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23年魯迅就公然宣稱：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或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
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壹按他的胃，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壹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所賣掉。人類有壹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饑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裏，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麽？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魯迅又指出：“正如涸轍之鮒急謀升鬥之水壹樣，就要爭取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無需乎震駭壹時的犧牲，不如深沈的韌性的戰鬥。”（《魯迅全集》第壹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壹版，161—164頁。）
魯迅這段話已經說過了七十多年，魯迅研究早已是首屈壹指的顯學和官學，然而，關於“魯迅和要緊的錢”，關於魯迅本人為經濟權所作的“韌性的戰鬥”，關於魯迅經濟生活背景的考據和分析，長久以來卻被專家們所忽略或回避。
本文試圖在這方面有壹點突破。本文所用的方法，主要是實證的方法而非純思辨的方法。重在揭露事實真相，恥作無稽空談。
以簡約、明確著稱的《魯迅日記》中，貫徹始終的主要部分是他的“經濟權”明細賬。魯迅本人對於金錢的關心程度，遠遠大於幾代魯迅研究者。專家們經常引證《魯迅日記》中交友、聚會、往來信函的記錄，卻很少註意他的金錢收支賬目。本文試圖從這些枯燥、瑣碎、而又頻繁出現的銀錢數字中，從另壹個新的角度解讀魯迅。
我認為：離開了經濟生活的魯迅，決不是完整的魯迅。
本文主要根據《魯迅日記（1912—1936）》和新發現的《魯迅家用帳（癸亥年、甲子年、乙醜年）》（即1923．8—1926．2）以及《魯迅家用收支帳（1926．9—1927．12）》，參照有關史料，如民國經濟史、貨幣史、出版史、教育史、民俗史等，並對當時北京、上海等地知識階層的生活環境（衣食住行、校園教室、書市報攤、茶室飯館、娛樂場所的費用）加以考證和簡要分析，試圖說明“經濟權”對於魯迅壹生的重要性，以及魯迅如何擺脫“官”的威勢、“商”的羈絆，傲然超越“權”和“錢”，從而保持了他的獨立思考和自由精神。
魯迅的經濟來源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生於浙江省紹興。幼年時，家境從小康陷入困頓。1898年他17歲時，母親變賣首飾籌集8塊銀圓的路費（當時1塊銀圓約相當於百年後70元人民幣），供他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免學費、膳費，每月還有少量津貼。實習期三個月內有津貼300文（相當於3角銀洋，即今人民幣30元），以後逐漸增加，第壹年有2兩銀子（當時1兩＝壹千文）。不久轉入路礦學堂，1902年1月畢業。在這期間有壹件值得註意的事，就是他從菲薄的津貼中用500文（5角錢）買了壹本嚴復譯述的《天演論》。
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學。據魯迅回憶：“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圓。”（引自《華蓋集續編》）而根據周作人的回憶：“魯迅那時的學費是年額四百圓，每月只能領到三十三圓。”（引自《魯迅的故家·魯迅在東京》壹書）
1905年他的二弟周作人20歲時也到日本留學。1907年周氏兄弟合譯《紅星佚史》，得到稿酬200多圓（約合今人民幣12000元），合同上註明千字2圓。（據《周作人回憶錄》第201頁）同時他還有壹些著述和譯文出版，後來收入《墳》和《集外集》等。
周樹人在日本留學時期花費很多錢買書。據統計，當時購買的德文書籍***127種，貴重的如《世界文學史》10圓，便宜的如裴多菲小說《絞吏之繩》5角。購書占據生活開支的首要項目，並成為他壹生最大的嗜好。
這時周樹人發表了《摩羅詩力說》等論文並準備從事新文學運動，但卻於1909年夏天由日本回國，主要原因是家庭的經濟負擔。後來魯迅在《自傳》中說：“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在家鄉做教員，月薪約3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1500元）。
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周樹人到了南京，由摯友許壽裳推薦，應首任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先生之召，擔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部員；部裏供應食宿，此外每月發給30塊銀洋津貼（按購買力估算，當時壹塊銀洋＝今人民幣50元）。由於政局變化，中華民國定都北京，4月底周樹人北上，8月定職為教育部四等“薦任官”僉事，社會教育司第壹科科長（陳註：林誌浩《魯迅傳》誤為“第二科科長”應更正，參看《魯迅研究資料22》第34頁），月薪200多圓，後來增加到300圓（按購買力估算，20年代國幣1圓＝今人民幣35—40元），主管圖書館、博物館和美術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壹直到1926年8月離開北京。在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徘徊了各有半年以後，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來到上海，成為中產階層的自由職業者，以賣文為生，經濟收入得到保障，度過了他富裕而又艱巨的後半生。
魯迅的經濟來源主要有下列四方面：
1. 公務員收入
中華民國壹成立，魯迅就由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錄用，在教育部擔任公務員（1912—1926），時間長達14年，這是魯迅在北京時期的正式職業。起初津貼費60銀圓，不久
