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糾正了傅磊鑫信中“不抵抗”的表述。首先，他認為這個問題“過於寬泛和復雜，不能簡短和簡單”，但在討論了著名的印度甘地的不抵抗行為後，他明確表示:“我首先聲明，我不喜歡這個‘不抵抗’的名稱，我絕不能用其隱含的臣服觀念來表達我的英勇和暴力行動，如甘地的運動所取得的成就。唯壹合適的名字是‘非軍事拒絕’。”
羅曼·羅蘭的《托爾斯泰傳》最早寫於1913年。此時，第壹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西方世界對文明的認識尚未得到深刻的反思。時隔20多年，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顯然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蓋，我們在犯強奸罪的時候，千萬不要去想國家或黨的殘酷。我們不能依靠他們的憐憫，也不能希望他們在攻擊毫無防備的敵人時會有負罪感。”
基於此，羅曼·羅蘭意識到不抵抗這種事“比嘗試更好！否則不滅，恐有背叛之日。”可以說這種思維和做法基本上是被否定的。雖然他在信末帶著理想主義的信念說:無論是否動武，人類必將走向統壹之路！
羅曼·羅蘭的原信由傅雷影印，放在1935年3月出版的托爾斯泰傳記中譯本的最前面。傅雷還翻譯了這封信，並附上了壹個書名《論不抵抗》，作為序言發表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這本書前面。
收到羅曼·羅蘭的信後不久，傅雷就有了壹個要去歐洲的朋友。因為當時在國外寄信不方便，傅雷急忙寫了壹封信，托朋友寄到歐洲。這是傅雷寄給羅曼·羅蘭的第二封信:
右側主座椅:
感謝您6月30日的來信。《名人三傳》的翻譯版本已經被中國最大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接受，但遺憾的是該書要到明年才能印刷。我已經把《大雜燴》翻譯成中文，同時把贈送的照片抄了下來，冠在托爾斯泰傳記的開頭。再次感謝。
在這封信中，傅雷提到他也想翻譯羅曼·羅蘭的兩部作品《過去的音樂家》和《今天的音樂家》，因為“真正的中國音樂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已經不存在了，所以特別需要引進歐洲音樂，音樂家的個性比音樂更重要。”雷的譯作中並沒有包括這兩部作品，可見它們並不是後來才被翻譯出來的。
在思想上，傅雷也認同羅曼·羅蘭的觀點，即在混亂的時代，“壹個潔身自好的人，只能藏在思想境界的深處”，說明他“只藏在精神境界的中耳。”
這封信寫於1934年8月20日，由壹位去歐洲的朋友攜帶。9月21法國馬賽發的。在這封信裏，傅雷附上了壹張自己的照片。照片後面有“我最深的敬意，福暖暖”。1934年8月”；羅曼·羅蘭在邊上註明:“傅暖，三位名人傳記的譯者。”四
傅雷翻譯的《名人三傳》單獨出版。《貝多芬傳》雖然翻譯得比較早，但送到商務印書館後就擱置了。《托爾斯泰傳》1935三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刷，序言被作者羅曼·羅蘭寫給譯者的壹本書所取代。《米開朗基羅傳》1935年8月印刷。傅雷極有價值的《貝多芬傳》十多年後重譯，由上海駱駝書店印刷。十幾年來，譯者花了很多心血。
當然，讀者都知道，傅雷並不僅僅是把羅曼·羅蘭的作品翻譯成“三人傳”，這位法國大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在國內也有好幾個人翻譯。但傅雷的四卷本譯本，最初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國內影響最大的譯本。值得註意的是，該書第壹卷出版於1937，距離《名人三傳》第壹版翻譯也不過壹兩年時間。因此，在翻譯羅曼·羅蘭的作品時，當時的傅雷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在他剛從歐洲回來時就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充沛的精力。這壹點到目前為止應該是值得贊賞的。
起初，人們只知道羅曼·羅蘭給傅雷寫過壹封信。因為這是當時傅雷翻譯的，放在托爾斯泰傳記翻譯的前面。傅雷寫給羅曼·羅蘭的信，半個世紀以來無人知曉。
1982年，已經88歲高齡的羅馬羅蘭夫人將壹批關於丈夫與中國人通信的資料送給了中國的翻譯家、學者葛寶全先生。在這些材料中，我找到了傅雷的第二封信。這封信是由社科院外文所法國文學學者羅先生翻譯的，原引發表在葛寶全先生的文章中。後來傅雷的第壹封信也找到了，仍由羅先生翻譯。在這兩封信的翻譯中，羅老師追溯了當時傅雷翻譯羅曼羅蘭的信的押韻，言簡意賅，古為今用，兩者頗有趣味。
傅雷與羅曼·羅蘭的交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頗有意義。羅曼·羅蘭的作品在中國有廣泛的影響，譯者傅雷功不可沒。他們之間的交流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呼喚與對應，困惑或認知。這是異質文化交流中必然會遇到的，或許對我們今天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交流有所幫助，值得認真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