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1924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現河南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系主任、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他的哲學著作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被譽為。
馮友蘭(1895 ~1990)，河南唐河縣人。中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和教育家。
學者馮友蘭的彩色照片[1]
《中國哲學簡史》全國知名，《人生境界》和我認識的蔡裕民先生都編入了中學課本。畢業後，他考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後，他在開封的壹所中學教書，不久他考上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生院。回國後，他在燕京大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抗戰時期是西南聯大教授，西南聯大校歌也曾寫過。他曾長期在清華大學任教，擔任清華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清華校務委員會主席，為中國近代哲學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學習，我收集了上萬冊中外書籍，其中不乏古籍善本。特別是中外哲學史料的收集比較系統，文史著作居多。1994年，其親屬根據王先生遺願，將其藏書捐贈給清華大學收藏，並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了馮友蘭圖書館。圖書館主要收藏馮友蘭先生的著作和中西文化思想史研究資料，藏書7000余冊。著有《新理學》、《新世訓》、《新原始人》、《新原道》、《新版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文選》、《四十年回顧》、《中國哲學史史料初稿》、《中國現代哲學史》等數十部著作。[2]
中學時期
馮友蘭攝影作品集(20張)
馮友蘭於1895年2月4日出生於河南省唐河縣齊壹鎮。
馮泰出生於山西高平縣，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始祖馮泰來到河南唐河齊壹鎮經商，後定居於此。在過去的壹百年裏，他已經發展成為當地的壹個貴族家庭。祖父以玉散文著稱，字聖。他壹生無意成名。擅長寫詩，有《梅村詩稿》等。父馮太義，字樹侯，號福齋。生於清同治5年(1866)，光緒15年(1889)舉人，曾任唐河石崇書院負責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成員之壹的殿試，位列三甲榜末。他是個秀才，去找湖廣總督張之洞幫忙辦洋務。曾任武昌方言學校會計總務委員，後任湖北省崇陽縣知府。光緒三十四年(1908)，死於任何地方。
馮友蘭的早期教育與大多數中國學者沒有什麽不同。七歲上學，先看《詩經》，其次看《論語》《孟子》，然後是《大學》《中庸》，從頭到尾背下來。由於父親公務繁忙，教育孩子的重擔自然落在馮母親身上，她識字不多。好在那時候小孩子重記憶輕理解，所以他好不容易把《易經》《易經》《左傳》都讀完了。光緒三十三年(1907)，馮家專門聘請教師負責馮友蘭的教育，比較正式地設置了文言文、算術、寫作、作文等課目。因為課程比較輕松，馮友蘭經常在課余時間看壹些父親藏起來的新書刊，開始接觸壹些世界知識。大約在12歲時，馮友蘭的父親馮太壹因病突然去世，於是隨母親搬回老家唐河，繼續聘請教師任教。在此期間，他開始閱讀帶有民主色彩的書籍，如黃宗羲的《等待采訪的伊名》。兩年後，她按照母親的指示考上了縣城高中，隨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開封五中。1912年冬，馮友蘭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二中預科班。當時，上海二中的所有課程都采用原版英語教材，其中壹位老師還使用了葉放·斯的《邏輯大綱》作為英語讀物。正因為如此，馮友蘭反而對形式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引起了他對哲學的興趣。
大學時期
1915年9月，馮友蘭考入北京大學，開始接受系統的哲學訓練。當時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讓馮友蘭大開眼界，深受影響。在畢業的最後壹年，胡適和梁漱溟來到北大任教。壹個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大師，他打著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旗號鼓吹全盤西化論；壹個是東方文化派的中流砥柱，壹踏進武昌中文學校就宣稱“我在這裏除了為釋迦牟尼和孔子演奏什麽都不做”，旨在復興中華文化。兩位年輕氣盛、才華橫溢的先生，根據各自的論壇，展開了壹場關於東西方文化的大辯論。馮友蘭有幸遇到他們，受益匪淺，對他今後研究中西哲學，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關系有著深刻的啟發。
結婚
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回到開封。他做的第壹件事就是結婚成家，他邁出了人生的第壹步。
