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三百年多年前的壹個仲春正午，群雁北歸，日頭正暖，名字叫徐仁和徐信的兩兄弟，從山東老家出發，跟隨北上墾荒的人流，經直隸壹直向北，繞過北京城，出古北口，進入塞外地界，短暫停留數個流民窩鋪後，終於來到他們此行的目的地，壹個後來被他們稱作黃土梁的地方。去年已經先期到來的幾名同鄉熱情地歡迎了他們，雖然幾盞豁口子粗瓷碗裏，只有壹把剛剛挖來的野菜蘸醬和壹捧清可鑒人的稀飯米湯。
吃過飯後，學過幾天中醫略通文字的徐仁從懷裏顫顫巍巍拿出壹個土布口袋，打開後，是幾份粗紙家書。徐仁按照收信者長幼順序，逐字逐句讀給旁邊圍著的人們。塞外春時，離人南望，與周圍北地粗曠風景並不協調的山東口音中，有人開始嗚咽輕泣，而蒼朦的遠山更加蒼朦，寂靜的中午更加寂靜。
稍作安頓後，走出同鄉們已經幫助搭好的窩棚，不遠處是正在被不斷開墾的荒灘草地。兄弟兩人原來是世代傳承的漁民，雖然幾個月前還在故鄉那個臨海壹處破爛院落裏為父母和幾個還未完全成人的弟弟修補漁網，但此時兩人互相對望了壹眼，不約而同卷起已經襤褸的褲腿，拿起了並不熟悉的農具，笨拙的揮下了這個家族在遙遠異鄉的第壹鋤………
這是對清代雍乾年間無數出關北上墾荒流民中壹個最普通家庭的情景還原，出於對祖先的尊敬，後人們對這個場景的描述已經進行了溫情地重新構建，但歷史上的這場人口大遷移可能遠比這個場景要更加殘酷。有多部確切的史料記載，康、雍、乾年間，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多次發生蝗災和旱災，災情嚴重時百姓食不果腹，流民四起，而在遙遠的北方，則有著傳聞中水草豐茂尚未開墾的肥沃原野，於是不斷有膽大者私下流至口外尋找活路。為防止發生民變，矜持了許久後，清王朝統治者不得已放開了本是祖宗定制的邊禁，開始推行“借地養民”政策。 “今日流民不比尋常，若稽查過嚴，若輩恐無生路矣……令其不必過嚴，稍為變通，以救災黎。”(《清高宗實錄》)?。口子壹開，大批饑腸轆轆的災民迅速蜂擁向北而去。
與後來清末民初關內農民大量湧入東北三省不同的是，歷史上這批流民的目的地，是現在已經消失的壹個行政區------熱河，其轄境大抵位於長城以北、大興安嶺以南、遼河以西、多倫以東的廣袤區域。這個地區曾經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壹，紅山文化中傳承至今的龍形意象至今還是中華民族的重要圖騰。幾千年的歷史上，山戎、鮮卑、奚、契丹、女真、蒙古、滿等民族都曾在這裏打上了自己的獨特印記，隨著這次大規模的流民北上，這個地區所具有的獨特多元文化拼圖基本得以完整，並形成穩固的結構體系傳承至今，同時，客觀上也拉開了後世“闖關東”移民潮的序幕。
但出關之路何其漫長，等待這些饑民的，不僅僅是遙遠的路途，疾病，饑荒，猛獸，匪亂，還有不可知的未來。即使在幾百年後的今天，從後代們關於那個時代遙遠而破碎的記憶中，仍然能夠感受到當年他們步履的沈重。
徐家兄弟裏，哥哥徐仁後來不止壹次向他的後人描述，與他們兄弟二人同時出發的十幾個人中，只有他們兄弟二人歷經波折到達了目的地，其他人裏，有的不耐疲苦艱辛原路折回，有的半途中更改了目的地，更多的，將瘦弱的身軀拋棄在了千余公裏的出關路上。兄弟二人之所以能夠順利抵達，是因為哥哥徐仁在家鄉時學過壹段時間的中醫，懂得粗淺的醫療常識，在吃完所有隨身糧食，貼身口袋裏只剩幾枚銅錢，正猶豫是否繼續前行時，被壹隊路過的旅蒙商隊看中，這才順利抵達目的地，然後有了開頭那壹幕場景。
