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蘇區"肅清反革命"紀實張:女兵因為長相漂亮被處決。

張和* * *(資料圖)的照片成為“通敵”的鐵證1932 12。2月下旬，紅四方面軍進入川北後，連戰皆捷，隊伍迅速壯大，根據地不斷擴大鞏固。紅軍羽翼豐滿的時候，張在川北發動了比鄂豫皖更大規模的反革命運動。張確實以“肅清反革命”的名義斬斷了異己，但當時嚴峻的現實是川陜蘇區確實有壹些反革命分子猖獗。反動士紳組織的“蓋天黨”和“白粉會”，甚至利用封建迷信公開進行武裝反革命活動。比如赤北縣解放後不久，縣裏的蘇維埃幹部就在市中心的土臺子上動員人民疏通河道，幫助紅軍暢通後勤運輸。混在民間的“蓋田黨”分子突然向臺上的幹部猛烈開槍。與此同時，另壹只老虎沖進安全局赤北縣監獄與犯人合作，殺死縣安全局局長和看守，並搶劫犯人。1933年8月，隱藏在紅29軍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勾結敵人，發動了震驚蘇區的“瑪爾亞事件”。紅29軍軍長陳千倫、政委李根和紅軍將領幾乎全軍覆沒。只有副指揮* * * (* * * *之父——作者註)活了下來。面對如此猖狂的反革命活動，采取嚴厲措施加以鎮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必要的。問題不在於張是否應該執行反革命，而在於這壹次的反革命仍然像以前壹樣散漫，以至於許多忠誠的革命者僅僅因為莫須有的懷疑就被推上了斷頭臺。更可笑的是，壹些安保幹部以素養來判斷好人壞人，手上有沒有繭子，皮膚黑不黑。就連大衣口袋裏揣著筆的人也不幸成為了革命者的目標。而且領導革命黨人的張性格剛愎自用，容不得不同意見，在重大問題上稍有抵觸就被視為異己。1932 65438+2月，紅四方面軍西征川陜途中，、於都三、鄺繼勛等人在小河口會議上尖銳批評張放棄鄂豫皖根據地的錯誤。張被孤立，被迫檢討，但他壹直苦不堪言。紅軍剛在川北站穩腳跟，他就開始進攻:把曾中生、於都三投進了監獄；匡繼勛入川不久就被剝奪了軍權。他先到新成立的川陜臨時革命委員會任主席，不久又被調到赤江縣任空司令。1933年2月中旬，川北土豪田圍攻紅軍時，張到川陜革命臨時委員會視察。出門上馬時，他忽然想起什麽似的，對況繼勛說:“我寫給田的信，好像沒有用。妳在川軍當過旅長，在軍營裏交了很多朋友。妳也想給他們寫封信嗎？即使不能動員他們叛變，爭取他們的中立也是好的。況繼勛想了壹下，說:“謝德堪(川軍旅長)在成都的時候曾經拜過我，我幫了羅澤洲不少忙。這壹次，他們也帶來了軍隊。我可以給他們寫封信試試。”然而，況繼勛寫給羅澤洲和謝德堪的信卻莫名其妙地落到了張手裏。張以“通敵罪”逮捕了這位驍勇善戰的紅四方面軍創始人之壹，政治保衛局把匡綁到了同江虹口鄉的關帝廟。和三人也被張拘留，罪名是“做右傾集團的頭子”和“慫恿陳取消右傾集團”。面對張精心設計的陰謀，鄺繼勛知道這是碰運氣。他在臨刑前的遺書中寫道:“仲生同誌和(張——編者註)，我就先走了。請照顧好自己。如果妳們活到勝利，請向黨中央報告，鄺繼勛是革命的，死得冤……”幾個高管把鄺繼勛的雙手反綁在背後，推到關帝廟後面的院子裏。他們把繩子套在鄺繼勛的脖子上，把繩子扔到樹叉上。另壹名高管抓住繩子，使勁拉...五天後，於杜三被殺。1935年9月，在川西卓克基，張命人將處死。