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禮的購物中心，方政反復地挑選著書包。挑來挑去，他決定買下那個藍色的非常大的挎包。“我實在有太多的書要裝，更何況還要帶些衣服去有空調的教室上課。”雖然已經成年，但這個小夥子說起話來仍然很靦腆。
方政，男，20歲，河北人，2003年9月考入浙江大學，後被新加坡教育部選中，獲得SM3獎學金。12月來到新加坡，現在在南洋理工大學的國立教育學院讀預科。
方政和新加坡有著壹種不解的緣分。
“我在高二的時候，新加坡政府就到我們學校去招SM2的學生。我們學校是全省的中學，而且我還在實驗班，的班。我知道來招學生以後就報了名，在學校初選的時候選上了。後來新加坡的官員來復試的時候，家裏不讓去，我就放棄了。”方政壹臉的無奈。在中國，由於大多數家庭中只有壹個孩子，父母往往根據自己的經驗為孩子的前途做決定，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誤入歧途，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
方政的父親當時擔心孩子還小，壹個人去新加坡以後不能適應，反而耽誤了前途。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孩子成績很好，在中國考壹所的大學沒有任何問題。
“結果我的同學去考的，都考上了，他們很多成績並沒有我好。”方政說起自己時顯得很自信。
然而，或許命中註定，方政和新加坡有緣。
“在剛進浙江大學的時候，高考分數比較高的學生可以去參加竺可楨學院的入學考試。我並沒有考上，卻在考試時聽到壹個消息，就是新加坡教育部在大學招收SM3的學生，我就去了，考過幾門課和面試之後，我被錄取了。”
雖然被錄取，但能不能來，還要過父母這壹關。或許由於有高中的經歷，他的心態很平靜。
“其實這次我爸同樣不贊成，與上次不同的是態度沒有那麽堅決，不怎麽反對。而媽媽似乎更主張來。她想讓我出來見見世面。”
方政還是決定來新加坡。這壹來，就是十年。
根據SM3獎學金和新加坡教育部的合約，獎學金獲得者將在南大或者國大學習半年英語，通過英語水平考試後，開始攻讀學士，畢業之後在新加坡工作6年。總***要在新加坡呆上十年。
“2003年12月20日！”當被問到何時來新加坡的時候，方政不加思考地很快說出來，“這個日子我壹輩子都會記得。”
來到新加坡第壹天，領到南洋理工大學第8學生宿舍的鑰匙，方政打開門壹看，裏面坐著壹個面孔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學，方政用中文和他問好，結果對方卻用英語告訴他，說他不懂中文，是越南來的留學生。“我當時楞了壹下，然後才會過意來，開始試著用英語和自己的同屋交流。”雖然在中國，方政已經學了很多年的英語，並且來新加坡之前也接受過考核被認為英語應該沒問題，但第壹次真刀真槍地用上，總覺得不適應。
現在的方政，每天上著英語課。不知不覺，和越南同屋的交流越來越輕松。
幾天後，方政又去文禮的購物中心，這次去是要做壹個調查。這是壹份作業，主要為了訓練他們用英語和人交流的能力。好幾次，方政鼓起勇氣，走上前去，說了壹大堆好話，結果總是被人拒絕。兩個小時下來，只完成了兩份。他無精打采地低著頭。
“壓力很大，見到許多優秀的中國師兄，看到他們取得那麽好的成績，很是羨慕。所以自己要努力。”作為出來乍到的學生，方政已經感覺到了壹種不易承受的情緒。
來到新加坡之後，方政經常會哼起陳奕迅的《十年》。十年對這個20歲的小夥子似乎很長，要走好，卻不是很容易。方政知道，十年的盡頭是而立。
“從現在開始，我要走好自己的每壹步。”方政說，他還要再去文禮，去完成他的調查作業。
（二）
南洋理工大學壹食堂。在靠近門口的壹張桌子上，壹個男孩正賣著各種各樣的電話卡。“打中國連通卡、鳳凰卡都很好，鳳凰卡比較清晰，300分鐘，連通卡聲音質量稍微差壹些，不過壹般談話沒有問題。打加拿大拿這種卡比較劃算。”他從桌上的盒子裏熟練地抽出各種卡，準確地報著各種卡的價錢。雖然這些價目都已經清楚地寫在前面的壹張紙上面，他仍然不厭其煩地重復著。在裝卡的那張盒子裏面，壓著各種面值的紙幣，而旁邊壹個小盒子則裝著各種各樣的硬幣。“對不起，我沒有2元的，只能這麽找您了。”他笑壹笑，將幾個硬幣和卡壹起交給顧客。