在查閱當地相關地方誌資料時，我們會註意到壹個有趣的現象，在這個地區，村落的名稱極有特點。其中，名字冠以“窩鋪”的村落隨處可見。“窩鋪”，百度百科釋意為“供睡覺的窩棚”。現在北方農村中瓜田菜地周圍仍能見到這類簡陋的棲身之所。幾根木頭搭建成人字形的框架，布滿樹枝後，再抹上摻著稭稈的泥巴，上面苫上壹層因地取材的茅草。極端簡陋的建築材料，遮住了風吹日曬，也撐護起了流離者對生存的渴望。另壹個出現在村落名稱中的高頻詞是“溝”，這與地理因素有關。當地為半幹旱大陸性季風氣候，沒有縱橫蜿蜒的充沛河流，但人的生存離不開水，居所必須依水而建，而泉水大多數從山溝裏湧出，所以住在溝裏便於取水是當時必要的生存手段。我們知道，村莊的名字往往是其原始狀態的反映，北方其他地區也存在用“窩鋪”、“溝”作為村莊的名字的現象，但如此大面積、高頻率出現，卻極為少見。可以回想，當年在這片土地上，交通禁絕的各個溝壑深處，那批衣衫襤褸的墾荒流民每天清晨從窩鋪裏走出，早早開始壹天勞作，絲毫不敢停息，當成群雁鳥偶爾飛過，他們向天上遙遙望去，眼睛裏有情緒流過，不知道是慶幸還是思鄉？
這批流民蜂擁而至的熱河地區，實際上並不是傳說中的千裏沃野。從地理和氣候特點來看，當地位於蒙古高原、大興安嶺與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地勢以山脈和丘陵為主，土質多為黃土和沙土，地表徑流較少。這個地區屬於中溫帶半幹旱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冬季漫長而寒冷，春季幹旱多大風，夏季短促炎熱、雨水集中，秋季短促、氣溫下降快、霜凍降臨早。這些地理和氣候術語，不需要擁有很深的專業背景，也能讓我們明白著壹件事情，那就是這裏並不是傳統種植業的理想環境。這批移民的經歷也證明了這個事實，這個地區災害頻發，旱災、風沙、洪澇、冰雹、地震，都能在各類史誌資料上找到記載。
更不幸的是，從戰略角度來說，熱河地區地理位置極端重要，地處國家版圖的咽喉地帶，背靠蒙古高原，俯瞰京畿重地，又是除山海關外東北三省進京的另壹處通行要道，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民風彪悍，戰亂叢生，自古是古人詩詞中的遼西戍邊人埋骨之所。康、雍、乾以來，以當地為前哨或發生在當地的較大的戰亂就有平定噶爾丹之戰、白淩阿事件、金丹道事件、義和團事件、直奉之戰、熱河抗戰等。除了大規模的戰爭，給老百姓造成更多苦難的，更是身邊無處不在的匪亂，僅就解放戰爭期間，這個地區曾經分布了有名有姓的大小匪幫450余股，匪眾5萬余人，至於那些沒有名號的臨時匪夥，則不可計數。在這種情況下，當地人的生活狀態可想而知。當然，還有政治因素帶來的無端人禍，日軍占領期間，這個地方被臭名昭著的731部隊選中作為鼠疫細菌武器的試驗區，於1942年7月，采取空投帶菌跳蚤的方法，導致當年就因感染鼠疫死亡800余人，隨後幾年，這次試驗細菌的潛伏期內，又發生了如今敖漢、翁牛特地區的鼠疫突然爆發事件，死亡人數近10萬人，彼時種種悲慘情狀，竟讓當地人現在還不忍憶起。
繼續把關註焦點對準本文的主人公們。時間如流水而逝，盡管經歷各種苦難，生命卻壹代代頑強地更替不息。若幹年後，時間已經入20世紀，徐家兄弟的壹名後人偶然去往山東出差後，突然意識到，雖然歷經數百年的蒼桑歲月，自己家鄉的風土人情仍然留存著遠在千裏之外的原鄉痕跡。
在壹個地區的文化傳承中，飲食習慣必然是其最直觀的代表。南人喜甜，川人嗜辣，都是其鮮明的文化印記。誰也無法讓粗獷豪放的蒙古大漢頓頓只吃壹小碟精致的生魚片，也不能想象溫婉秀氣的江浙女子壹上宴席就連幹三碗62度的草原白酒。
與大部分鄰近區域相比，這個地區的人們飲食習慣明顯帶有齊魯及周邊地區的痕跡。他們大多數人口重嗜鹹，偏好濃姜重蒜，醬沖鮮香。壹個有趣的例子是，同為內蒙地區，當另壹個移民群體，“走西口”的晉陜後裔，與這個地區人們深入交往後，往往都會有壹個疑問，為什麽他們幾乎所有炒菜都要放醬油？而不是放醋？就連吃餃子時的蒜末竟然也要用醬油來調配。