小河口祠堂血案的反對者被張消滅，由川東地方武裝遊擊隊改編的33軍指戰員很快成為肅反的重點對象。部隊從原來的防守陣地轉移，集中在宣漢的南壩場、馬桑溝、黃石壩、土門子等地。陸軍從河南、湖北、安徽派出300多名幹部“摻沙子”，掌管各級統壹軍權。政治保衛局派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壹頭紮進33軍。根據他們掌握的名單，他們逮捕了“反革命分子”並對他們施以酷刑。在粗略的審判後，他們開始處決他們。噩耗頻頻傳來，連英勇善戰的紅33軍97師師長王波都嚇壞了。這壹天，王波接到羅南輝副司令員的電話，通知他第二天去雙河場開會。王波帶著四名警衛在半夜出發，趕往80多英裏外的雙河場。到達後，王波得知會場設在兩裏外的楊家祠堂，只準首長前往，警衛在原地等候。在第98師師長姜、政委龔的陪同下，走出了訓練場。他們憑士兵的直覺發現那天的警報非同尋常。每走幾步路就有壹個拿著槍的紅軍戰士站在路兩邊，從服裝上壹眼就能看出不是他們33軍的戰士。他們當然不可能知道，就在壹天前，政治保衛局局長親自帶領300名高管來到雙河場，等著33軍的中高級指揮員安分守己，來個脖子受盡屠戮。卻說、姜、、龔三人，壹進祠堂門，便叫三人把兵器交出來。忐忑不安地走進大廳，註意到33軍三個師長中只有他壹個人:蔣剛被捕，99師師長冉南軒不見了。以前開會遇到下級指揮員，總喜歡罵人，“涮罐子”。特別親熱的羅南輝副司令員只是冷冷地向他點點頭，眼神裏有東西。後院的喊叫聲和咒罵聲很快就傳到了大廳裏，在場的指揮官們驚慌失措，互相交頭接耳。參加會議的王波和第33軍的其他指揮官情緒激動，要求離開房間，但他們被門口的武裝執行官攔住了。當保安局局長得知除33軍政委楊克明和政治部秘書長魏傳通外，死亡名單上的其他70人已全部被捕時，他站起來厲聲說:“不要不安分，在座的同誌都是黨的忠誠戰士，但反革命分子是如此陰險狡猾，他們用幻想蒙蔽了妳們的眼睛。我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向大家宣布，中心分局政治保衛局不是白吃的。在對33軍采取行動之前，我們已經掌握了滲入33軍的“蓋天黨”和“白粉會”分子的準確情報。執行隊長壹聲令下，將被捆綁的、冉南軒、蔣等73名中高級指揮員帶到天井。周圍都是手持雪亮刀的殺人執行者，外面都是荷槍實彈的槍手。當李師中看到這壹幕時，他憤怒地對保安局局長喊道:“看來妳是今天這壹幕的主角。我問妳，大家都是張主席領導的紅軍。妳為什麽把我們綁起來？保安局局長沒有耐心和他爭論，他突然對執行隊長喊道:“妳在幹什麽？妳為什麽不開始工作？”壹聲令下，所有戰士蜂擁上前，雪亮的大刀在紅軍指戰員頭上砍下...被殺的楊克明和魏傳通剛到門口，壹個在川東當過遊擊兵的老頭從路邊飛出來，喊道:“我不能走！”“又說他剛在楊家祠堂院墻外看見川東遊擊隊好多頭目被“外省老鄉”捆住，好像要砍頭。楊、魏慌忙調轉馬頭，只顧逃命。張趁熱打鐵，以學習為名，下令集中拘留33軍壹名知識分子黨員。隨後，鄧廷弼、高繼生等200多人相繼被處決。雙河場慘案發生前，紅33軍軍長王維舟已被剝奪軍權，轉送彭陽軍校學習。當許多下屬慘死的消息傳來時，王維舟震驚了:中共中央派來的全權代表怎麽能用比對付敵人更殘酷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同誌！兩軍會師敲鑼打鼓放鞭炮的時候，每壹個官兵都為自己是主力紅軍的壹員而無比自豪。