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季惺精明的商業眼光和頭腦也令人佩服。抗戰之前，南京城北還是壹片荒地，後來政府做了規劃，銀行給貸款，鼓勵壹些人造房子。早在1933年，鄧季惺就在那裏買地，蓋了壹幢兩層的花園洋房，就在現在南京的北京西路附近，取名鶼廬。鄧季惺把壹半留給自己居住，壹半用於出租。這幢房子當時還作為中國中產階級的居住模式樣板，接待過美國參觀者。 現在想來，那時候的鄧季惺殊為不易--她壹個人既當律師，辦托兒所，又照料著三個上小學的孩子，還要自己操心蓋房子。鄧季惺的精力和幹練的確是常人難以企及。剛到重慶，鄧季惺壹家住在《新民報》的宿舍裏。她聽說江北有壹塊地，又跑到那裏蓋了壹處房子，那時法幣天天貶值，她便用所籌資金和報社積累買進黃金美鈔保值；1943年去成都辦報時，她在金沙街華西壩的南門橋邊修了壹所紅磚二層小樓。解放初，壹家人搬到北京後，鄧季惺在南長街買了壹塊地，與中山公園只有壹墻之隔，蓋了壹幢三百多平方米的三層洋樓。 可是鄧季惺又全然不是只顧事業、不顧家庭的那壹類職業女性。女兒吳敬瑜回憶，雖然母親很忙，但只要有空，她就抽出時間悉心照料幾個孩子的生活。每在報紙上看到壹種新菜譜，她回來就學著做給孩子吃，什麽番茄湯，菠菜豬肝湯。 回首那個時代，鄧季惺無疑是立於時代前端的人。學法律出身的鄧季惺曾寄希望於借助法律的力量，憲法和立法院組織法使中國進入壹個法治軌道，1947年，她決定參加政府舉行的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選舉競選。她甚至還希望能制定壹部出版法來保證言論出版的自由，雖然這個想法遭到了包括小兒子吳敬璉在內的家人的反對，但鄧季惺沒有退步，她說：我要鬥爭，就得打進內部。在自由競選中，她成功當選--在六百多位立法委員中，像她這樣無黨無派者是極少數。 《新民報》最初把自己定位於超黨派、超政治、純國民的諍友，所以當時也集合了不少無黨無派、帶著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新民報社裏90%以上的人都是沒有黨籍；直到1941年，鄧季惺與周恩來結識，深受周恩來影響的鄧季惺開始采取中間偏左的立場。1948年7月，國民政府以詆毀政府，散布謠言，煽惑人心為由，勒令《新民報》永久停刊。鄧季惺也上了黑名單，不得已逃到香港躲避起來。1949年4月中旬，在夏衍的安排下，鄧季惺從香港乘船回歸。而在回來的路上，她最關心的，還是她的報紙。新政權對她的《新民報》、對未來的民間報紙會是什麽態度？並不十分確定的鄧季惺特地跑去問夏衍：解放以後，還能不能辦民間報，私人辦報？夏衍則給了她肯定的回答。 可是鄧季惺很快就發現情勢的發展並不像之前預料的那樣。從香港回來之後，鄧季惺遭遇的第壹件事便是北平《新民報》的壹部分地下黨員登報聲明脫離資方。這讓剛剛得到夏衍承諾的鄧季惺大為意外。在她的要求下，周恩來與她見了面。鄧季惺再次向周恩來詢問：私人還能否繼續辦報？周回答：可以。 雖然總理特地派出以胡喬木為首的工作組，解決了《新民報》的問題，但是鄧季惺也逐漸意識到，在新的條件下，私人辦報已愈加困難。實際上，她和陳銘德從此再也沒有能回到為之付出諸多心血的《新民報》：1950年成都、南京兩社結束，1952年重慶社結束。北京社則在1952年被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出面收購--陳銘德與鄧季惺謝絕了政府給的錢；上海社也於1952年底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此後的鄧季惺與陳銘德與他們鐘愛壹生的辦報事業徹底斷了聯系。1957年，陳銘德與鄧季惺雙雙被打成右派，直到1961年，才有了新的工作。陳銘德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做書畫組顧問，他每天為前來參加活動的畫家準備筆墨紙硯，端茶倒水；鄧季惺則做小餐廳顧問，在這裏，她還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絕活--不知道那時候出入他們身邊的人是否知道，這壹對老人曾經是舊中國最大的民營報紙的創辦人…… 雖然早在50年代就失去了她熱愛的舞臺，但是作為那個時代的新女性，鄧季惺對職業女性的矢誌追求、對法治社會的爭取以及新聞自由的種種探索與努力，雖然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裏顯得那麽孱弱，但卻散發出壹種穿過歷史塵煙的動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