月薪定為200銀圓，後來增加到300銀圓。但是北洋軍閥政府由於政治腐敗、增加軍費、挪用公款而經常拖欠部員薪水和教育經費，1920年以後尤甚，如：1921年拖欠半年，1923年12月31日才發給本年3月份的薪水，1925年1月才發給前年7月份的薪水等，不壹而足。最後魯迅離開北京時，北洋軍閥政府還欠他兩年半的薪水。魯迅曾如此感慨：“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壹窮，就到處借錢，不寫壹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
2. 教學收入
五四以後魯迅除了主要在教育部供職以外，曾在北京的八所學校：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後改為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集成國際語學校、中國大學、黎明中學、大中公學兼課，時間長達六年（1920—1926）之久。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由林語堂推薦，專任廈大國學院研究教授，月薪400圓；1927年2月魯迅在廣州中山大學受聘擔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月薪500圓（發給半數銀圓、半數兌換券即紙幣），為時半年。後因意見不合離開廣州，1927年9月底經香港赴上海。此後除了有時在院校講演（如勞動大學）以外，未嘗擔任教職。
在魯迅壹生中，只有1926年夏至1927年夏這整整壹年（在廈門和廣州各壹個學期）間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專任大學教授之所得。
3. 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之收入
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這四年又壹個月中，由蔡元培推薦，魯迅受聘為大學院（次年改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特約撰述員，得月薪300大洋（1929年1月起《魯迅日記》中改稱為“教育部編輯費”，實質上是壹回事），定期支付49個月之久，未曾拖欠。***折合黃金490兩，相當於今人民幣44萬元，平均每年11萬元左右。這壹筆固定收入，主要出於蔡元培先生（曾任民國政府首任教育總長、五四時期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秋任大學院院長，是魯迅的老上級、老朋友）對於魯迅的關懷，為他初到上海時創造壹個穩定的經濟條件。直到1932年初被國民政府以“絕無成績”裁撤。
4. 寫作、翻譯和編輯收入
1907年曾有《人之歷史》等論文在《河南》雜誌發表，稿酬約為千字2圓。但是1918年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字是沒有稿酬的。晚年在上海生活時期，除1927年底—1931年擔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月薪300圓固定收入以外，主要是“賣文為生”，也就是依靠版稅、稿酬和編輯費為生，生活比在北京時寬裕得多。
1932年“教育部編輯費”撤銷以後，版稅和稿酬、編輯費成為魯迅惟壹的經濟來源。魯迅後期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人民幣2萬多元。作為自由職業者，這就是他堅持“韌性戰鬥”的經濟基礎。
北京時期（1912—1926）
周樹人於1912年5月初北上，到京後立即住進“山會邑館”（當時改名為紹興縣館）單身宿舍，於燈畔寫下了新生活的第壹篇日記：
“五日上午十壹時舟抵天津。下午三時半車發，……約七時抵北京。”
次日坐騾車赴民國政府教育部報到，在社會教育司任公務員，時年31歲，正當“而立”之年。由此開始了他在北京整整14年的文墨生涯。
《魯迅日記》就由這時展開，24年壹貫（1922年的日記散失僅存片段抄件，其他23年皆完整地保存下來並於1959年正式出版）。其中或因避難，或因重病而文字略有幾天間斷，但有始有終，內涵豐富，成為研究民國至抗戰前夕中國社會的寶貴史料。這是壹個迄今尚待挖掘的寶庫。
我認為《魯迅日記》中最可貴而無可替代之處，是親筆精確地記載了這四分之壹世紀中他每天的經濟收入情況。直到目前，為解讀20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經濟背景，魯迅的個人賬目具有獨壹無二的價值。
為研討方便起見，我特將整部《魯迅日記》中，逐日記載的煩瑣數字加以統計、整理、歸納如下——
1912年，5—12月***收入11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初到北京未正式任命時暫領取月津貼60圓；8月任命為社會教育司僉事以後，暫領取半俸125圓，到10月定為月俸220圓。）八個月來平均每月收入137．5圓。
1913年（其中6月19日—8月7日請假回紹興老家探親）。本年***收入2586圓，為教育部薪俸。本年2月以後薪俸增為240圓，但到12月僅發給九成即216圓。平均每月收入215．5圓。
1914年***收入3146圓，皆教育部薪俸。1月—6月仍發給九成，7月恢復全薪240圓，8月以後月薪增加為280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262．17圓。
1915年***收入3263．1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公債利息少許。其中，6月以後扣四年度公債，平均每月實際收入現洋271．93圓。
1916年***收入3276．4圓，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債利息。3月以後月薪增為300圓。（12月3日至下年1月7日為母親60壽辰回紹興老家探親。）11月全以紙幣發薪，不發銀洋（魯迅特意註明：中國銀行兌換券三成、交通銀行兌換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壹個月的薪俸，而且紙幣對銀洋貶值，所以，雖然月薪名義上增加而實際收入卻減少了，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圓。（陳註：因反袁稱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獨立，紙幣貶值，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兌換券100元＝銀洋75圓，甚至最
低到60圓。）
1917年***收入3650圓（其中11月發給銀洋150圓，兌換券200元，這說明當月兌換券貶值到100元＝銀洋75圓）。平均每月收入304．2圓。