小小的生活細節，反映的卻是壹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拋去現代城市中那些已經過改良的精致菜肴不說，這個地方多數百姓家裏，對醬油的應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做菜時，蔥蒜熗鍋後，主要食材放入前，壹個重要的程序就是務必淋入那幾滴紅褐晶瑩的提味佳釀，而且，最講究的菜品，搭配地壹定不是超市裏那些經過調配提香的各種老抽，而是當地作坊裏剛剛釀出的地地道道的黃豆醬油，這樣滋味才能最大程度刺激味蕾，增進食欲。
另壹個很明顯的現象，在這個地區，許多家庭傳承下來的老物件中，往往有壹個已看出不年份的鑄鐵鏊子。這種已近失傳的炊具，用來制作壹種極具地域特色的食品-------煎餅。其形制、用法與現今山東地區並無二致。就連煎餅的吃法，也與千裏之外的齊魯大地遙相呼應，剛做好的黃燦燦的煎餅，卷上壹棵蘸醬大蔥，就上壹碗粗糧稀飯，就是讓當地農田裏勞作壹天的漢子們最喜歡最舒坦的壹頓晚餐。
主食之外，壹些稀奇罕見的零雜吃食更能反映問題。在這個地區，有壹種昆蟲只在三伏天雨後出現，名曰“水妞兒”，黑色而長須，棕腹而有翅，公的善飛，母的善爬。這種蟲子的學名應該叫“大牙土天牛”。當地人捉住後，摘翅，掐頭，除角，鹽腌，油煎，味道極好，類似於幹炸蠶蛹卻多了幾分香脆，味近於風幹牛肉卻少了幾分腥膻。尤其是母的，大肚裏面裹著壹汪蟲籽，入口即化，油香異常。若幹年後，壹名來自這個地方的離鄉學子，某壹天被大雨勾起了回憶，興致勃勃地在宿舍裏談起這個另類美食時，同班的山東同學驚奇地發現這個東西的名稱和吃法竟然和他們那裏壹模壹樣。
壹直以來，語言學家們對這各地區的語言分類壹直存在分歧，但基本的看法是北京官話與東北官話之間的過渡，但又和冀魯官話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其語法與東北官話基本近似，詞匯與北京官話多有相通，而語調則應該是雜糅了北京方言、東北方言、山東方言甚至部分蒙古語的發音習慣。
這個方言區覆蓋極廣，南至目前的河北省北部，西到內蒙古的多倫，北至東烏珠穆沁旗，東到遼寧省朝陽地區和內蒙古通遼市奈曼、開魯地區，使用人口大概1000萬左右，而且隨著改革開放後又壹次人口遷移大潮，這個方言種類還有向四周延伸的趨勢。如今，在內蒙古西部呼包鄂，遼寧的沈大，甚至京津地區，也經常能聽到這種辨識度極高的口音。
在觀察這個特殊的方言區時，壹個有意思的現象值得註意。在這個方言區中，竟然存在壹個北方地區極為罕見的“方言島”現象。內蒙古自治區與河北省、遼寧省交界處，赤峰市寧城縣的八裏罕鎮，長期以來因盛產美酒而聞名於當地，寧城老窖曾經被稱作“塞外茅臺”，名聲享譽全國。外地人因酒而來，乘興而去，但臨走時往往都有壹個疑問，為什麽這個地方的老百姓的方言口音與鄰近區域差異那麽明顯？這壹“方言島”方圓不過30公裏左右，這壹範圍外，人們說話的語音就有了明顯的區別，有些村莊甚至只隔了壹條馬路、壹個山丘，口音卻截然不同。如果說周邊地區的語言只是雜糅了山東話的諸多元素外，那麽這個“孤島方言”則完全可以歸為地地道道的山東話。近年來經語言學家們認定，這壹方言果然是遠在千裏之外的冀魯官話的壹個特殊類型。與南方壹些地方因地形險峻、交通阻隔形成的“方言島”地區不同的是，這壹地區形成“方言島”現象，並無明顯的地理因素，而且對外交往通婚頻繁。至於什麽原因，大概只能歸結於幾百年前壹小部分關內移民強烈的望鄉情節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和人口流動的更加頻繁，各個地區生活習慣同質化情況明顯，壹些獨特的地域文化符號正在不斷消失。但至少在半個世紀前，山東及周邊地區特有的壹些民風民俗在這裏還能找到遺存的痕跡。
比如長幼有序。特別是在當地農村地區，存在大排行的習慣，源於同祖同宗的各個支脈，所有堂兄弟要放在壹起按照年齡順序進行排行，除了同姓外，名字中必然有壹個字是相同的。年代壹久，幾代人下來，有的子侄輩已經滿頭白發，但叔爺輩可能才剛剛成年，但家族祭祀、婚喪嫁娶等正式場合，誰往哪裏坐，誰該給誰敬酒，心裏都壹清二楚，場面上絕不會弄錯。
