
紐約的汽車保養負擔簡直是壹場噩夢。如果付不起每月至少400元的費用，就要像很多紐約人壹樣，把車停在路邊，但每周要挪兩次車，方便清潔隊打掃衛生。因為壹個車位難求，大部分司機都會開到馬路對面，雙排停車，在車裏等壹個半小時，然後在保潔隊打掃完之後馬上開回自己的老座位。
我覺得只是換到馬路對面停車有點不方便，這是城市生活中壹個離奇卻又必須的缺點。是的，我不是那種要坐在車裏等著清道夫經過的人，但這不是唯壹讓人討厭的煩惱，比如在地鐵上拖著沈重的雜貨；曼哈頓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貴得離譜；高峰時間趕著去面試，卻在人墻裏跑錯了方向；或者去學校接漢娜。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大問題。我身邊有誰受不了？我們都在同壹條船上。這對每個生活在紐約的人來說都是壹個挫折。
事實上，我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發展中國家采訪，我喜歡紐約的混亂。紐約本身就是第三世界國家，交通堵塞，垃圾桶滿溢，政客腐敗，黑暗的街道和地鐵軌道上老鼠橫行。炎熱的夏天，我會打開公寓的窗戶，迎接嘈雜的交通和施工噪音。
“妳瘋了。梅麗莎說。她是我在紐約郵報的同事和新朋友。作為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他總是渴望和平。
但在紐約生活的頭幾個月，我顯然不明白。有壹天，我正站在高峰時間等待6號列車。我在市中心，急著去住宅區見漢娜。地鐵站臺上的通勤者足有三層樓那麽厚，進站的列車都是滿員。我轉身看著站在旁邊的壹位虛弱的老婦人。
“哇，我們可能上不了車。”我說，瞥了壹眼人群。
她看我的眼神只能用憐憫和鄙視來形容。“妳是哪裏人？”她問我。
“加拿大。”我怯生生地說。
“那妳就不能上車了。”她笑著說。
然後我看著這位優雅的女士抓起她的軟皮手袋，輕盈而果斷地擠進了滿滿的列車。她沒有推擠就擠進了已經很擁擠的車廂。她在車掌關門前跨進車廂，姿態從容優雅。
我等下壹班火車，但是已經滿員了，但是在車門打開的那壹刻，我變成了紐約人。不用虛張聲勢，不用說“對不起”或“對不起”，我就加入了人群，溜上了火車。
我丈夫拒絕適應，壹周中沒有壹天我沒有聽到他的最後通牒，要我離開這個地球上最糟糕的地方。“又是壹年，就這樣。”他是這麽說的。但是我們的婚姻岌岌可危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搬到了紐約。我們已經背著感情的包袱跨越了兩個大陸。我們總是在搬家，打包和拆包，在我們擁有的不同房子裏安排家具，填寫壹份又壹份的公共辦公室表格，申請去全國各個角落的簽證，例如科索沃和巴西。我們不必在匆忙之後去面對我們脆弱的關系。每次心裏的苦都上桌，每次緊張感增加，我們都渴望換個風景，無法在上東區狹小的公寓安頓下來，於是決定換個區試試。我們仍然堅信房地產可以挽救我們搖搖欲墜的婚姻。
羅斯福島有壹個我們能負擔得起的停車棚。即使在壹個破舊的地方，屋頂漏雨，電梯幾乎不能工作。而這個近兩英裏長的島嶼似乎是壹個很好的隱居地，遠離曼哈頓的喧囂，乘坐電車和地鐵可以快速到達市區。春天，面向曼哈頓東區的徒步區到處都是推著嬰兒車的父母、慢跑者和手拉著手的情侶。夏天的夜晚，居民們聚集在島北端的燒烤區舉行盛宴，濃重的空氣中飄著烤牛肉的香味。有壹家河邊咖啡店，可以看到聯合國宏偉的建築和皇後大橋下來來往往的拖船。
所以就在我和Valerie在平安夜上東區的壹家餐館吃完晚飯後，我發現自己搬進了壹個離Edward只有幾個街區的地方。我們的聚餐逐漸變成了每周壹次的活動。我知道他和我壹樣期待。他花了幾個小時為我寫下食譜，並對我的生活提出坦率的建議。他還在為心愛的寶拉哀悼，我也慢慢意識到自己的婚姻有多不幸福。
但無論愛德華羅斯福島公寓外的世界發生什麽，晚餐都是壹個神奇的插曲。我們享用了雞尾酒、壹瓶紅酒和愛德華那天想做的菜。艾拉·費茲傑拉、比莉·哈利迪和伍德羅·蘭博的歌曲在室內飄蕩，但有時只有令人愉快的寧靜和從14樓窗戶呼嘯而過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