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梁撰寫《論禁止早婚》，強調改革舊式婚姻制度的必要性。梁啟超先生認為，中國人的婚俗必須改良，首當其沖的就是早婚的改革。因為早婚是中國人壹種畸形的婚姻形式，而這種婚姻形式直接關系到國民素質，關系到社會文明程度，關系到中國的命運和前途，所以梁家明確表示:“我極其談早婚的危害。”
梁啟超先生從五個方面分析了早婚的危害。
第壹，早婚有害健康。早婚早育首先會破壞和損害年輕夫婦的健康，不利於保健。梁說，小夫妻年紀還小，不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思想。如果此時“使之為寢”，往往容易沈溺於壹時的感官享受，導致身體的虛勝，甚至病入膏肓，英年早逝，只能“潛進墳墓”，導致“中道封閉”的悲劇。
梁把早婚比作自殺。他說，“早婚是自殺的利刃。”極其有害。如果這種風不加遏制，任其蔓延，後果將是“壹個人這樣，就成了廢人；如果壹個人成了國家，那就是廢國。“因此，反對早婚早育對提高國民身體素質非常重要。
第二，早婚對後代的健康有害。強國護種論不僅體現在梁啟超先生的婦女解放思想中，而且貫穿於他的變法維新理論之中，是梁啟超先生的重要言論之壹。梁啟超先生在了解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和自然選擇理論後，將其應用於人類社會，認為人類與自然壹樣，都有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規律。
中華民族要擺脫他國的壓迫，恢復昔日的輝煌，獲得崛起和發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民族素質，促進自身的種族進化。所以需要從各方面註意身體保養，適齡前結婚，生個柔弱的寶寶。梁指出，早婚的後代體質虛弱，危及民族的繁衍。這是因為父母雙方都不夠成熟，無法生出高質量的後代，他們認為“各國都是早婚的父母生的孩子居多……”。
梁的理論雖然沒有建立在準確的統計基礎上，但從當時各國人口素質的實際情況來看，大體上是符合事實的，尤其是對於近親結婚、早生孩子的人。梁感到震驚的是，如果不采取措施阻止早婚習俗繼續存在，每壹代人的身體素質將比下壹代人更差。長此以往，“壹國之子弱，其國必亡。”
早婚不僅對後代有害，對國家和民族也是有害的，不容忽視。由此，梁得出結論:“如果妳想有壹個國家，妳必須能夠開始早婚。”
第三，早婚對學前教育有害。梁啟超先生認為學前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關鍵，所以非常重視。在童年時期，學習的主要對象是父母。如果家長能用自己的知識根據情況引導孩子，那麽以後上學就更好了。
早婚的人大多“忘恩負義”。他們結婚的時候，心智還不成熟，經濟上還靠父母支撐。他們如何獨立撫養孩子？這樣就忽略了孩子的早期教育，但危害不止於此。
梁啟超先生進壹步指出，父母千萬不要以為只有自己的孩子是耽誤了，而要記住，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中華民族的崛起有賴於他們。如果他們沒有才華，國家如何繁榮？
另壹方面，子女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國民文化素養的重要條件，而早婚破壞了子女教育。所以梁任公把早婚比作“國民教育的破壞者”。
第四，早婚對青少年教育有害。梁認為，按照歐美國家的教學要求，每個人從達到入學年齡開始接受教育，直到讀完大學，是壹個完整的過程。在此期間，還需要16年或17年，這樣到23歲，人們就可以實現學業。
這個年齡，正是身體發育和知識增長的時候。而那些早婚的人沈迷於風流韻事和摸床，年紀輕輕就厭倦了孩子。所以即使他們有天賦和能力，也沒有機會發展事業，只能做壹些普通的工作來養活自己。這樣的人越來越多，國家資質越來越卑微。
第五，早婚對國家經濟發展有害。梁啟超先生指出，每個人都應該自力更生，不要依賴他人而生活。這樣做不僅可以幫助他的家庭經濟，還可以增加國家的資源財富，使國家的財富能夠充裕，國力能夠強大。
基於以上認識，梁啟超先生提出了晚婚的主張，建議青年男女25歲以後再談婚姻。此時，他們的身體已經長大，心智也已經成熟，初步具備了為人父母的資格。
梁啟超先生認為，在妳有工作生活能力之前，不要“談婚論嫁”。早婚的人，結婚後，有了孩子。萬壹他們不能養活自己，他們不得不依靠父母的幫助。這個時候，他們就應該盡到贍養父母的責任。難道不知道多子多女窮，生活所迫，極有可能誤入歧途，成為小偷，如果是這樣，就會成為社會秩序的禍害。
這樣，家庭內部的生計依然艱難，國家也不至於更窮。考慮到這壹點，梁啟超先生提出了壹個重要思想:國家人口的增長要與社會的物質財富相匹配，即人口不能盲目增長，要有節制生育的模糊思想。
梁啟超先生認為，早婚這種不合理的舊習俗必須改變，以適應世界的發展。因此，他呼籲全社會有心人關心和重視婦女問題，因為這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關系到每個人的幸福。只有徹底拋棄不合理的舊習俗，中國人民才能以嶄新的姿態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