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霜始於南唐，成於宋代，盛於清代，盛於當代。經過漫長的演變，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到了清代，成為皇家保健的專屬產品，向皇室進貢。南唐《春秋十國誌》、清代宋徽宗的《大觀茶論》和趙學敏的《本草綱目》中都有關於茶膏的相關記載。
1，茶膏的雛形始於唐代。
在中國的歷史發展中，唐代是中國茶產業和茶文化發展史上的壹個重要時代，被稱為“茶盛於唐”。陸羽的《茶經》，茶政收稅的建立，茶馬互市，民間貢茶和官方貢茶產品的出現，都標誌著唐代茶業的空前繁榮。
這壹時期，茶膏也作為貢品悄然出現，但不同的只是以民間貢品的形式出現。
唐代貢茶分為民間貢茶和官方焙茶兩種；所謂民貢，就是地方官主動向朝廷獻上等茶葉，屬於地方貢的性質。據《新唐書·地理誌》記載，廬江縣(今安徽合肥、六安)在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向朝廷進貢，為唐朝第壹次；官烘是朝廷直接設立的貢茶院，由官營監管，專門制作貢茶。大歷五年(公元770年)，唐朝在湖州長興和常州宜興交界處的古竹山建立古竹宮茶園。
茶膏沿著龔敏的海岸線浮上水面。據吳仁琛《春秋十國誌》記載，早在南唐茶霜在位第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貢品，即“宮建州茶霜，制成異味，粘金線，名曰‘耐重子，每八件’”。從這段話中，我們不難發現:壹是“茶膏”壹詞正式出現；二是外表飾以金芽，可見其價值不菲；第三，數量很少，只有八個，不像其他貢茶都是按多少噸算的。凸顯珍貴。
所以茶膏壹出現，就擁有了顯赫的地位，是其他貢茶無法比擬的。我們也可以認為，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榮譽，才處於貢茶的上品，被載入史書的記載。
那麽，茶霜在唐代是怎麽制作的呢？
仔細研究陸羽的《茶經》和唐代的制茶技術，可以初步判斷:茶霜的出現與唐代的制餅技術有直接關系。
蒸青餅制茶技術在唐代已經逐漸完善，這種制作陳年茶的方法是唐代乃至宋代茶葉加工的主流。陸羽在《茶經》中把這種制茶工藝總結為十四個字，即“挑、蒸、搗、拍、烘、穿、封”；這裏的“蒸、搗、拍”三個過程，非常容易使部分茶汁與纖維物質分離，在空氣氧化作用下發生糊漿現象。陸羽先生在他那個時代就已經發現了這種現象，在《茶經》中多次提到“膏”字，如“恐流其膏”，“放膏油光者”，“含膏皺者”。
而且陸羽認為，真正的好茶壹定是“有霜有皺”的樣子，這裏的“皺”是霜的表現，即外表有皺紋，茶汁流失少，茶味濃。《茶經》第壹好茶胡靴，是“含膏皺者”的代表。
但需要指出的是，陸羽雖然發現了制作餅茶的茶汁溢出後有“糊”的現象，並認為這種“糊”是茶葉中的好東西，但他並沒有將茶汁與茶葉中的纖維狀物質完全分離，只是將“糊”保留在茶餅的表面，與真正的“茶膏”還相差甚遠。即使是後來作為民間貢品出現的“茶膏”，也沒有脫離茶的原始形態，都屬於“含膏”性質。《唐代國史補》記載，唐代官方貢茶有十幾項，其中“越州檀壺含膏”赫然在列。
2.茶霜真正形成是在宋代。
宋代是中國茶產業發展史上壹個大改革、大建設的時代。很多學者認為，茶業盛於唐代，盛於宋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宋代飲茶之風已相當盛行，朝野盛行“茶會”、“茶宴”、“茶鬥”之風。宋代的皇帝們也是最喜歡喝茶的，宋徽宗和趙霽更是癡迷於茶，並親筆撰寫了《大觀茶論》。也許正是這種國民對茶產品的熱衷，自然導致了宋代茶產業的空前繁榮。與唐代上壹層樓制茶在采摘、烘焙、整形、包裝、發貨、進貢等方面相比，規定更為細致，命名也十分考究。
