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八月底，對這個日子最大的不滿是收不到禮物。由於是開學前兩天，總是趕不上跟新同學打成壹片，好用板兒車收禮物。作為獨生子女，慶祝派對的賓客常年有且只有兩位——爸爸and媽媽。
打記事兒起似乎就對生日有了儀式感的要求。奶油蛋糕是必須的，慶祝的活動是必須有的。當時西單有個叫邦尼炸雞的，感覺和肯德基類似，是我美式快餐的入門企業。當時邦尼炸雞的吉祥物是壹只熊，戴著個帽子，看起來對炸雞情有獨鐘的樣子，比是壹只雞舉著雞腿咧嘴傻笑要看著更令人心悅誠服得多。
80年末的北京洋快餐就這樣在灰壓壓的臨街店鋪裏璀璨登場。兩層的小樓坐不下十來桌，內部裝潢帶著不壹樣的溫度，不壹樣的光線和不壹樣的氣味。那時候沒有美團，各家都難得“下館子”，二舅管吃宴叫“吃油嘴”，透著平時大家嘴上都素得很。
1987年冬天，肯德基在北京開業的時候，萬人空巷，我猜那時候美國駐華記者壹定比我現在回憶起來更覺得不可思議又神奇無比。很多80後和我壹樣，毫無保留地將圓白菜沙拉和土豆泥這些美國南方餐車標配納入了童年的幸福回憶。都奔四張的人了，還經常得吃壹下肯德基從而成功穿越到兒時，獲得如今極度豐富的物質生活中難得壹見的滿足感。
因為小，對美食的定義也局限在：甜就“套吃”，不甜就“抱吃”的理解力上，這個特點跟美國人民還挺投緣的。所以對老爸老媽神話了的“老莫兒”——莫斯科餐廳不以為然。但是這個餐廳的建築還是非常了得的。北京莫斯科餐廳是展覽館建築群的壹部分，毗鄰北京動物園，是不少北京兒童生日的必選場地。在猴山、獅虎山和猩猩館裏惹了壹身騷後，來到了氣勢恢宏的“老莫兒”，是壹種由內而外的洗滌。
“老莫兒”是1954年蘇聯中央設計院設計的，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同盟兄弟般的友誼。據說莫斯科還有個“北京餐廳”不知道長什麽樣。總之，在莫斯科餐廳吃飯有參加人民大會堂國宴的感覺。服裝要得體，舉止要文明，說話聲音都不能太大，太大會有回聲。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壹點，“老莫兒”在很長壹段時間裏是北京唯壹經營西餐的餐館。電影上才看得到的“左手拿叉，右手拿刀”的規矩，在這兒才真的用的上。
當然90年代初其他標榜檔次的北京西餐廳就算有了刀叉和疊成孔雀開屏的餐布，仍然只能望其項背。因為他們比不了老莫兒這大理石的地面，六米高的巨柱，藏紅的地毯和金燦燦的旋轉門。就算對冷酸魚，罐燜牛，紅菜湯並不感冒，在浩瀚的餐廳裏，紅色沙發椅裏壹坐，壹種“稱王稱霸”的氣勢油然而生。
然而沒有十年的光景，我們就發現俄國這個飯，它是西餐的壹個菜系，並不是西餐本身。再然後，展覽館那兒又開了壹家西餐廳，也是刀叉餐布，文質彬彬，名叫必勝客。
我在這裏給大家留時間爆笑30秒。
沒笑夠再笑壹會兒。我等著。
總之，當初報道肯德基北京開業萬人空巷的美國駐華記者看見必勝客這招“豬鼻子插大蔥”肯定是鮮血吐了壹地，就跟我第壹次在華盛頓郊區高速邊兒看見必勝客和肯德基合體的drive through（得來速餐廳，今天又學習壹新詞兒）壹樣。帝國主義玩兒我之心不死呀。
但是無論如何，高中的生日是切著必勝客的披薩，挖著焗蝸牛，舔著可樂上飄著的冰淇淋球度過的。當然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那些年我們壹起用黃瓜片粘美耐滋在沙拉碗上鑄就的圍墻；那些半米高的、裏面是神馬不重要，關鍵是力學上可以成立的“隨妳取壹次”沙拉；那些功虧壹簣、笑到岔氣兒、披薩都涼了沙拉還沒碼好的時光。千金難買啊千金難買！
18歲的生日也是千金難買的好時候，初戀男友在天文館門口送了99朵玫瑰，捧上去有馬上要冬儲大白菜了的感覺，是幸福的重量和味道。那時候北京沙塵暴到天都是黃的，天文館的天文望遠鏡基本上就是當館藏陳列玩兒的，只有在天文館的穹幕電影裏能看“星星”。
天文館也是堅韌不拔，十年如壹日，上小學時過生日我爸帶我看的電影，上大學跟男朋友看的居然還是這套，壹時間浪漫與懷舊兼備。仰望著北鬥七星、大熊星座、小熊星座、人馬座、獵戶座，十二宮，差壹點兒就要聊到聖鬥士星矢了。
演完出來小攤兒上販售星座產品。我才發誓要當天文學家，逼迫我爸買個“室女座”書簽當然合情合理。那個書簽上面說我的幸運草是雛菊，我的性格特征是保守、有潔癖。8歲的我對這兩個陌生的詞匯充滿了巨大的好奇，仿佛參悟預言壹樣試圖參悟它們。並在長大以後，不惜余力地向其反方向努力生長。
（未完待續，看官請移步公眾號“神馬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