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生西電永濟大金黑茶，孫華攝於北涼關帝廟。
包頭市喬家金街楊建林攝
在內蒙古包頭市的博物館裏，有壹批特殊的文物——大磚茶、整捆煙葉、銹跡斑斑的駝鈴、運貨用的駝架...並不珍貴，更談不上華麗，只是清代至民國時期包頭地區常見的物品，卻對這座黃河北岸的草原城市有著獨特的歷史文化意義。
萬裏茶道新商貿城
清初，壹度阻斷的草原絲綢之路恢復繁榮，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湖北漢口為起點，南行橫跨大半個中國，經內蒙古至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國際貿易通道。這條通道穿越萬裏，商路上的主要商品從絲綢變成了茶葉，所以也被稱為“萬裏茶道”。
19年的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與俄羅斯的邊境貿易城市查克圖，茶葉已經排在中俄貿易的首位。茶葉貿易的繁榮源於草原民族對茶葉的巨大需求。無論老幼貧富，草原上的每個人都愛喝茶。“壹日無食，不如壹日無茶。”茶不僅是生活必需品，而且在貿易中起著貨幣作用。“行人入其境，需買磚茶助兩岸。”在草原上，“壹只羊大概值12塊磚茶，或者15塊，是駱駝的十倍。”
茶葉在草原暢銷的同時，大量毛皮原料被運往中原。壹些地理條件優越的黃河碼頭成為南北貨商的聚集地。
200多年前，包頭只是黃河邊壹個不知名的小村莊。由於黃河改道，包頭，壹個新的黃河碼頭，被創造出來。隨著萬裏茶道國際貿易的繁榮，包頭逐漸發展成為西北地區著名的皮毛集散地。大量的內地茶葉、煙草、棉布等物品在此聚集，被運到草原腹地販賣，換取皮毛、羊、駱駝等，再銷往中原。
駝隊是當時草原商路上的重要交通工具。在著名商號“大生魁”的鼎盛時期，有近兩萬頭駱駝，很多底層的勞動者靠拉駱駝為生。茶葉、煙草、駝鈴等物品見證了包頭的城市發展史。如今，它們被放在博物館的陳列櫃裏，向人們講述萬裏茶道的故事。
先是復盛公，然後是包頭市。
清代，長城內居民將殺虎口稱為“西口”，張家口稱為“東口”。進入西北草原後，向西可達寧夏、青海、新疆，向北可進入蒙古腹地。大漠草原的廣闊市場和萬裏茶道的財富故事，吸引了大量山西、陜西人到口外謀生，民間稱之為“西進”。包頭因南海子黃河碼頭而成為“西進”的理想目的地之壹。
在眾多關於“西進”的故事中，山西祁縣人喬桂發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他是山西商人喬致庸的爺爺。喬貴發在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來到包頭。他從為軍隊和商旅提供草料、大豆等物資開始，然後管理倉庫，為蒙古商人提供貨物、食物和住宿，建立了“廣生功”商號。廣生宮在業務蒸蒸日上的時候卻因投資失敗而遭受重創，壹度瀕臨破產。重新崛起後，改名為“復生宮”。喬致庸接手喬氏家族的生意後，成立了以豪為品牌的企業集團。復名的業務範圍很廣，包括茶葉、綢緞、藥材、皮貨、糧食、典當、服裝估價和貨幣行業。喬致庸重商不重利，重視管理人才，善用人才，為喬壹生的持續繁榮奠定了基礎。
商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口的集中和城鎮的發展。嘉慶十四年(1809)，總監薩拉齊總裁判所將檢查衙門遷至包頭，包頭村改為包頭鎮。同治九年(1870)前後，包頭以喬氏店鋪為核心，圍繞商業區修建了城墻。這是包頭最早的建城史，所以民間有“先有公復興，後有包頭城”之說。
包頭市有很多宗教建築，反映了當時多元文化的交匯。晉商崇拜財神和關公，財神廟和關帝是他們經常去的地方。輔政寺是當地蒙古族信仰的藏傳佛教寺廟。清真寺是陜甘寧回族的宗教場所。
為了滿足當地居民和商人的需求，城東南的龍王廟修建了許多菜園，甚至還發展了專門的行會組織“遊園”。喬的菜園是包頭市的壹個大型菜園。現存的光緒年間碑刻中，也有福生院參與集資重修龍王廟的記載。
草原絲路時代的新篇章
經商致富後，喬致庸在家鄉蓋了房子。同治初年(1862)，開始在祁縣喬家堡村舊屋西北修建新樓，取名“中堂”。同治十年(1871)，建東南院和賽那寧，四院分別位於街的四角。光緒二十四年(1898)，喬家買下四院中間的兩條街巷，東建門樓，西建祠堂，封閉所有院落。民國時期，隨著喬人口的增加，房子擴建。
這座私宅經過喬家幾代人的修建，已經成為遠近聞名的大宅，民間盛傳“皇族有紫禁城，房舍看喬家”。整個建築群布局嚴謹精巧，磚石、木雕工藝精湛，是中國北方民居建築的典範。
隨著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推進，傳統的萬裏茶道逐漸衰落。喬的商業王國也成了歷史的背影。
如今，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國家二級博物館，山西喬家大院向海內外遊客展示著晉商文化和山西民俗。在東河區傅生西糧油店舊址上，修建了壹條復古商業街“喬家金街”，街上保留下來的呂祖廟、財神廟等清代建築成為了這段繁華歷史的見證。
“壹帶壹路”倡議的提出，為草原絲綢之路再次輝煌帶來了新的契機。隨著“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的穩步推進，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三國合作項目陸續上馬，貿易額不斷增加，人員往來更加頻繁。草原絲綢之路開拓進取、互利合作的精神，譜寫了新時代輝煌的新篇章，必將為沿線各族人民帶來新的福祉，創造更多精彩故事。
(作者康建國是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04月07日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