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死幾次就等於中了壹等獎——王小波是否有這樣的想法不得而知，但這並不妨礙他在1997年4月死亡到來後開始他的幸運之旅:1997年5月，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黃金時代》、《白銀時代》和《青銅時代》。2月，1998，時代文藝出版社出版《永遠——王小波小說劇本集》《黑鐵時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完成手稿》。1999年9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小波文集》四卷本《時代三部曲》《黑鐵時代》《王小波舊雜文》。短短兩三年，王小波近兩百萬字的作品出版再版數十萬冊，盜版者不計其數。肖波本人也宣稱有“頑童”“騎士”“自由思想者”“文壇外大師”等諸多綽號。各路作家紛紛模仿他的文筆，甚至在文壇掀起了壹股“王小波熱”。如今，每年4月仍有大量紀念文章散落在報刊雜誌網絡中。
1997年以前，王小波出版的作品不到30萬字，如《黃金時代》《唐人秘史》等。他兩次獲得臺灣省聯合報的中篇小說獎和阿根廷電影節的最佳編劇獎，這不是展示他名氣的機會，而是壹種批評:他的作品缺乏積極的主題，無法激勵人們。因此，《黃金時代》單行本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發行比港臺晚了兩年。但主席有句話說得好:“天要下雨了，媽媽要結婚了，讓他去吧！”“言下之意是，如果人們去，這將是壹個利益問題。困境是什麽？因此，當小波去世時，批評的聲音就沈默了。
中國人對死者的尊重和厚待，大概源於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的“人殉文化”的長期浸潤:不用說帝王將相、武士戰馬，就連有錢買得起壹塊棺材板的普通人都知道，整個鍋碗瓢盆都是和死者壹起下葬的——整個中國歷史都是從爛棺材裏撿出來的破布裏挖出來的，難怪中國人重視和偏愛善後工作。
首先，死亡是運氣使然。
幾乎沒有理由說幸運兒是幸運的，因為我們都沒有把握在下壹次體育彩票中獲得壹等獎，但所謂的幸運兒至少有壹個真正的不幸參考。魯迅說，第壹個吃螃蟹的人是勇士，所以第二個吃螃蟹的人失去生命的危險較小，自然應該算他幸運。當然，這個幸運的人可能並不勇敢，但他只是走在了後面。雖然他已經失去了在公眾面前做英雄的樂趣，但他可以安心地吃螃蟹——在王小波的文學領域裏，他很幸運地成為第二個吃螃蟹的人，因此他可以安心地寫自己的小說:說王二想說的話，做王二想做的事。
而王小波的同姓同鄉王朔無疑是第壹個吃螃蟹的勇士。作為當代文壇的第壹個聰明人，王朔不失時機地在20世紀80年代的空白中創造了許多文化“品牌”:流氓文學、電視肥皂劇、溫暖劇、“窮人”文化、北京白話文學等等。但這些“品牌”並不那麽容易管理，因為與中國人對善後的熱情相對應的是，他們對活著的人非常粗魯，尤其是當他們發現王朔這位特立獨行的天才時，他們根本不敢稱贊他，因為害怕鼓勵他的女性氣質步方仲永的後塵。八七“王碩年”高潮過後，“文藝痞子”“流氓”的高帽接踵而至，報刊雜誌的批判聲不絕於耳。在1989年的反思中，主流報紙甚至將王朔現象列為“自由化”的表現之壹——這是壹種極大的犯罪。王朔很沮喪，趕緊出示了自己的好市民卡，轉戰影視圈。因此，無論是溫柔多情的欲望，編輯部的故事，還是反法西斯的紅櫻桃，老皮克都消失了。直到世紀末，如後文所述，王朔才再次披掛上陣，指出金庸對魯迅充滿熱情，又鬧了壹出。
作為文壇的後起之秀，王小波的作品自然比王朔深刻得多，但他毫無保留地繼承了王朔的不羈和叛逆精神。我想，即使是小波也擺脫不了文人相輕的刻板印象，他在內心深處對王朔是非常尊重和感激的: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小波筆下的王二再次以壹個邊緣人的姿態大膽而尖銳地嘲諷和反叛舊的社會道德、文化標準和主流意識形態時，人們不再給他貼上流氓的標簽，而幾乎似乎喜歡上了他——王朔早年的石橋、方言等人物的“熱身活動”。小波曾評價王朔的文章，說王朔“有藝術成就且不小”，“這種藝術只有成熟深刻的觀眾才能欣賞”。因此，王朔早年雖然沒有幸運地遇到這樣的觀眾，但他用自己的討伐為後人磨出了這樣的觀眾。難怪他後來聽說王朔想改變風格，向主流靠攏，而小波也“擔心”老前輩們。
第二件事是前任仆人的繼任者的運氣。
說了這麽多廢話，我只想對還在奮鬥的生者和創造力無限的開拓者表示無限的敬意，也對王朔說幾句安慰的話。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對死者和他們的繼承者有絲毫的蔑視，因為現在，如果我們睡著了或失去了創造力，我們只能是繼承者和死者。不幸的是，大多數人選擇了後者，我從來沒有說過大多數人的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