比如尊師重教。與周邊相比，這個地區壹直是眾所周知的“教育高地”，基礎教育普及程度、教育設施建設、高考上線人數，都具有明顯優勢。究其原因，源於孔孟故裏的獨特文化記憶，讓這個地區對教育行業存在普遍性的尊重。“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學生”的理念從遙遠的故鄉被完整而執著地移植到於這片土地之中，並逐漸生根發芽。壹個學習好的孩子，會成為街坊四鄰的榜樣和驕傲，而孩子只要好好學習，在家裏可以受到最好的待遇。
比如說生老病死。產婦分娩後，家裏人第壹件事就是在門口懸掛紅布，提醒外人不要貿然進入房間。嬰兒順利成活，周邊親戚朋友會紛紛趕來“下湯米”，禮物並不復雜昂貴，幾斤雞蛋和幾捆掛面而已，圖的是個喜慶，送的是個祝福。年輕人結婚，入夜後會有個“交心酒”儀式，在旁觀眾人的嬉笑起哄聲中，夫妻完成壹次重要的人生洗禮。大年三十，家族裏的男人們會趕去家族墳地“請家堂”，正月初二時再去“送家堂”，讓已逝去的祖先在過年時回來與後人們***敘天倫之樂。以山東膠東地區為背景的電影《紅高粱》裏，“我奶奶”被日軍炸死，“我爹”為娘喊路：“娘，娘，上西南，長長的大路，寬寬的寶船！娘，娘，上西南，騮騮的駿馬，足足的盤纏！”。而在這個地區，老人去世時，家中長子也要手持搟面杖站在板凳上，面向西南方向，彎腰敲壹下腳下板凳再直起身來喊到：“娘-----娘-----，西南大道，帶足盤纏，火路使錢，水路使船……”
隨著時間的流逝，三百年前那批移民的年輕後裔們，大多已經忘卻祖先的遷徙歷程，只有在壹些老人們的回憶中，還殘存著壹些關於原鄉的記憶傳承。而隨著經濟結構的深刻變革和社會的發展，如今這個地區與我國960萬平方公裏土地上其他地方壹樣，生機勃勃，人民富足，即使是最偏遠的鄉村，高度發達的交通系統和立體覆蓋的信息傳播方式，保證了這裏的人們能夠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接軌。有意識地整合諸多文化碎片後，今天我們仍然可以觸摸和梳理這批移民到來之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脈絡。
清代早期，統治者為防範蒙漢民族交融導致蒙古諸部勢力坐大，嚴格實行邊禁政策，早在順治十二年(1655年)，朝廷就頒令內地農民“不得往口外開墾”。康熙七年(1668年)，又封禁東北，並在山海關、喜峰口等九處邊門設關卡稽查，以杜絕流民出口。熱河地區與東北地區相連，自然也在封禁之列。即使後來為時勢所迫推行了“借地養民”政策，但其本意，並不是要放開邊禁，富邊養民，而是防止流民生變的權宜之計。而且這個政策的施行，也伴有多種條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規定：“凡內地民人出口，於蒙古地方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為妻。倘私相嫁娶，查出，將所嫁之婦離異，給還母家；私娶之民，照地方例治罪；知情、主婚和說合之蒙古人等，各罰牲畜壹九。”。雍正朝又規定：“種地之民人……不準帶領妻子前往……俟秋收之後，約令入口，每年種地之時，再行出口耕種”。但不論如何，“借地養民”政策最終得以順利推行，讓為流民問題困擾的清王朝統治者們松了壹口氣。盡管後來這個政策又經歷過多次搖擺，但歷史大勢已經不可阻擋，最終形成今天當地各民族交錯雜居、團結友善的基本格局。
將目光繼續定格在徐家兄弟出關謀生的那個年代。關內漢族流民的到來，在當時得到了當地蒙古貴族的極大歡迎，將閑置土地放租給他們耕種，並從中抽稅，以及後期陸續進入的其他行業，讓當地經濟形態更加豐富，社會生活更加便利。壹個直接且明顯的例子：清初，蒙古地方並無存糧，遇災荒要調運內地倉貯給以賑濟。但到了乾隆年間，糧食倉儲數量已經相當可觀，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統計，僅熱河地區的喀喇沁右旗額存谷數就有44000石。?就連清王朝統治者們也意識到“借地養民”政策帶來的積極效果，“今地少人稠，各地民人往邊外居住耕種者甚多，比年又皆豐收，附近京師之人，俱賴此谷，大有裨益”(《清聖祖實錄》)。
