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甘肅頻道(07-28 09:59:55)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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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抗日是中國* * *早已明確的方針。中央紅軍長征前夕，即1934、15年7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其中指出:“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以最大的決心，不遺余力地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進行人民民族革命鬥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但北上抗日的方針是在長征中逐漸實現的。
會合思想的提出
1934年初，廣昌戰役後，中央紅軍在根據地粉碎敵人“圍剿”的可能性極小。這個情況，中共中央也有估計。因此，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並向共產國際報告。不久，共產國際同意了這壹轉移計劃。據1943年周恩來回憶，長征前，中央書記處召開了多次會議，對成立三人團，安排人員去留等問題進行了研究。而博古、李德盲目與紅壹軍團、第六軍團會師，沒有總方針及時作出戰略轉移。轉移計劃只在少數高級領導人之間秘密進行，甚至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直到部隊轉移開始時才知道。從現有的材料來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沒有做好沖出去的充分準備。撤出中央蘇區這壹關系黨和革命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中央政治局不討論，轉移的命令和指示多為“絕對機密”，嚴禁傳達給幹部和部隊。沒有思想動員和充分準備，就很難和8.6萬人的軍隊統壹行動。因此，“它顯示了不必要的倉促”。因為軍區只是簡單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行軍路線基本上是按照紅六軍團走過的行軍路線。由於部隊行動遲緩，國民黨當局察覺後，在贛南、湘粵、湘東南、湘桂構築了四道封鎖線，並安排重兵攔截、尾追。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後，人數從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多人。這時，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王家洋、張聞天對中央軍事路線進行了批判，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軍事領導路線錯誤造成的。65438+2月65438+2月，中共中央* * *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的前進方向。薄谷開來、李德堅持紅軍主力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
建立川黔和雲貴川根據地
1934 18年2月18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繼續討論紅軍的行動方針。薄谷開來和李德仍堅持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計劃。毛澤東主張紅軍向黔西北進軍，在川黔邊界建立根據地。經過激烈的辯論，王稼祥、張聞天等人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主持人周恩來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紅軍西渡烏江，向黔西北前進。會議還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這是長征以來第壹次明確提出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
1935 65438+10月，遵義會議改變了黎平會議關於在川黔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會議決定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據地，以迎接北上的紅四方面軍。因為不能渡河，中央決定停止向川北發展，在雲貴川建立根據地。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的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馳騁於川黔滇廣大地區，迂回於敵重兵集團之間。在這裏打了半年仗，壹直沒找到合適的基地。很明顯，紅軍轉戰西南，在貴州、四川及其周邊長途跋涉，軍事上靈活機動，但實際上還是壹種必然。中共中央清楚地認識到，部隊長期處於遊擊狀態，沒有根據地是極其危險的。因此，總是要求部隊去戰鬥，去創造新的根據地。總結起來，紅軍在西南建立根據地的失敗，基本上是由於兩個原因:壹是敵人強大，二是群眾基礎薄弱。這是因為，西南雖然偏僻，但仍是人口密集區，各地軍閥割據，養了不少兵。除貴州軍外，四川軍和雲南軍都有壹定戰鬥力。再加上蔣介石刻意經營西南，派大軍跟隨，迫使西南各地軍閥聯合起來，非常積極地與紅軍作戰，從而使紅軍幾乎處於無時無刻、處處作戰的困難局面。同時，由於兵力有限，長途戰役損失不斷，紅軍戰鬥力被削弱，不得不避實就虛，避免與強敵決戰。因此，紅軍不得不轉戰到川黔滇邊界和川西這些高原山區，試圖在敵人薄弱的地方找到立足之地。但這些地區的群眾往往多為少數民族，民情處處分化。再加上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系壹直比較緊張，紅軍不僅難以立足，而且無法解決補給和兵員問題。基於上述原因，中共中央終於在1935年6月決定改變西征方針。
紅軍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
北上方針是中共中央註意到在西南沒有建立根據地的可能後才提出的。當初從江西退下來，為什麽不提北上的政策？如上所述，雖然中央多次決議沒有說清楚，但最終還是要北上。因此，壹、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6月26日在兩河口召開會議，1935。周恩來在會上作了報告，提出了以運動戰迅速進攻松潘胡宗南部，全軍北上創建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根據兩河口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壹、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決定要求壹、四方面軍目前集中主力向北發展，以運動戰消滅大量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建川陜甘根據地，將中國蘇維埃運動置於更加鞏固和廣闊的基礎上，從而取得中國西北各省乃至全國的勝利。會後，劉伯承為中央革命委員會起草了松潘戰役計劃。計劃規定壹、四方面軍分三路進軍及其西北地區，“消滅松潘地區的胡敵，控制松潘以北和東北的道路，以利北上作戰和發展”。但張以“組織問題”尚未圓滿解決為借口，壹再拖延戰機，導致胡宗南在松潘集中兵力，使紅軍陷入腹背受敵的危險境地。於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決定取消松潘作戰計劃，紅軍經草原北上。
紅軍繼續北上，創建陜甘根據地。
張不服從中央的北上方針，執意南下，說“左右兩路決不能分頭行動”，但在中央電報背後，卻命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危害黨中央。黨中央多次致電張，要求他率領右路軍迅速北移。張誇大了敵人的力量，輕視了自己的力量，使他對在抗戰前線西北創建新蘇區失去信心，主張退守川康邊區。為應對當前危機，中共中央政治局於9月1935日在俄羅斯境內召開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提出了壹個長征以來中共中央壹直不願意提出的問題，那就是在蘇聯附近創建根據地。CCP是共產國際的壹個分支，所以在沒有得到共產國際批準的情況下貿然行動是非常冒險的。但是，中央在這裏考慮的不僅僅是建立根據地，還要絕對保護經過長征的幾千支革命力量。為貫徹這壹方針，中央還決定派謝覺哉、毛澤民到新疆設立交通站，試圖打通國際關系。這時，毛澤東從哈達鋪的國民黨報紙上得知，陜北有相當大的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對中共中央十分重要。因此改變了在蘇聯附近建立基地的決定。
中央紅軍入駐陜北，完成了原定的北上抗日計劃。
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指出:民族危機日益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原定的北上抗日計劃。9月27日，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到達甘肅省通渭縣邦洛鎮，在那裏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據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會議改變了9月12日俄界會議關於在蘇聯附近建立根據地的決定，決定把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放在陜北。毫無疑問，半個月前中央做出的決定是不得已而為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共中央不會開辟國際航線。這時，薄谷開來根據黨中央的決定，寫出了《陜西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和我支隊的任務》。文章詳細論述了留在陜北的意義，指出“在陜甘，尤其是陜北，有著驚人的蓬勃發展。毫無疑問，這壹發展，其意義，其重要性絕不僅限於陜西，也不僅限於西北，而是整個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壹件大事。”是“整個西北的開始和第壹聲”。因此，我們應該“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邦洛鎮會議後，中共中央率領陜甘支隊繼續北上，翻越六盤山，突破長征最後壹關——固原、平涼封鎖線，到達陜北吳起，於6月65438+10月65438+9月與陜北紅軍會合，實現了中央創建西北根據地的初心。10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準邦洛鎮會議決定，指出“在西北建立蘇區，領導國民革命”是今後中共中央和紅軍的戰略任務。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現在國民革命總司令部就在這裏，成了反革命攻擊的中心。敵人對我們的追擊和攔截不得不告壹段落。”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同陜北蘇區壹起領導民族革命”。陜北根據地的建立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隨著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中國人民開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歷史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