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花了壹段時間和精力整理了中古時期牛家的資料，出版了牛弘研究專著。可惜牛哥的書出版的很晚，不然我也不用東奔西跑，付出那麽多艱辛，但是為了自己喜歡的東西努力，也是值得的，而且往往是壹件拿它開玩笑的事情。
《集錄》最大的特點是收集了豐富全面的資料，不僅時間跨度長，而且地域覆蓋廣，南北方都接受。包括陜西、甘肅、山西這些北方省份，當然主要還是山西、河南。這裏是牛活動的主要場所，無論古今。此外，他還深入到長江流域、江蘇、浙江、江西等地，凡是他能跑的地方，他所能看到的資料都收集到了，這是廣泛而深入的。因此，這些材料的價值也是多方面的，為中古時期的支系、遷徙、流動、仕途、婚姻、家譜以及與其他士紳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在此，非常感謝三晉牛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請，和大家壹起探討我遇到的壹些研究問題。
壹個
數據需要分類，這樣才有利於我們查閱，產生研究者眼中的價值。數據的劃分和分類是壹門學問，比較復雜。就牛的碑文而言，對女性的包容不僅僅是壹種觀念，還帶來了壹些新的角度。但是，女性的進入會帶來新的問題。所以，需要很好的整理，否則，妳看不到頭緒。與主編的《唐代墓誌編續》(滬古籍，1992)和主編的《漢魏兩晉南北朝墓誌編輯》(津古籍，1992)等傳統的文獻資料編纂相比，壹些與牛氏家族有關的人相繼進入，如將牛氏侄兒納入、牛氏為墓誌作者等。
試分析兩塊碑中的兩句話:唐牛樸墓誌銘和唐牛衡墓誌銘。
侯貝說“我是在益州三水的私處病倒的”，意思是牛衡死在益州三水的家裏。但與前碑“因官遷聞喜縣，幾代為聞喜人”相比，我們可以知道:第壹，牛鋪支已是山西聞喜人；第二，他老婆是河東裴。那麽，問題來了，妳是因為嫁給了河東的裴家才搬到聞喜的，還是因為在聞喜做官才嫁給了河東的裴家？他為什麽會在陜西旬邑的家中病死？當然，只有將兩座碑進行比較，才能知道兩座碑中人物的關系和世系。後碑與前碑的父名相得益彰——錢景。從碑文可以推斷，牛恒入聞喜是因為祖上的關系。
他的高曾祖父牛修，俗稱牛金大，葬於陜西禮泉昭陵太宗陵。昭陵《牛進達墓誌銘》中透露，牛修是“河東夫人”。這是壹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牛修是唐朝的開國功臣，所以有可能結婚進入山西。隴西牛家雖然也屬於西州豪族，是大學者，但畢竟沒有完成“抑武入文”的轉變，不能算是壹流的巨擘。只有到了牛修這壹代，跟隨唐太宗，大有作為，才可以說最終完成了家族轉型，裴牛與最重要的政治勢力關龍集團結合，他的後代生在河東(聞喜)也就順理成章了。
即便如此，為什麽牛恒在泰州三水還有私房？似乎現存的銘文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是不是推測太國接近安定鵪鶉？還需要對數據有更深入的理解)。
女性墓誌的收錄主要從婚姻狀況上尋找這個家族的演變軌跡。通過對女性和婚姻的研究，我們會發現安定的牛家是壹個老貴族。例如，他們主要與安定辛氏、天水趙氏、太原王氏等家族聯姻，這在《史記》中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
中世紀貴族的婚姻多是出於政治目的，講究相互平等，互相取族譜，史書都有記載。唐初，唐太宗為此重修《族譜》，將原本屬於二等的“龍溪李氏”改為博陵崔氏、盧氏、靖兆偉、杜等壹等家族，與之並列。結果遭到大宗室的抵制，這部作品直到吳周時期才完成。事實上，中唐時期牛李之間的黨爭實際上就反映了這個問題。因此，歷史學家說:“要檢驗唐代政局的演變，考察牛李之爭，最徹底的方法就是探究朝廷官員的出身。”(唐仆商序)然而時代變了，籍貫、籍貫、縣貌都變了。唐朝的人自己也說:“讀書人住在鄉下，沒什麽不好。因官家而耕築，地隔百年，但都是東西南北之人。”(賈植《論楊宛篇》)中世紀的科舉、官職、升遷、婚姻等。都用的是家族家譜，所以家譜的研究非常發達。換句話說，家譜更可靠。