這個男孩就是鄭世春，20歲，山東日照人，南洋理工大學生物專業壹年級學生。2003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學能源與動力學院，同年底被選拔來到新加坡。
在南洋理工大學，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會認得他那張並不是很成熟但充滿笑容的臉。從去年暑假開始賣卡以來，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在他那裏買過卡。
“那時候剛學完英語，離開學還有壹段時間，覺得實在是沒什麽事情可做，當時正好碰到壹些已經畢業的師兄，他們找人在南大裏面賣電話卡，所以就去做了。”
按照壹般的邏輯，像鄭世春這樣的學生，由新加坡教育部提供的獎學金已經能讓他們在新加坡生活得很好，不但衣食，電腦、電話、冰箱等比較昂貴的東西也能買上。實際已經不需要他們出來掙錢了。
“賣卡可以多接觸許多人呀！對嗎？”鄭世春說話總喜歡用對嗎來結尾，好像是在征求別人的意見，卻也不缺乏對自己判斷的自信，“做到後來，發現了更便宜的卡源，突然發現原來每月花不多的時間賣卡的收入可以超過獎學金。”他顯得很得意，自己的勞動換來的收獲是明顯的。
現在鄭世春每周會在壹食堂的晚餐賣兩次卡、在十四食堂賣壹次。“每次我來壹食堂，就先繞壹圈，問問食堂的阿姨叔叔們要不要買，所以跟他們都熟了。”他笑笑，“然後就買壹碗面，壹邊吃，壹邊賣。”鄭世春的顧客很多，每次吃上壹口就有人來，他就停下。每次壹碗面要吃壹個多鐘頭。
其實，鄭世春的出名不僅僅在於賣卡。“鄭世春呀，他很強耶！他在做junior的時候除了給家裏打電話，壹句中國話都不說！”只要是南洋理工大學的SM3學生都會知道這回事。盡管他們可能還不能把這個人和在壹食堂賣電話的那個男孩對上號。
所有從中國來的學生都需要花半年的時間學習英語，這個時期叫junior.在這之後，中國學生就要跟學習了近20年英語的新加坡學生壹起用英文上課用英文考試。
“其實也沒他們說的那麽誇張。不知道誰先傳的。”鄭世春顯得很謙虛，他說只是那時候剛來，英語不好，所以要逼自己抓緊學。他先和同是山東來的同屋商量以後在宿舍說英文，後來就傳出去說有個中國學生宿舍不說中文，然後他每次見人都嘰裏呱啦英文，不管別人說什麽。“曾有壹段時間，我的室友因為跟我說不清楚而減少了和我說話。”在辛苦半年之後，“新加坡同學跟我說，我的口音已經是地道的新加坡英語了，”他至今還有那份成功的喜悅，“雖然新加坡英語不是標準的英語，也沒什麽關系，入鄉隨俗，語言本來只是用來交流的。對吧？”
鄭世春說他之所以下如此決心，是受壹個英語老師的影響。“他從中國來進修英語，在進修的幾個月的時間裏，他非常努力，進步非常顯著，於是壹個教授看中了他，讓他留下來讀PhD，而在他讀PhD期間，他發表了好多論文，於是南大就讓他留下來作教授。”鄭世春對這個老師充滿尊敬，“其實對我們從中國來的學生來講，新加坡是壹個機遇，如果妳珍惜了，妳的人生會產生很大的變化；而如果妳沒有意識到這是壹個機遇，不去努力，妳就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或許正是這種精神，才使他成為生物專業的學生。“生物專業很難進，要高考成績比較好才行。我那時候成績壹般，沒能申請上，和大多數同學壹樣，去了工程學院。我並不甘心，反正那時候剛入學也沒什麽事情，我就給生物系的系主任、學生辦公室和教務辦公室寫信，告訴他們我想學生物。我就把寫信當作練習英語作文，每天寫，寫得都不壹樣，最後他們被我煩得沒有辦法，剛好有新加坡本地的學生轉出來，他們就安排我進去了。”鄭世春說得很輕松，不過只有他自己才明白輕松的背後藏著多少努力。
不過在上生物專業以後，他發現了為什麽生物要求成績特別好的同學，“妳看看這書，”他指著壹本比牛津字典還要厚還要大的教材，封面上赫然寫著The Cell（細胞學），壹臉的無奈，“每壹科都這麽厚，很難學。”鄭世春說自己對前壹年的成績並不滿意，因為生物系的學生通常都要把所有的時間花在功課上，而他卻花了很多時間賣卡，還參加了壹個標準舞俱樂部。
鄭世春說很想用自己掙的錢做壹些投資，他的目標是做壹個實業家。而現在，他每天騎著單車穿梭在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園裏，為著他的理想按部就班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