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沒有換上的軍裝，就落入了張設下的壹個又壹個陷阱，被斬首、活埋，死得很慘，走上了歧途！悲痛欲絕的不顧個人安危，闖進司令部找張為犧牲的戰友求情，卻遭到張的嚴厲駁斥:“什麽黨的忠誠戰士？”壹個頭上裹著白手帕，穿著長衫，動作稀疏的人，看上去像個土匪。威州同誌，雖然我們是老戰友，但我還是要提醒妳，在這麽嚴峻的形勢下，妳壹定要在頭腦中強化敵人的概念。王維舟生氣地反駁道:“郭導同誌，妳說我王維舟領導壹幫土匪與夏川東部反動勢力鬥爭了這麽多年，是什麽意思？川東遊擊隊誰把我當土匪？是* * *，是軍閥！我真不敢相信，在這種情況下，它能出自妳* * *中央全權代表之口！”冷冷地說:“張同誌，妳太沖動了。我采取了激烈的措施來防患於未然。當發生類似29軍的事情時，我會後悔的。”與張的爭論未能減輕的痛苦。而且，他還得聽從張的吩咐，回去收拾這個爛攤子。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也從未動搖過黨的事業。當部下要求他帶領大家遠離四方面軍，另立山頭時，他堅決制止。當少數人被大清洗嚇壞，密謀背著他把槍口拖向敵人時，他毫不猶豫地采取激烈措施，先發制人。他忍著心裏的痛，顧全大局，壹如既往地出去戰鬥...張平定“鴻門宴”，被張殺害的，還有紅軍獨立師師長任。四個月前，任是川軍部獨立旅旅長。該旅是楊的精銳，有2000多人，有多挺手提機槍和迫擊炮，火力很強。然而就在南江城外，在的唆使下，任毅然掉頭，投入了革命陣營。時任紅25軍73師師長的王樹聲緊緊握住任的手，不停地說:“革命不分先後，就過來，就過來！””不久任的獨立旅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壹個獨立師。1933年5月，田企圖從南北夾擊紅軍，任率獨立師迎戰空山壩戰役，給田以沈重打擊。任還被中華蘇維埃和臨時中央委員會授予通電。然而，有著強烈宗派意識的張始終不相信軍隊，尤其是那些叛變投誠的軍官。在與親信的談話中，他反復強調，起義和投誠部隊需要槍支、士兵和官員。6月下旬的壹天，張在旺蒼縣木門鎮木門寺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要求師級以上指揮員參加。他們以為是來參加壹個重要的軍事會議，沒想到是“鴻門宴”。當指揮官們在古廟前下馬時，他們感到氣氛異常。他們周圍不僅設置了崗哨，還有荷槍實彈的巡邏隊在四處走動。張擡起頭來，壹個壹個地檢查了與會者:“有些地方，鎮壓革命派不堅決，不徹底。有些人在參加紅軍之前是反動派的爪牙。他們參加紅軍的時候，還搶地主富家的錢，甚至* * *他們的女人。結果如何？口頭承認錯誤，讓家人帶兩頭豬來部隊，就算投降了。在壹些單位中，有許多地主富農滲透進來，甚至擔任不低的職務。我想問壹些領導同誌，這樣的隊伍是人民軍隊，還是已經發展成為地主富農的武裝...”任心裏猛壹揪，他領導的部隊確實成分復雜。改編後，雖然在戰場上表現出色，但也能劫民財，分贓，甚至偶爾強奸婦女。對這種惡劣行為，何、劉啟、態度堅決，按照紅軍紀律嚴肅處理。他們還公開槍斃了地主的妻子和女兒這三個領導成員。更讓他緊張的是，前幾天川軍進攻的時候，他的壹個叫楊希儒的營長帶著人在前線嘩變。那天晚上，張壹民被安全局的人帶走了，至今他還不知道任何關於他的事情。