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特別指出，胡適之成為中國文化轉型時期舉足輕重的人物有兩個關鍵因素:他有長期的精神和思想準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極其豐富的嘗試。他寫白話文學史，寫中國哲學史，寫小說考證，寫科學方法，都是為了開拓中國學術的新機遇。
在胡適眼裏，“傳記文學”是中國近2500年來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文學。原因是在《南通張即之先生傳》的序言中，他說:“傳記是中國文學中最不發達的學科。這大概有三個原因:壹是沒有崇拜偉人的氛圍；二是比較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胡適不斷勸朋友寫自傳，他自己也寫，因為他相信傳記有助於人格的教育。所以在1953 65438+10月12的演講中，他談到了自己看西方傳記的感受:“現代新醫學的創始人帕斯圖的傳記是他女婿寫的，也是最感人的壹部。巴斯德是15世紀的法國化學家...他壹生最大的貢獻是發現了微生物...這位科學家的傳記讓我壹直外行到夜裏三四點鐘，讓我的眼淚打濕了書頁。我覺得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教育。中國不是沒有聖賢；只是傳記文學不發達，無法發揚光大。這是我們的巨大損失。”因為，胡適還有另外壹個想法，就是他主張通過傳記來宣揚英雄崇拜。胡適特別提到，中國近代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可以作為新傳記的素材。遠壹點的，比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言歸正傳，如孫文、袁世凱、嚴復、張之洞、張謇、盛宣懷、康有為、梁啟超，這些人關系到壹個國家的生活，要用生動的速寫記錄下來，要用繡花針般的細致努力去尋找和考證他們的事實，要用大膽而深遠的洞見去判斷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
胡適壹定知道自己是壹個可以代代相傳的人，所以很註意保存史料，日記也因此被認為是寫給別人看的，就像李慈銘的《嶽滿堂日記》壹樣。但是在我看來，寫日記是壹個好習慣。我只買了胡的《石聞存》，但我買了全套胡適的日記。我覺得這比他的壹些學術成果更重要，因為他的日記詳細記錄了他平時的想法，裏面包含了很多細節。他平時收集的很多數據也會時不時的記在日記裏，加上自己的分析。在他的日記裏。不容易看到情緒的起伏，都是他事業的所在。比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需要從哪些方面開展，需要哪些知識和行動，如何培養和訓練，各種細節，需要的資金...抗戰期間，他甚至記下了日軍軍備的很多方面，比如日本軍艦上火炮的口徑...
從新文學的角度來看，胡適有很多主張，比如在人名或地名旁邊加壹個黑杠。有壹次他給章太炎寫信，在章太炎的名字旁邊加了壹個杠鈴。太炎很生氣，心想胡適怎麽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加個杠鈴。但他看到胡適的名字旁邊有個杠鈴，就覺得有點心安，說，原來他的名字也加了個杠鈴。對此，張愛玲仍有回憶:“說到加壹杠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標點符號，最初是在壹個人的地名左邊劃壹條直線。不知道後來為什麽廢除了，壹直很後悔。不像其他國家，單詞可以大寫。這封信仍然是月亮的芬芳。書的標題是左邊加壹行曲線，後來是壹般的引號。壹枝先生用過引號，後來忘了，還是用了壹條線的曲線。在我看來，都是‘五四’時代的痕跡，低得不能再低了。”
胡適無疑是20世紀學術界最重要的人物之壹。他的學生唐德剛給了他壹個統計，說他在體育方面幾乎是十項全能，只有壹點不同。這九項是:1。哲學思想，2。政治思想，3。歷史觀點，4。文學思想，5。哲學史觀點，6。文學史觀點，7。考證，8。紅學的藝術性，9。紅學的人民性。
無論對胡適的評價是高是低，都不能說胡適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任何見過他的人都會有些欽佩。張愛玲告別胡適時寫道:“我走到大門口，站在臺階上說話。天冷，風大，從街對面的河鎮河吹來。壹枝先生看著灰色的河，壹個空英鎊暴露在街道的拐角處。河上有霧。我不知道如何保持微笑，我很震驚。他的圍巾裹得緊緊的，脖子縮在壹件半舊的黑色大衣裏，肩膀很厚，臉挺大，整個身體濃縮成壹個青銅半身像。我頓時肅然起敬，心想:原來真的像人們說的那樣。