1918年***收入3600圓，平均每月收入300圓。皆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這壹年日記收入情況有兩點值得重視：
（1） 魯迅開始在《新青年》刊物發表小說與雜文，都沒有稿費記錄。據考證，當時《新青年》同人決定義務寫作，不計報酬。
（2） 銀洋與紙幣的關系，《魯迅日記》2月1日記：“收壹月份奉泉三百，內銀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齊壽山換泉，***券六百得銀三百五十四圓”。這表明當月中國銀行紙幣兌換券更加貶值，100元兌換券＝銀洋59圓。此記載可供民國貨幣史研究者參考。
1919年***收入3600圓。月薪300圓未拖欠。《魯迅日記》載“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錢莊）以銀三壹二換日金券五百”，說明當時國際匯兌率1銀洋＝1．6日圓。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圓。
1920年***收入2640圓（因教育部拖欠三個多月的薪俸，收入顯著減少，雖然名義月薪仍為300圓，但實際上平均每月僅收入220圓）。這壹年夏天魯迅接受了北京大學和高等師範（後改名北京師範大學）兩校的聘書兼任講師。因魯迅在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壹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務不多，中午以後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兩次分別到北京大學和高等師範各講壹小時《中國小說史》課程。開始講課時魯迅是不計報酬的，後來情況有了變化，詳見下文。
1921年***收入2578圓（其中開始有講課費88圓，教育部薪俸2490圓。雖然有資料說魯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圓，即平均月收入應增為32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實際收入更為減少），平均每月僅收入214．83圓。
1922年日記缺失，僅存斷片，據許壽裳摘錄手抄本：壹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壹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壹百四十圓。……（陳註：由上下文估計1922年魯迅應該收到教育部薪水數目為從1921年6月七成210圓到1922年9月上半月150圓，***計4560圓。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況越來越厲害，除應補發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個半月的薪水。本年實際收入數已無法確知。）
1923年***收入2304圓（其中稿酬69圓占3％，講課費141圓占6．1％；兩者合計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圓，累積拖欠九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僅192圓。這壹年魯迅的講學活動有所增加，不僅繼續兼任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兩校講師，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兼課。
1924年（其間7月7日赴西安講學，先收暑期學校薪水100圓，8月3日收講課費並川資200圓。）本年***收入2611．78圓，其中講課費826．5圓占32．5％，稿酬版稅703．28圓占26．9％，教育部薪俸應得3600圓，實得1095圓，因教育部累積拖欠壹年又六個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為減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圓。
1924年魯迅的經濟生活中有了壹個轉變，他的收入構成中，第壹次出現了公職收入（教育部薪俸）少於自由職業收入（講課費及稿酬、版稅）的情況。業余講課和寫作收入***占56％，超過壹半；而公職收入僅占44％，也就是不到壹半。從經濟收入上說來，魯迅開始了由公務員向自由職業者的轉化。
1925年***收入2832．5圓，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圓，占58％，講課費705．5圓占25％，稿酬475圓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圓。本年魯迅不僅繼續在北大、北師大兼任講師，而且從9月開始又在中國大學本科兼任小說學科講師，在黎明中學和大中公學兼任高中文科教員。擔任這些兼職的目的之壹是為了增加經濟收入。
1926年***收入4257．12圓，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圓，占13．6％，稿酬1177．3圓，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講課費401．82圓，占9．4％，廈門大學預支的薪水和旅費2100圓，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圓。
通過好友林語堂介紹，1926年7月魯迅應聘擔任廈門大學研究教授，收到廈大提供的旅費100圓和月薪400圓後，於8月26日攜許廣平離開北京南下。這是他生平壹大關鍵性轉折。由此，魯迅徹底擺脫了官場的束縛，從經濟上正式成為壹個甘冒風險的自由職業者。
作為這壹轉折有兩個重要標誌，其壹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人權而向法院控告他的頂頭上司、教育總長章士釗；其二是魯迅為捍衛自己的經濟權而向教育部壹再索取欠薪，並將內幕公諸於眾。
1926年8月魯迅決心離開北京南下，除了某些原因（如軍閥統治的黑暗、婚姻與戀愛的矛盾）之外，還有經濟生活上的鄭重考慮。而且經濟的因素很重要，這壹點，只要細讀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和《端午節》、《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以及他與許廣平的通信，就可窺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