與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的制茶人更註重茶葉的糊漿現象。他們認為茶葉中出現的“糊”是茶中之寶。他們使用壓榨工藝，先蒸茶，然後“洗幾遍”茶膏成功從茶葉中分離出來，做成獨立的產品。
在宋代，用這種方法得到的茶膏有兩方面的用途:壹是作為壹種獨立的茶葉，列入宋代茶單。例如，北宋第壹位茶作家顧濤(公元907-960年)在撰寫《明實錄》時就包括了兩種茶霜:壹種是“玉蟾霜”，另壹種是“金鹿乃沖兒”。雖然《茗露露》主要描述了18個關於茶的軼事，但是從這些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茶膏的名稱，這表明了茶膏作為壹個獨立產品的存在。二、在制作餅茶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在餅茶表面塗上茶膏，增加餅茶表面的亮度和色澤。這與唐代制茶中的“含膏”工藝明顯不同。還是比唐朝前進了壹大步。宋朝的蔡襄(公元1012—1067)曾經擔任過駐宋仁宗的貢使(負責制茶和朝貢的官員)。他在《茶錄》壹書中對此有專門的描述:“餅茶多為名貴油性，故有青與黃紫之別。”這裏的“珍貴藥膏”是茶膏。
北宋第八任皇帝宋徽宗·趙霽(1082-1135)時，更重視“高震優智”，甚至把“高”的好壞作為鑒定茶葉的標準。在他的名著《大觀茶論》中，他指出了如何從外觀上鑒別餅茶:“茶有不同的規範，如人有壹張臉。”面霜薄的話，皮膚會有文字皺紋；漿糊稠了就固體了。“意思是:看茶面就像看人的臉。如果糊薄，餅茶表面有皺紋；如果膏體較厚，餅茶表面紋理不明顯，光亮凝縮，質地堅實。顯然，濃稠的膏體是宋代好茶的代表。
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制茶工藝在明代戛然而止。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頒布詔書，停止制作龍組、鳳餅，全部改為“散茶”。我們先不評論這種變化——是進步還是倒退。但有壹點是不爭的，那就是這種變化讓延續了近千年的唐宋制茶技術消失了，包括茶霜。
3.普洱茶膏形成於清代。
雖然明朝廢除了龍團風餅，但地處邊陲的雲南借助“茶馬古道”貿易繼續生產團茶和餅茶，或許是因為這裏遠離京城的緣故。雲南的團茶和餅茶雖然沒有宋代的精美，也可以說是對唐宋茶的簡單模仿，但這種保留為清代普洱茶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到了清代，隨著雲南普洱茶的興盛，茶膏的制作又悄然出現。最初雲南土司采取大鍋熬制的方法，開始了另壹種制糊工藝。這種方法顯然是參考了唐宋時期的制餅、制茶工藝，只是簡單地把“蒸”改成了“煮”。而且這種用大鍋煮奶油的方法很快就通過茶馬古道傳到了西藏，很快被西藏的上層階級所接受。
藏區飲茶與漢族不同。他們更喜歡煮茶或者煮茶的方法，所以對大壺煮奶油情有獨鐘。很多大寺院甚至自己建茶室，煮出來的茶膏是給活佛級別以上的人喝的。這種方法其實壹直保留到現在。這種煮茶室和自制的茶膏，我們在西藏很多大寺院都還能看到，證明大鍋煮茶膏的方法壹直在延續。
在這裏，我們也有壹個疑問，那就是雲南茶人為什麽不直接采用宋代的制糊工藝，而是采用壹種不科學的大鍋？
煮法？-宋代的制糊工藝是否過於保密，雲南茶人看不懂？還是大鍋熬制工藝比宋代的制膏工藝簡單、快捷、直接？這成了壹個我們壹直不明白的謎。
因為，從科學的角度來說，用大鍋煮茶膏確實存在很多問題:壹是茶葉的很多生物酶在反復高溫煮的過程中消失，使得茶膏的後續轉化缺乏“動能”，只能轉化為黴變。不可能長期存放；第二，茶葉在高溫下，大量的營養物質會隨著水蒸氣蒸發。必然會導致某種產品的缺失。或許是當時科技的落後，人們對此並不理解，甚至誤以為這個過程簡單可行。