而且我壹直相信，所有偶像都有‘泥腳’，否則就站不住腳，不可信。“這段描寫，多好啊！張愛玲還說，她去見胡適的時候，她的壹個叫顏英的朋友覺得胡適不如林語堂有名。於是張愛玲感慨:“我常常發現，當外國人不了解現代中國的時候，往往是因為他們不知道五四運動的影響。因為五四是內部的，外部世界僅限於進口。我覺得不僅是我們這壹代人和上壹代人，大陸的下壹代人也壹樣，雖然很多年輕人在和胡適鬥爭的時候並不知道他們是在和什麽鬥爭，但是我覺得只要有心理學家榮格所謂的民族記憶這種東西存在，像五四這樣的經歷是不能忘記的，無論拓殖是否失落，無論是在思想背景上。容與弗洛伊德齊名。不禁想起弗洛伊德研究摩西是被以色列殺死的。事後他們坦白，很久以後他們還是相信了他。“這是有遠見的。
讀《現代學者》時，我有不同的感受。讀胡適的時候，我的心是清澈而平淡的，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文筆，更是因為他的字面背。人們通常稱他為“胡大哥”，可見他平易近人。比如他對徐誌摩等人的照顧，完全是老大哥風範。有壹次，華人世界的壹個記者去拜訪胡適，壹開口就說:“胡大哥！妳好！廢話:妳怎麽這麽沒禮貌？我不是黑社會老大。妳怎麽能叫我手機？記者說:妳不是胡醫生嗎？廢話:有！我壹生中獲得了36個博士學位。記者說:胡博士英文DoctorHu的音譯不正是“胡大哥”胡說八道:正是！記者說:那我叫妳“胡大哥”，是不是剛剛好？胡突然對說:是啊，是啊；粗魯無禮。原來他們對“手機”的含義理解不同，導致了這樣的誤會。
胡適壹生溫柔敦厚，直到去世，他的態度並沒有因為他的地位而有所不同。上世紀50年代，經常為他拉人力車的黃包車夫說，從來沒見過這麽平易近人的書生。
但也有例外。魯迅從認識胡適開始，就對他有所提防。他認為辦《新青年》雜誌時，陳獨秀就像壹個開放的房間，說裏面有武器，刀、叉、戟都看得壹清二楚，而就像壹個封閉的房間，門上沒有武器，總讓人起疑心——凡是認識胡的人，幾乎都會贊美胡適，但奇怪的是魯迅為什麽這樣說。
另壹方面，胡適贊揚魯迅。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周氏兄弟最可愛，天才很高。蔡羽既有欣賞力，又有創造力，而祁鳴的欣賞力好，創造力少。”胡適對魯迅早期的雜文非常欣賞。比如魯迅在《隨感錄41》中寫下了“向大海學習”“擺脫空調”“有壹點熱度，發出壹點光”等深刻的話語。胡適說，看了這段話，感動到“整夜睡不好，總想起這篇文章”。此外，胡適看到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的出版，不禁熱情地稱贊說:“這是壹個開拓性的創作，搜集得很勤，結構得很精，決策得很嚴，可以為我們研究文學史的人節省無數的精力。”
魯迅之所以那樣看待胡適，大概是因為胡適和周兄弟在辦《新青年》時有意見分歧，但也只能算是意見分歧，而不能算是仇富。1926年5月，晨報上魯迅、周作人、陳垣(西營)三人展開了壹場激烈的筆戰。徐誌摩編輯了報紙的副刊，經過幾次勸說，停止了兩邊的文章發表。作為各方的好朋友，胡適出於好意給周氏兄弟寫了壹封勸解信，懇切地要求雙方停止這場毫無意義的筆戰。這封信壹出，周氏兄弟便與胡適絕交，魯迅也從此不再與胡適交往。比較溫和的周作人在1929主動與胡適和好。胡適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寫道:“我這壹生，只有最真摯的愛，各種疏遠和人事變動，這份心意從未減弱。”雖然相隔遙遠，但相濡以沫。這壹次，我是帶著壹種溫暖的感覺來到這本書面前的，我很開心，但我又難過又酸。這是事實，我想看那封信。"
魯迅不可能和胡適和好。從30年代初開始，魯迅就不時在文章中諷刺胡適。1931年，魯迅在《知難而行難》壹文中寫道:“中國歷來有個老習慣，皇帝堅定不吉利的時候，總想和文人在壹起。固時為‘嚴武修文’，粉飾粉飾；我倒黴的時候以為他們真的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彤皇帝退位並變得無聊時，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做過這樣的任務。看到他們後，奇怪的是人們不知怎的問他們叫什麽名字，醫生說，'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帝。'胡適與溥儀相識於1922年5月。溥儀宮壹接電話，就往胡適家打電話，召見胡適。胡適在1922年7月寫的《宣彤與胡適》壹文中寫道:“陽歷17年5月，清朝皇帝宣彤打電話邀請我進宮談話。
