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發現：這位皇帝還是壹位海鮮火鍋的超級吃貨。在《明宮史》（《明宮史》是明人呂毖從明朝宦官劉若愚所著的《酌中誌》的二十四卷裏選出的其中的第十六卷到第二十卷）中，有了對海參烹飪的詳細描述。據說，明熹宗喜歡將灸蛤、鮮蝦、燕窩、鯊魚翅、海參諸海味十余種***膾壹處食之。仔細想來，這不就是當下十分流行的海鮮火鍋嗎？
當時，海參火鍋還只是壹種宮廷食品。因為明朝萬歷年間的《金瓶梅》的眾多飲食譜中，也未見到過海參入菜的菜式。
《隨園食單》記述了中國十四世紀至十八世紀流行的326種南北菜肴。
作者袁枚（1716—1797），清乾隆年間有“北紀南袁”之說，是與紀曉嵐比肩的才子。袁才子是壹個美食主義者。他活了81歲，積40年孜孜不息之努力，寫出壹本在中國飲食史上的絕作《隨園食單》。這本縮微版的中國飲食百科全書，將壹千年來長江流域壹帶中國人的吃，囊括壹盡。
《隨園食單》記述了海參入菜，其“海參三法”中說道：海參無味之物，沙多氣腥，最難討好。然天性濃重，斷不可以清湯煨也。須檢小刺參，先泡去沙泥，用肉湯滾泡三次，然後以雞、肉兩汁紅煨極爛。輔佐則用香蕈、木耳，以其色黑相似也。大抵明日請客，則先壹日要煨，海參才爛。嘗見錢觀察家，夏日用芥未、雞汁拌冷海參絲甚佳。或切小碎丁，用筍丁、香蕈丁入雞湯煨作羹。蔣侍郎家用豆腐皮、雞腿、蘑菇煨海參亦佳。
在袁枚的記述中，江浙壹帶的高級官員，如錢觀察、蔣侍郎已經在家中用海參來宴賓客，並對芥末、雞汁涼拌海參絲倍加推崇。
《隨園食單》提到：海參無味之物，沙多氣腥，最難討好。
確實，海參，壹種古老的海洋軟體動物，靠獨特的自衛手段得以頑強生存下來：當敵害襲來的時候，海參會將自己的內臟噴射到海裏，形成壹個“假目標”吸引捕獵者，自己則借機逃得無影無蹤。大約50天之後，它就會再長出壹副全新的內臟，繼續在海底逍遙。這是海參能夠繁衍6億多年而不絕的關鍵因素之壹。
海參“皮糙肉厚”的特點，使其在相當長的壹段時間裏，被排除在人類的食譜之外。
早在三國時代，沈瑩的《臨海水土異物誌》就記載了壹種被稱為“土肉”的沿海特產，這或許是漢語文獻中最早的關於海參的記錄。但那時的中國烹飪，還是以炙法（燒烤）為主，而海參在被明火直接燒烤之後，會硬得像塊橡皮，幾乎咬不動。
兩宋時期，沒有對人類食用海參的記載。吳自牧的《夢粱錄》中，只有對幹貝、燕窩的記載。宋李肪等編纂的《太平廣記》收集了自漢至宋初的野史500卷，在其卷10水族中，提到的水產類食品61種，未見海參。
中國人對海參食用價值的認識是從明朝開始的。作為中藥材，李時珍在1590年出版的《本草綱目》中也未見提到。而是明末姚可成匯集的《食物本草》中，才有對海參的詳細描述。趙學敏的《本草綱目拾遺》中，也有較詳細的記載，稱海參的藥用價值敵人參，故名海參。
海參的入菜，到了乾隆後期，才逐步的盛行起來。這也恰恰是袁枚在《隨園食單》中，首次對海參的三種做法進行了詳細描述。
海參能夠進入海味八珍，並成為高檔餐飲，原因之壹是魯菜的盛行。魯菜的扛鼎之作是蔥燒海參。但魯菜的精華很多又出自孔府，由葛守田主述的《中國孔府菜譜》中，列出清代菜式170種，其中，珍品類39種。而海產品占到28種，海參占到4種，包括竹影海參、扒瓤海參、奶湯金銀海參、魚皮扒海參。
滿漢全席，最初是晚清到民國期間，大型莊館以大型傳統宴會的壹種商業稱謂，其早期雛形是清朝李鬥所著《揚州畫舫錄》中的“清代揚州滿漢筵”。乾隆下江南時，當地廚子為取悅皇上，特地學了壹些山東菜加宮廷菜，使接待宴形成了壹種新筵席，既融入京城宮裏的禦膳，也摻雜了當地的南國佳肴美味。揚州滿漢筵中，已經有了海三燴蹄筋。
後來舊京八大樓承辦壽宴，常以此菜譜為藍本制作筵席，冠以“滿漢全席”之稱攬客。滿漢全席流傳至今的217道菜點中，海參出現了12次，其中主菜有：第55道菜式紅扒大烏參。
1978年，應日本富士貿易株式會社的請求，仿膳飯莊制作的滿漢全席，其中主菜就包括蝴蝶海三。