而忽略了內在的品質。所以直到現在，很多人都誤以為普洱茶膏是用大鍋熬制的，因為畢竟在清朝初年，雍正帝還把這種茶膏作為貢品調入皇宮。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大鍋沸膏屬於普洱茶膏發展的第壹階段，只能定性為土著(土著法)，和後來皇宮“禦”的茶膏有很大區別。
清朝乾隆年間，由於大鍋熬制茶膏存在質量問題，加上皇室考慮飲用安全(因為當時雲南壹直不穩定，怕中毒)，茶膏的制作直接搬到了清宮內的禦茶樓(原址在幹青宮東蓋)。而且制造工藝也有了很大的改進。
清代皇家茶樓的制茶工人在借鑒宋代“小榨殺青，大榨出膏”工藝的基礎上，采用了壹套與我們相似的低溫萃取、低溫幹燥工藝，使他們生產的“普洱茶膏”躍上了壹個新臺階，進入了第二個發展階段。”普洱茶膏”正式命名。
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當時的藥劑師趙學敏(公元1719—1805)在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5年)寫的《本草綱目補遺》中收錄了普洱茶膏。這是從官方文件上看到的第壹個官方稱謂:普洱茶膏。
這裏的“普洱茶膏”指的是清宮禦茶室制作的茶膏，而不是民間大鍋制作的茶膏。因為《本草綱目》是壹部非常嚴謹的著作，是繼《本草綱目》之後的又壹部力作。它的作者趙學敏也是壹位嚴謹的藥理學家。從他對普洱茶膏的描述中，我們不難發現，他對普洱茶膏乃至普洱茶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不可能把茶膏這種用大鍋熬制的簡單無效的物品放到藥品目錄裏。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首次作為國禮贈送給來訪的英國使團馬喬裏，流向海外。
1925年，清朝皇室解體，普洱茶膏的生產也隨之終止。
建國後的50年代，中國茶葉公司接受國家任務，要求猛海、下關等幾家企業生產壹批茶膏供應援藏幹部，約3000公斤。但這些企業只生產了1000多公斤就停產了。原因是這種劣質茶膏不被援藏幹部接受，自然不會有下文。初步分析，因為還在用大鍋煮法。
茶膏又壹次消失了。
4.茶膏在當代大行其道。
茶膏的生產技術在中國是壹脈相承的。雖然經歷了明朝到民國幾百年的斷代，但最終還是留下了重要的制作技藝。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現代茶膏的制造技術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常溫仿生提取工藝是在清代宮廷工藝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壹種現代科學茶膏工藝。
這種技術是模仿清代茶膏制作的氣候、溫度、環境。在更加復雜細致的程序下，按照清代以紫檀為炭的思路，茶湯的提取和濃縮都控制在35~42攝氏度的室溫。這裏說的室溫和宋代的室溫是不壹樣的。宋代的室溫是指日常溫度，清代的室溫是指相對恒定的溫度。
這種技術利用了芳香物質和有效成分在壹定溫度下必須揮發沈澱的特性，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將這些茶葉的原有物質溶解到茶湯中，然後匯聚成糊狀。中間避免了溫度過高造成的芳香物質的揮發、有效成分的破壞和低溫下沈澱的不足，使得制備的茶膏香氣濃郁，陳釀後口感更佳。
茶膏是普洱茶有益物質的高度濃縮精華，所以制作普洱茶膏的目的就是如何更好的保存和提煉普洱茶的香氣、色澤和滋味。如果做出來的茶膏還不如普洱茶本身，那麽茶膏在飲用價值上還不如普洱茶本身。現代茶膏中制作的三種主要工藝，符合飲用價值和普洱茶原有價值的要求，應該說是常溫仿生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