當時約定5月30日(農歷端午節前壹天)去看望他。30日上午，他派了壹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從神武門進入皇宮，在養心殿見到了清帝。我向他鞠躬，他請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稱我為“先生”，我稱他為“皇帝”。我們可能在談論文學...他說他贊成白話文，他寫舊詩，最近又嘗試寫新詩。"
然而，溥儀與胡適的會面卻引起了很多討論。有人說“胡適要當皇帝”，胡適不得不解釋:“這個17歲的少年，處境很孤獨，很可憐！在他孤獨的時候，他想找壹個年輕人傾訴，這也是人情中很常見的壹件事。沒想到，皇帝的思想在中國的腦盤裏還沒有洗幹凈，所以原本很人性的東西，在記者的筆下成了奇奇怪怪的新聞。”幾年後，這件事被魯迅翻出來了。其實更何況是魯迅做了不真實的新聞報道，說胡適為侵華日軍出謀劃策。魯迅在《偽自由》壹書中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家。然而，從中國人民的角度來看，這是出賣靈魂的唯壹秘密。”
但胡適並沒有對魯迅以牙還牙。1936魯迅去世後，蘇給蔡元培和胡適寫了壹封長信斥責魯迅。胡適在回信中說:“任何人都不應該是平等的。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是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比如他早期的文學作品，比如他對小說史的研究，都是很優秀的作品。”這不是因為胡適不知道魯迅罵過他，只是他沒有反應。魯迅臨死前說:“我不原諒任何人。”如果有來生，他會原諒胡適嗎？
但是，周作人對胡適有很多感情。胡適於1962年卒於臺灣省。陷入困境的周作人寫了壹篇題為《回憶胡適之》的文章。在文章中，周作人沒有說胡適壹句好話，只數胡適幫他出版了多少書和文章，拿了多少錢。其中，他特別提到了《希臘文曲阜》的第三次出版:“這是我當時僅有的壹部希臘文譯本，總共只有四萬字。我把稿子賣給了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拿到了10元1000字的報酬，這真的是我拿到的最高價了。在序言的最後，我說，‘雖然這些翻譯只是小冊子，但它們確實是我的嚴肅作品。以前也翻譯過壹些文章，但是沒有這次這麽費功夫和時間。中間總是慌慌張張的，深怕蹭到黃胖子的年糕而不出力。如果沒有合適先生的鼓勵，我早就把筆夾在中間了。現在終於翻譯完了，很欣慰。個人感覺喜歡30年的岔路口，原著值得介紹，雖然只是太少。
蒂亞克列多斯有句諺語說，小禮物承載大恩惠。農村的歌裏有句話說的好，鵝毛千裏寄，物輕人重。就當畫個笑話吧。關於這個翻譯有這樣壹個共鳴。交稿前我提前解釋過了。有些詞違反了規則，我要求保留...我笑著答應了，就這樣印出來了。”在文章的最後，周作人特意說:“《希臘曲阜》稿費400元，讓我受益匪淺，就是在西郊半井村買了塊墓地。只有兩畝地，因為後面有三間瓦房，花了360元買的，後來因為沒人住就塌了。30多年過去了，新栽的柏樹已經成林。不要把我們的二女兒若子，我的侄兒鳳兒，最後還有我的母親魯太太，也埋在那裏。地方還好好的存在著，但是我的力氣沒有白費。這是我感到非常幸運的事情。“至此，我不禁停止了長久的思考。
胡適壹生溫和，信奉自由主義，強調寬容。這種態度可以作為朋友間的美談流傳下來，也可以被我們的後人銘記。但是，他顯然對中國的政治沒有清晰的認識。我們只要看壹段，就清楚了。他說:1919年，北大開除陳獨秀，是他最難過的事，因為陳的離去造成了中國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裂削弱了北大的自由主義。他甚至天真地以為，如果陳獨秀還在北大，受胡適和陶孟河的影響，就不會很左傾了。不管這是真是假，我們看到的是胡適的心思。還有，1948年底，南京派飛機到北平接胡適，陳寅恪陪同。胡適到南京後，說服政府派飛機到北平接他的學界朋友。飛機返航，機艙門打開，只有幾個人走下來，胡適不禁落淚——從1919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到1948年，30年不算長，卻是新舊世界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