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以來，我國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程監理制度，與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投標制、合同管理制壹起構成了工程建設的基本管理制度。隨著《建設工程監理範圍和規模的標準規定》和《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中工程監理法律地位的加強，工程監理企業和監理工程師逐步承擔起國家強制性的監理任務。
強制監管制度延伸了部分政府監管職能，帶有濃厚的行政幹預色彩，因此在壹定程度上制約了“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也是導致監管手段單壹、人員素質低下、履職不力、行業良莠不齊的重要因素。
自2014深圳啟動強制監理制度改革以來，深圳、上海、北京、廈門、成都、廣州6個城市相繼出臺文件，明確部分項目不再需要強制監理。在《山東省房屋建築和市政工程施工許可管理辦法》中，刪除“按照規定應當委托監理的工程，已經委托監理的。建設單位提供註冊建設工程監理合同》《雄安新區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管理辦法(試行)》明確提出“逐步推行工程質量保險制度代替工程監理制度”，也被視為地方政府取消強制監理的政策信號。
1.取消強制監管的路徑分析
在地方政策中，小型社會投資項目是深圳、上海、廈門、成都、廣州取消強制監管的首選。在北京，2018年6月前取消了對部分公用事業、住宅項目、房地產開發項目的強制監理要求，隨後在2020年3月新增了部分社會投資項目。
這體現了取消強制監理背後的市場化改革思路:從與市場關系最密切的社會投資項目入手，由行政要求轉變為市場化選擇，逐步推動工程監理回歸市場，為監理行業轉型升級奠定基礎。
此外，逐步擴大非強制性監管範圍也是以深圳、北京為代表的領先城市的普遍思路。無論是從深圳的社會工程到政府工程，還是北京的民生工程之後的社會工程，都旨在首先為監理企業的轉型拓展市場空間，進而引導監理市場發揮作用。此外，六地首次在規模較小、總投資較少、質量安全風險較低的工程建設項目中取消了強制性要求，實際上打開了監理企業最受青睞的細分市場的大門，這將迫使監理企業走出“舒適區”，提高核心競爭力以應對市場挑戰。
整體來看，六地取消強制監管的路徑體現了“政策引導、市場運作、試點先行”的思路，是以行政手段打破行政壁壘的積極之舉。
2、強制性監管的替代性分析
取消強制監理並不意味著削弱工程質量管理。地方政策壹般要求建設單位落實工程管理的首要責任，誰來承擔工程監理的法律責任和義務，而地方政府則提出了不同的替代方案。
六地的管理模式可歸納為五大類:具備項目管理能力的建設單位可實行自我管理模式(上海、北京、成都、廣州)，可調配具有類似項目管理經驗的技術人員(成都)或聘請相關專業本科及以上學歷的專業技術人員作為內部工程師(廣州)履行監理職責；自營外部監理單位(廈門、廣州)，廣州也試行了政府購買服務委托監理，建設單位需要從住建局確定的10家監理單位中選擇；選擇全過程工程咨詢服務的創新管理模式(北京、廈門)；實施建築師團隊指導和監督施工質量的新管理模式(上海)；通過購買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由保險公司委托風險管理機構(北京)對工程建設進行管理。
具體來說，建設單位自我管理模式體現了強化建設單位主體責任的初步改革意圖。建設單位自營監理的模式，回歸了制度的初心:工程監理提供工程技術咨詢服務，不僅是根據監理部門和建設單位的需要，對建設項目的質量、進度、成本進行控制，而且是履行建設項目安全生產管理的法定職責。此外，全過程工程咨詢制度、建築師負責制、工程質量潛在缺陷制度等與國際慣例接軌，豐富了工程質量管理模式，引導了監理行業的轉型升級。
3.強制監管的取消意義深遠。
強制監理的取消發出了工程監理市場化的強烈信號。雖然取消強制監理並不意味著監理行業的取消，但取消來自行政監管的外部約束，讓市場來選擇是否聘請監理，采取何種形式的監理以及根據實際情況在工程建設全過程中發揮監理的作用，將全面強化監理服務的市場屬性。
對於工程監理企業來說，取消強制監理是持續的挑戰，也是轉型的機遇:壹方面，通過優化技術、管理、咨詢服務來提高核心競爭力，可以讓自己更“合理”；另壹方面，轉型為更具技術咨詢服務特色的全流程工程咨詢服務提供商和更能凸顯專業優勢的質量風險管理機構，可以獲得更多的“可能性”。監理工程師也可以向建築師轉型，在工程建設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對於工程建設行業來說，取消強制監理後的銜接制度也給工程質量拋出了壹個新的管理命題:如何將工程質量維持在原有水平甚至更高？壹方面要求監管部門強化原有的“建設單位自檢、施工單位抽檢和政府監管相結合”的行政手段，另壹方面也啟發監管部門創新思路，如北京市《關於優化本市建設單位施工管理的通知》，將質量管理問題轉化為風險管理問題，引入工程質量潛在缺陷保險制度作為質量風險的兜底。
在取消強制監理的大趨勢下，工程監理行業應該回歸初衷:質量和安全是所有工程的生命線，所以無論是行政命令還是市場選擇，對工程質量管理的需求都會長期存在。工程監理企業也要不斷變革，以專業能力求生存，以技術服務求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