18世紀後，海參繼絲綢、瓷器、香料之後，成為“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壹個品種，也將南半球的澳大利亞人與北半球的望加錫人、華人緊密聯系在壹起。望加錫-廣州-澳門，這曾是壹條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也就成了壹條海參航線。
印度尼西亞群島中段的望加錫海峽，是亞洲和歐洲間的重要洲際海上航道，是從中國南海、菲律賓到澳大利亞的重要航線，也是東南亞區際間航線的捷徑，號稱世界上有重要軍事和經濟意義的八大海峽之壹。
300多年前的望加錫，是東南亞最大的城市、最大的港口、最開放的自由貿易口岸、海上絲綢之路的中轉站、香料群島的門戶和交易集散地。明嘉靖年間，海上絲綢之路日益繁華，廣州-澳門-望加錫成為海上貿易的壹條固定航線：每年秋冬，葡萄牙商船在澳門起航，乘著東北季風，滿載著絲綢和瓷器抵達望加錫。來年春夏間，再將胡椒、檀香木等香料運回澳門。史料記載，當時僅中國商船每年約有10至22艘，1637年至1644年間每年運往中國的胡椒在800至1200噸，最多的壹年運量為2000噸，占印度尼西亞總產量的六分之五。
中國清朝海參需求的興起，被以海上貿易為生的印度尼西亞望加錫人牢牢抓住。1666年前後，望加錫人發現了澳大利亞北部的海參，並開創了澳大利亞北部第壹項出口貿易——海參。
望加錫人每年到澳大利亞北部壹次，12月或來年1月季風伊始時抵達，等到6月順著回風返航。與望加錫人在澳大利亞北部進行交易的，是澳大利亞的雍古族人。
雍古族人是當地的土著民族，他們不吃海參，認為未經加工的海參有毒。就連全套的海參加工手藝，都是望加錫人帶過去的。在展覽中，有歷史照片記錄了當時的海參加工站：望加錫人將海參切開，煮熟、烘幹、煙熏，然後運往南中國的港口，換來中國的銀子。
望加錫人給雍古族人帶來了貿易的機會。雍古族的男人會誌願去望加錫人的船上工作，雍古族女人則很願意和望加錫人聯姻。在澳大利亞雍古族人的樹皮畫上，就有反映這種情況的：雨季剛來，漫天的積雨雲都呈現三角形，這不僅意味著雨季的到來，望加錫人的船也要來了。
隨著貿易壹年年進行，中國人、印度尼西亞望加錫人和澳大利亞土著人的文化也逐漸向彼此傳遞。比如，在澳大利亞土著人的音樂和語言中，我們就能找到壹些望加錫人的痕跡。而今天中國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廣泛交流，更是200多年前海參貿易的繼續。
澳大利亞土著人因為國際貿易而與外界發生交流——他們賣出了海參，與他們交易的望加錫人不僅帶來了刀具、襯衫、帽子、米、糖等商品，也帶來了外界的文化和娛樂方式，比如紙牌遊戲。今天已經在世界上大多數地區普及的紙牌，也曾經見證了兩個大洲的人們文化交流的歷史。
華人視海參為四大“海味”：鮑、參、翅、肚的壹種，是壹種名貴食品。
華人海參消費局限於節慶（中國春節）、婚宴、宴會等。全球90％的海參漁獲量都加工制成各式幹制品，供亞洲市場消費，其主要市場為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和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海參在日本不是壹個受歡迎的食品，年進口量僅3噸～4噸，冷凍幹制品為其進口類型。韓國每年進口15噸～20噸的海參幹制品。在泰國，食用海參僅局限於觀光業，泰國人不太喜歡海參。西方國家（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比利時等）進口海參供華人食用。
中國大陸海參進口壹半源自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韓國、泰國（55噸）為其他主要進口國。中國大陸海參市場的年進口量約5500噸，顯示出了中國大陸對海參國際市場的重要性和主導性。值得註意的是，由於消費群的購買能力參差不齊，使得中國大陸海參市場囊括所有種類和等級。
本文部分資料圖片來自首博展覽《海參-華人、望加錫人、澳洲土著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