張接著說:“第壹，必須繼續檢查紅軍中的階級成分，經常註意檢查，徹底迅速檢查，特別是加強對投降士兵和新兵的檢查，堅決徹底地把壹切壞分子和地主富農從革命隊伍中清除出去；第二，反革命分子對地方武裝的滲透是早有計劃的，各級政治機關和軍事指揮機關必須大力肅清地方武裝，特別是地方武裝中的頭目；第三，必須加緊改造蘇聯，肅清隱藏在蘇聯內部的壹切壞分子...”張突然沈下臉來，吼道:“逮捕滲入紅軍的反革命分子任！”任壹驚，還沒等他開口辯解，站在他身後的兩個士兵已經把他的胳膊扭到背後，綁了起來。張繼續宣布壹長串“反革命分子”名單，讀壹個，綁壹個...任被捕後，他才知道已於三天前被處決。獨立師連級以上幹部也全部進了監獄。他們成為囚犯後的第壹個考驗是用石頭砸死他們敬愛的老師。任被推進坑裏，壹聲令下，俘虜們排成壹長串，每人手裏拿著壹塊石頭，依次上坑去砸。邱正和與任上校是結拜兄弟。他們拒絕開始工作，並立即被綁在背後的手，並被推入坑裏...歷史不僅浸透了太多苦澀的淚水，也沾染了血漬。許元帥還記得半個多世紀前發生的由自己人造成的大災難:“張親自審問他。起初，我被要求參加會議，因為我提出了壹些不同的意見。後來幹脆被扔到壹邊，連會議都不讓參加，甚至暗中審查我。“肅清反革命”的對象主要有三種人:壹是從白軍過來的人，無論是起義的、叛變的、被俘的，有無反革命行為，都要審查；第二，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不論表現如何，都要考察；第三，知識分子和學了幾天的青年學生也要審查。重則斬首，輕則清洗。為防止部隊變動，張等分局領導還決定按營解散混合組織。分局組成巡視組，派到各師監督“肅反”，搞得大家沒有安全感，熟人見面都不敢說話，怕被說成“秘密組織”、“反革命活動”。”(許著《歷史的回顧》，* *出版社，1987版)《紅軍之家的毀滅》紅33軍內各級指戰員被張帶走，而軍統特務營營長任自然是生不如死。任是壹位功勛卓著的英雄，也是當時川北根據地著名的“紅軍之家”的壹員。這個家庭裏，有、王心正兩兄弟，王心石、、三姐妹，還有被收養的任，都參加了紅軍。紅軍之家的兄弟姐妹中，年齡最小的是女將軍王新蘭(長征路上年齡最小的女紅軍肖華將軍的妻子)，她參加紅軍時才9歲。他們的叔叔是王維舟，川東遊擊隊的總司令。王家參加紅軍在川北蘇區是壹段佳話，連省蘇維埃的機關報《川北窮人》都發表文章介紹“紅軍之家”。但這6人中有4人成為革命烈士的原因卻讓後人感觸頗深:他們沒有壹個人死在敵人鬥爭的戰場上，都是被自己人殺死的，只留下了王心石和王新蘭兩姐妹。紅軍房子裏第壹個被殺的人是的四弟任。罪名是他在參加紅軍(那是黨組織派來抓槍作* * *)之前就已經是清溪鄉的團支書了，很多在他當團支書的時候和他交往密切的當地頭面人物後來都成了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白粉會和蓋田黨的成員。1933深秋的壹個傍晚，任被反綁雙手，帶到鳳城山，那裏樹葉沙沙作響。幾個紅軍戰士把他推到壹個土坑前。坑很大，裏面有被骷髏、骨頭和野狗撕爛的* * *灰布，還有很多新鮮的殘缺不全的屍體。站在他身後的幾個紅軍戰士都拿著大刀，但沒有殺他。他們介紹了壹個犯人，請他做劊子手。犯人不願意，苦苦哀求拼命撤退。紅軍戰士用刀背砍他，壹個官員甚至威嚴地訓斥他:“這是壹個機會，看妳能不能和妳的反革命姐夫劃清界限，接受革命的考驗！”——被迫當劊子手的，是和王心正、任的妻子王的兩個兄弟。