人口的遷移流動和民族交流態勢的形成，客觀上還推動了城市的快速發展。乾隆年間初期，當地聚落形式仍舊以散居為主，“據《清高宗實錄》記載，乾隆初年，“熱河地方遼闊，山溝險僻，遠來墾荒就食之民，散處其中，復逾邊境，與蒙古錯處”。 隨著時間發展，人口開始密集，隨之而來的是村郭林立，炊煙四起，城市也逐漸形成。如乾隆二十二年，北熱河的烏蘭哈達街（今赤峰市 紅山區 ）已初具規模，成為關外農商各界輻輳之地，“九街三市”漸而形成，市場異常繁榮。毗鄰赤峰的八溝街（今河北省平泉縣），也漸成商埠，沿街兩側，五行八作，應有盡有，商號店鋪，梯次鱗比，有名商號二百余家。“拉不敗的哈達，填不滿的八溝”，由此而來。
蒙漢雜居的態勢，逐漸改變了當地蒙古族牧民的生活方式，在由牧轉農的過程中，民族之間交往頻繁，文化和生活差異逐漸縮小，被清政府明令禁止的蒙漢聯姻也開始不斷發生。但前期受客觀因素制約，這種聯姻多采取隱蔽形式，直到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八月十六日，清廷發布政令，全面解除“蒙禁”時公布：“凡蒙漢通婚者，均由該管官酌給紅花，以示旌獎”。自此，蒙漢族際通婚得以合法化，並得以不斷擴大規模。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前所長馬戎先生，曾對這壹地區的蒙漢通婚現象給予關註並進行了詳細的研究，研究結果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三期）上。根據其當時對這個地區2089戶家庭進行的實地調查，當地13.2%的漢族被調查男性戶主娶了蒙古族婦女為妻，15.2%的蒙古族男性戶主娶漢族婦女為妻。而其中，被調查人群文化程度越高，民族通婚情況就越普遍。普遍的族際通婚帶動了民族關系的和諧融洽，至今該地區仍舊是民族團結進步工作的典範地區。
時光荏苒，白駒過隙，匆匆三百寒暑。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生活節奏也緊貼著時代脈搏，高樓大廈平地而起，交通工具川流不息。而那批關內來客的子孫們，經過幾代人血脈上的傳承交流和思想上的不斷吸納融匯，也已經有了自己的獨特文化印記。這裏的人們既喜歡喝奶茶，吃手把肉，也善於品鑒川湘魯粵等著名菜系。既有源於齊魯大地的好禮勤奮，也具備草原民族的好客大氣，社區文化室裏太極拳與蒙古舞交替演繹，街邊公園中草原文化雕塑與不遠處鬥拱飛檐式的建築相映成趣……。
最後，還是將視線循著壹個家族的血脈向上探尋，再次緬懷那些名字即將湮滅在歷史長河中的離鄉遷人吧。
這壹天是元夕，人們合家歡聚的節日，也是思念祖先的時刻。入夜後，雖然地處偏僻，但塞外小城卻也燈火輝煌。城市邊緣的某處院落中，窗外開始隱約響起鞭炮聲，寒風仍然料峭，但畢竟又是新的壹年。家裏男丁拜祭完祖先後，壹名老人仍然神情虔誠的絮絮念叨那些陳年舊事，盡管旁邊的幾個年輕後代們註意力已經被手機吸引，並沒有認真地傾聽老人的言語。關於那些來自對他們來說已是異鄉的祖先，年代實在太過久遠，從祖父碎碎言語中整合那些已經不再清晰的概念，大概只是這樣壹個印象：
三百年前，壹對兄弟跟隨著那壹隊旅蒙商販，步履蹣跚走在北上的路上，兩人回望古北口，正是西南方向，彼時他們也許沒有想到，這壹望，遠處已經隱隱約約的青色關墻以及更遠處望不見的那條破爛漁船，那時那刻竟已是永別。三百年後，那對兄弟中，哥哥的子孫們仍舊保留著喜歡吃煎餅的傳統，以及對濃姜重蒜的天然愛好，血脈裏的記憶，歷經千余裏風土流徙和幾百年歲月變遷，卻仍未能改變。而弟弟則死於壹次流民土地之爭，只在距離老家千余公裏外的異鄉留下了壹坯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