反之，唐末五代以後，就不怎麽用了，自然就沈了，所以族譜往往就被廢棄了。而且後人續譜時，可能會有混淆。宋人自己說族譜五代之後就散了。如趙明誠在《金石錄》中說:“唐代以前，士人以姓氏為先，故雖歷數千年，可考數十代。晚唐五代之亂以來，朝代裏的人都是勇猛善戰的，所以族譜失傳了，文人對於自己的宗族從何而來也無所適從。壹點都不可惜！所以，剩下的就記錄在這裏，方便以後學姓氏的人考壹考。”
《宋代譜牒》作為學術引文，應當慎重。壹般不再是主要方面，也是因為這壹時期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貴族社會。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唐宋之際是大變革時期，這就是著名的“唐宋變革論”。
比如“宋代牛臯墓”的問題。《史記》引用了冀州牛氏族譜。牛臯是唐朝以後，他指出自己是牛僧孺的第十四代孫。我們來分析壹下:這個譜是明朝編的，牛僧孺的卒年是唐朝十壹年，即公元857年，享年83歲。從唐代所撰《牛僧孺墓誌銘》和《牛僧孺墓碑》來看，冀州鋪明顯存疑，與碑文不符。碑文:牛僧孺死於公元848年，享年69歲。年份相差九年，也不知道《冀州譜》83歲雲的依據是什麽。
二
傳世文獻和出土資料如何處理？
這也是現代學術界著名的雙重證據法。由王國維提出，既是壹種歷史考證方法，也是壹種廣泛使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壹方面，學者要充分利用印章、軍符、竹簡等材料考證經典歷史；另壹方面，學者們應該根據新出版的甲骨文、金文和漢簡來研究古代中國和西域的歷史。在使用材料時，考證、材料分析、文獻研究融為壹體，所以“雙重證據法”對研究者仍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牛森如墓誌銘和牛森如墓碑傳世。據清嘉慶《鹹寧縣誌》“丞相牛僧孺墓少於南，杜牧寫墓誌銘。”今天，Xi長安區樊川魏昭友有牛僧孺墓、杜牧墓誌銘和李玨墓碑。而且作者都是同時代人，其詞流傳是因為保存在史書和《全唐文》中，屬於傳世文獻。即使文獻代代相傳，但仍存在壹些問題:牛家世代在唐代不詳，如牛弘、牛僧孺七、八世同堂。
在《子同治簡》的“元和三年”篇下，認為是七世。杜甫和李的碑文都是八朝之言。丁丁先生認為，如果算上自己，也就是說，如果算上自己，那就是八代，如果不算，那就是七代(參見《牛弘研究》，P19，155，三秦出版社，2010)。為什麽會有這些問題？我覺得牛莉的黨爭事件真的很復雜，而且都是有話語權的文人，從而給後人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沖突。在這種情況下，代差的問題其實可以通過使用舊文檔來解決。現存銘文(出土資料)能否解決這個永恒的問題？還沒有！
有幾個古跡可以關註壹下。以前我在文獻中遇到的問題是牛仙客和牛震是不是同壹代人。牛和尚之子牛的名字等，以及牛在碑上的題字，進壹步說明了這個問題。比如唐牛衡的墓誌銘就有牛錢景的名字。這兩者之間有聯系嗎？
我覺得有壹定的聯系。牛修的隊伍最早可以追溯到北魏時期，平原郡的漢州刺史、上主、公牛鼎。唐牛修墓誌銘中有“上土為儒，七俠之輩聲乏；陳倉有後衛，韓發三分之時名噪壹時。這裏的上地是指戰國時期的上地郡、缺牛，漢是指東漢末三國時期的。那麽，這個分支就是《元和星編》中記載的景陽府，景陽府的世系是相連的。景陽府和安定府有壹代的“錢豐”和“錢景”，可見牛家族譜在唐代就已存在。
還有，《唐牛方回墓誌銘》的出現，是否讓我們再次聯系到牛鴻子、方達、郁芳、方誌？應該是可以的。這些人接近他們的時代。按主人去世年份(宜豐二年，春秋八十年)，牛生於公元598年，即隋開帝十八年。墓誌中詳細記載了幾代人，包括曾祖父遲、祖父雲，其父牛歡被記為與牛弘同父異母的兄弟。只有在那個時候，隋書，北史和周樹沒有記錄。這樣，又壹次豐富了《安定牛》的素材。
牛洪的家世壹直被其父公所註意，因為安定縣在流域，這壹點不難理解。但史書有時記載為“臨淮公”，歷代註之有誤，改“淮”為“荊”。《史記》所載唐墓誌銘中有“祖、魏鎮南將軍、臨淮太守”。雖然牛弘和的關系不確定，但《臨淮公》應該是有來歷的，可以作為壹個調劑。這份新出版的墓誌銘可以作為史家註釋的補充，同時也可以深入探討這個家族的流向。