任傷心地喊道:“得了吧兄弟，妳不砍我，他們就動手，我也不怪妳！”即使經過如此嚴峻的考驗，王家兄弟生來必死無疑。壹個月後，兩兄弟也被安全局處決。臨刑前，兩兄弟滿懷悲憤，提出要見老師道別。王波老師和士兵們站在壹起，但眼淚只能流進他們的心裏...王波後來在壹次老同誌聚會上發言說:“50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記得那雙含淚的眼睛，像燈壹樣，壹直亮在我的腦海裏。”還說，解放後，他見到王時，從未談起任被害的事，也沒有談起他與新民、新鄭最後的分手。在京的對來看她的人說:“其實，我四姐知道任的死訊。任在鳳城山被殺的那天，壹個認識他的農民躲在壹個石袋後面看見了。他馬上跑到清溪場向我四姐匯報。四姐趕到那裏時，已經是半夜了。她感覺到了黑暗，從死者中認出了她的丈夫。她把他背到長田灣，悄悄地挖了個坑，把他埋了。她還讓泥瓦匠們做壹個牌位，立在墳前。後來紅軍撤退後，還鄉團回來挖墳，砸碑。”最美麗的王信國在福祿被處死。當時的前進劇團、中央黨校、紅軍大學都住在爐霍城裏的壹個大廟裏。壹天晚上，小藍欣和她的姐姐郭鑫睡了。不知什麽時候，小藍欣被驚醒了。當她睜開眼睛時，她姐姐已經被幾名士兵拖了上來，正在用繩子捆她的胳膊。沒有任何解釋，士兵們把她綁了起來，推了出去。王新蘭當時只有12歲，但是看壹看寒冷的大氣就知道災難即將來臨。她撲向她，拼命抱住姐姐的腰，哭著說:“姐姐是個好人。不要帶她走！”王新蘭看著她的姐姐被帶進了深夜，再也沒有回來...王新蘭壹直很關心這個新國家的滅亡。許多年後，通過她的丈夫肖華，她從壹位負責肅清反革命的領導人那裏得知，殺死王信國的原因是她太漂亮了，而且皮膚白皙。她壹看就是個乖乖女，壹個加入革命隊伍的地主資產階級家庭，不“收拾”她不放心。王心石，王新蘭的五姐，曾是女子獨立團的戰士。長征時，她背著壹個嬰兒跟不上隊伍，被動員離開了金笳山腳下的部隊。她壹路乞討回到老家清溪場，壹輩子在大巴山當農民。“紅軍之家”就這樣被極左思潮毀掉了。在這樣的大屠殺中，王新蘭無法指認真正的兇手。當然不是。他們都是對黨絕對忠誠的軍人。就連下令殺人的張和陳昌浩，也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執行了殺人命令，殺死了許多紅軍官兵、蘇維埃幹部和幾名紅色群眾的四方面軍幹部。王新蘭不能否認他自己也會這麽做...因為主觀上，他們也是為了“凈化革命隊伍”，“搞好紅軍”！1950年，王維舟、於泓源率中央吊唁組返回川北，在通江王平紅軍公墓前痛心疾首地說:“最不幸、最痛心的是，黨培養的300多名年輕幹部無辜犧牲。這幾年來，這些同誌和我同甘共苦，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同敵人進行了殊死的鬥爭，創建和壯大了川東遊擊隊，沒有被反動派打死。但在與自己人成功會師後，又犧牲在張左傾路線的屠刀下。”暴露傷痕累累的傷口是為了吸取流血的教訓。這場浸透了血淚的悲劇，無疑是遇難者呈現給後人的壹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本文原載於2010第12期，同舟共濟。原題為《川北蘇區‘撤銷’紀實，張來源:人民網中國網絡文化轉載本文僅旨在信息傳播，不代表贊同其觀點和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