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節的變化對漢代普通人的生活狀況有著不小的影響。如漢末人徐幹說：“在炎氣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貴族也感到“身若點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戲鮮歡。”然而季節對飲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後妃那裏卻被降至當時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蔥，韭黃等蔬菜，而這些蔬菜是耗費大量錢財，太官“覆以屋廡，晝夜蘊火，待溫而生。”在炎熱的夏季，皇帝與後妃則是“堅冰常奠，寒饌代敘。
在此時期中國飲食文化的對外傳播加劇了。據《史記》、《漢書》等記載，西漢張騫出使西域時，就通過絲綢之路同中亞各國開展了經濟和文化的交流活動。張騫等人除了從西域引進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蘿蔔、石榴等物產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葉等物產以及飲食文化傳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區的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來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國傳統燒烤技術中有壹種啖炙法，也很早通過絲綢之路傳到了中亞和西亞，最終在當地形成了人們喜歡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絲綢之路還要早壹些的西南絲綢之路，北起西南重鎮成都，途經雲南到達中南半島緬甸和印度。這條絲綢之路在漢代同樣發揮著對外傳播飲食文化的作用。例如，東漢建武年間，漢光武帝劉秀派伏波將軍馬援南征，到達交趾(今越南)壹帶。當時，大批的漢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築城居住，將中國農歷五月初五端午節吃粽子等食俗帶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東南亞各國仍然保留著吃粽子的習俗。
同壹時期，中國人衛滿曾壹度在朝鮮稱王，此時中國的飲食文化對朝鮮的影響最深。朝鮮習慣使用筷子吃飯，朝鮮人使用的烹飪原料、朝鮮人在飯菜的搭配上，都明顯地帶有中國的特色。甚至在烹飪理論上，朝鮮也講究中國的“五味”、“五色”等說法。
唐代的長安就是當時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國逐漸形成為壹個民族眾多的國家，這就為各民族飲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提供了便利。西域的特產先後傳入內地，大大豐富了內地民族的飲食文化生活；而內地民族精美的肴饌和烹飪技藝也逐漸西傳，為當地人民所喜歡。
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過程中，不斷創新中華民族的飲食文化。這壹時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數民族還在和漢族雜居中慢慢習慣並接受耕作農業這壹生產與生活方式，開始過上定居的農業生活，而內地的畜牧業也有較快的發展，得益於胡漢民族的頻繁交流。這種變化也使胡族和漢族傳統的飲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食肉飲酪”開始成為漢唐時期整個北方和西北地區胡漢各族的***同飲食特色。
今天我們日常吃的蔬菜，大約有160多種。但在比較常見的百余種蔬菜中，漢地原產和從域外引入的大約各占壹半。在漢唐時期，中原內地通過與西北少數民族交流，引入了許多蔬菜和水果品種，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蕓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調味品有胡椒、沙糖等。與此同時，西域的烹飪方法也傳入中原，如乳酪、胡餅、羌煮貊炙、胡燒肉、胡羹、羊盤腸雌解法等都是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的。
在漢代傳入的諸種胡族食品到魏晉南北朝時，已逐漸在黃河流域普及開來，受到廣大漢族人民的青睞，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飪方法最為典型。所謂“羌煮”即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類似於烤全羊，《釋名》卷四“釋飲食”中說：“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正是由於“羌煮貊炙”鮮嫩味美，受到廣大漢族人民的青睞，因而逐漸成為胡漢飲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詞。另壹方面，漢族也不斷向西域、周邊少數民族輸出中原的飲食文明。這其中既有產於中原的蔬菜、水果、茶葉，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漢唐時期也是中國傳統飲食方式逐漸發生變化的時期。東漢以後，胡床作為壹種坐具從西域傳入中原地區，漸被普遍使用。由於坐胡床必須兩腳垂地，這就改變了漢族傳統跪坐的姿式。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家具新變化，到隋唐時期也走向高潮。這壹方面表現為傳統的床榻幾案的高度繼續增高；另壹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種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開始使用。桌椅出現以後，人們圍坐壹桌進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這對中原人席地跪坐的傳統進食方式產生了根本性的沖擊。
壹般而言，飲食習俗是在長時期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任何壹個民族的飲食習俗也是這樣，隨著時代的變遷，總會不斷出現緩慢、漸進的變化。在這裏，新的飲食原料和烹飪方式就成為壹種新變量，而新變量的出現既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關，又與對外文化的交流相聯。唐代的飲食文化變遷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壹點。唐代外來飲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漢代人對從西域傳入的食品的壹種說法。胡食在漢魏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後，至唐最盛。《新唐書·輿服誌》說：“貴人禦饌，盡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種很多，面食有餢飳、畢羅、胡餅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餅，慧琳《壹切經音義》中說：“此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亦有此名。”畢羅壹語源自波斯語，壹般認為它是指壹種以面粉作皮、包有餡心、經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長安有許多經營畢羅的食店，有蟹黃畢羅、豬肝畢羅、羊腎畢羅等。胡餅即芝麻燒餅，中間夾以肉餡。賣胡餅的店攤十分普遍，據《資治通鑒·玄宗紀》記載，安史之亂，唐玄宗西逃至鹹陽集賢宮時，正值中午，“上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傳入中國，據《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記載，唐初就已將高昌的馬乳葡萄及其釀酒法引入長安，唐太宗親自監制，釀出八種色澤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緹盎。既頒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並由此產生了許多歌詠葡萄酒的唐詩。唐代還從西域引進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藝，使得中國古代飲食又平添了幾分甜蜜，其意義不亞於葡萄酒釀法的引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