三
還有，新數據的使用。比如壺關沙坑的碑拓，這些東西在網上出現和流傳了壹段時間。關於壺關沙庫牛家的碑拓，我和牛建東先生溝通過，總覺得要慎用，因為不是考古發掘整理出來的數據。目前我還沒有看到有相關研究人員發布專門的口罩，還是需要我們自己做壹個專業的分析。
其中唐牛康墓誌銘無插圖版本。從內容來看，這座墓是第二次下葬，碑是他的孫子們立的。碑文記述了牛康長子牛高智和妻子的事跡。碑文記載，他們父子合葬在沙庫村西南二裏原。這個怎麽理解？很明顯，這應該是二次安葬，也就是換個地方搬到新的地方，而不是同壹個墳墓。只有壹個紀念碑，可能是經濟原因，為了省錢。
這個銘文譜系裏有“牛興”，是“隋青州長史”。我們大概會記得“牛星”這個名字也曾出現在涇陽府，但記載“西魏太常成，始居涇陽”，所以他應該是涇陽府的始祖。在對牛弘的研究中，引用了著名學者《古今姓氏辯證法》。王立平校對時，懷疑“和”與“興”在形體上與繁體字相似。不過這次考試題字不是同壹個人，不是因為字體問題。因此，牛洪研究中的這壹問題需要得到解釋和糾正。
2000年後，高校在Xi安合並，在郭杜南郊和現在的長安區規劃了新的高校區。此時在基建中發掘了大量漢唐墓葬，出土了許多墓誌，是新的壹批地下資料。2003年，西北大學長安校區遺址出土了唐牛任翔墓誌銘。碑文有三處，墓誌的主人擔任平洲司馬。從生卒年來看，應該屬於隋末唐初。這壹信息可用於修訂傳統文獻。
唐代張九齡為牛仙客的父親題寫碑文，名為，宋和趙明誠的《金石錄》也因碑文殘缺不全而名為，而1943出版的《隴右金石錄》有牛義仁墓碑，名為牛義仁。經考證，人是壹個人，但有兩個名字。宋人編《舊唐書》也相當吃力，無從判斷。現在，新出版的《牛墓誌銘》可以終結這壹千古難題，修正傳統文獻，進而推斷牛與牛仙客的密切關系。
四
這批材料也從其他方面傳達了壹些重大信息和價值。分別列出:
(1)歷史地理:古代地名的方位可以相互解釋。比如牛芳慧的墓誌銘中寫著“葬於永州萊原之地”，而牛文宗的另壹篇墓誌銘中則寫著“葬於京兆都城以西萊原之山”。於是，萊文最初的位置不僅清楚了，而且被新的史料所證實。
除了萊文之外，隋唐時期還有西柳園(唐牛樸墓誌銘、唐牛樸陳夫人墓誌銘、唐牛衡墓誌銘)、鳳棲園(唐墓誌銘)、三肇(又名趙)(唐牛夫人墓誌銘)、少陵園(唐墓誌銘)，這裏是穩定牛家的土地和墓地(詳見《牛弘研究》壹書中的相關論述)，因此很容易理解隋牛弘在樊川的另壹番事業，以及他的第七次筆者曾走訪長安區伍茲鎮牛家，與當地鄉賢牛兆幹先生交談。他說，王曲鎮賈裏村有個牛家墓地，他們牛家每年春節都有人來祭奠。它的位置大致在樊川壹帶。
(2)姓氏信息:唐墓誌銘中有“袁氏與袁同宗，其祖發源於後魏”之說，這是北魏拓跋改姓袁的事實，袁也可能寫袁。
(3)其他主要人物信息:唐墓誌銘中的世系透露了《朝野》壹書作者的家世信息。《朝野錄》是唐代張坤撰寫的壹部筆記小說集，共六卷，記錄了隋唐朝野遺風，尤其是後吳時期的朝野大事，也被《資簡》選作史料。作者張坤，字文成，號傅秀子，史稱“綠錢學士”；陸則，深州(今河北省莘縣北)人，有唐人傳記，生卒年不詳。大致是從武則天到玄宗前期，以詩著稱。今天除了朝野的記載，還有龍鳳判詞，遊仙洞。通過銘文得知他家是常山張，與史書記載大致不差。
諸如此類。
五
另外問壹些小問題，供大家參考。
異體字和繁體字。如果碑文上有碑文，可以用常用字代替異體字，與文獻中使用的文字統壹。如果沒有圖表，可以保留異體字，比如唐牛鋪墓誌銘。雖然作者在附錄中也有異體字列表，但不便查閱。
唐牛修墓誌銘現藏昭陵博物館，作者對該碑的說明文字有多次修改。醴泉的繁體字不是醴泉，而是醴泉。Xi的昭陵博物館應該是陜西禮泉縣的昭陵博物館。
牛建東先生犧牲業余時間，不厭其煩地全方位收集資料，令人感動。他把壹份沈重而珍貴的資料放在我們面前。我們要利用這些資料，進壹步研究中古姓氏，特別是隴西牛氏的遷徙和流動軌跡，梳理其詳細演變的歷史脈絡，為中古社會的生活史尋找新的證據，並對史料進行修訂和補充，探討這壹家族在歷史進程中發展進取的動力。
這也是這本書的魅力和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