馮友蘭的婚姻，如同哲學家的哲學創造，具有現代啟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還是在1914年，馮友蘭在上海二中讀書時，通過同學介紹，與河南新蔡老鄉任坤訂婚。任琨是辛亥革命先驅任誌明的第三個女兒。她的父親最早在河南倡導婦女解放，把任坤等三個女兒送到當時女子最高學府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接受現代教育。馮友蘭和任坤訂婚的時候，正是任坤在女子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於是兩家人相遇了:任坤畢業就可以結婚了。1918年夏天，馮友蘭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任坤剛讀完北京女子師範學校的所有課程。兩人都拿到了兩所大學的畢業證，壹起回開封結婚。此時，馮友蘭23歲，任坤24歲。
作為壹個哲學家，馮友蘭腦子裏經常思考社會，思考人生，思考哲學。家庭生活的重擔完全落在了任坤身上，他出身名門，受過高等教育。所以馮友蘭的成就離不開這個賢妻良母般的女人。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賢妻良母，馮友蘭才潛心創作。“文革”期間，馮友蘭屢遭搶劫和欺淩，多虧了任在坤的各種保護者，馮友蘭才有了精神安全的壹角。正是在粉碎“四人幫”和馮友蘭批判的時候，任在坤因肺癌醫治無效突然去世。她帶著種種無奈和淒涼離開了人世。從1918的夏天至日，到1977的秋天，這對真正可以稱之為* * * *的夫妻，走過了59年的漫漫長路。五十九年前，馮友蘭絕不會想到這樣的結局。因為對於這位哲學家來說，愛情、婚姻、家庭和其他任何事物壹樣，都有壹個過程，但其本質是穩定的。在馮友蘭的心目中，“愛的本體”，生命的本體，早已與他生命的本體融為壹體，成為壹個永恒，那麽還會有什麽呢？第二人生女作家宗璞。
開始出版
1918年6月，馮友蘭從北京大學畢業，回到開封。不久後，五四運動爆發，並迅速蔓延全國。馮友蘭雖然沒有親自來，但他積極響應，和幾個朋友壹起創辦了壹份名為《聲音》的刊物。他在自己起草的序言中明確指出:“本刊的宗旨是輸入外來思想，發表良心上的見解，以期打破社會和教育中的陳規，喚醒他們的夢想，指明未來之路，促進他們的進步”(《三松堂序》)。當時，《聲音》成為河南省唯壹壹份宣傳新文化運動的刊物。五四時期是近代中國中西文化沖突和戰爭最激烈的時期之壹。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並由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廣泛傳播。杜威和羅素在中國的講學，加上胡適和丁文江的大力倡導，擴大了實用主義、馬赫主義和新現實主義的影響，成為壹時的現象。與此同時，其他各種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也湧入。面對西方思想的湧入，壹些封建保守主義者也樹起復古的大旗，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來思想。有壹段時間，風雲會蔚為壯觀，各種思想和流派正面交鋒沖突，中西文化全面較量。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的出路在哪裏？這樣的問題以前所未有的尖銳形式提出，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大家都在探索中尋求答案。
而此時出生的馮友蘭，也對這類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探索。正如他在後來的回憶中所說:“從1915年在武昌中文學校當學生開始，六十多年來，我寫了好幾本書，寫了許多文章。總的來說，討論的問題是以哲學史為中心的東西方文化問題。我出生在壹個文化矛盾和鬥爭的時代。如何理解這種矛盾，如何處理這種鬥爭，我為什麽會在這種鬥爭中，這些都是我已經解決並正面回答的問題。”《三松堂學術文集序》)縱觀馮友蘭的壹生，哲學史的研究和哲學思想的演變都是圍繞著中西文化問題展開的。
正是抱著尋找這個問題答案的想法，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師從新寫實主義者孟大哥和實用主義者杜威。因為柏格森的人生哲學當時在中國比較流行，馮友蘭也對這個哲學流派感興趣，專門寫了《柏格森的哲學方法》和《心靈力量》兩篇文章，向國內思想界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思想。同時，他還用柏格森的哲學觀點寫了《中國為什麽沒有科學》壹文，指出；中國之所以沒有現代科學，並不是中國人笨，而是“做不到，但是做不到”。因為中國傳統講究的是人是什麽，也就是人品修養，而不是人有什麽，也就是知識和權力；中國哲學向內追求，以人性的完善為目標；而西方哲學則是向外探索，最終目的是認識自然，征服外部世界。正是中西哲學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異，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科學上並不落後。馮友蘭訪美期間，還有幸會見了正在美國訪問和講學的印度學者泰戈爾。他共同探討了東西方文化的壹些問題，並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論文《與泰戈爾在印度的談話》(東西方文明比較)，發表在《中國新浪潮》第三卷第二期。同時，他也密切關註國內學術界。1921年，梁漱溟出版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壹書，認為中西文化之爭不是古今之爭，而是作為文化之根的“欲”的根本區別，並以此理論為基礎，展開了對東西方文化的全方位比較研究。馮友蘭當時對這本書表示贊同，隨即用英文撰寫了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向美國學術界介紹梁的著作和思想。
畢業後回國
1923年，在杜威等人的指導下，馮友蘭完成了博士論文《人生理想比較研究》(又稱《天人得失論》)。在本文中，馮友蘭把世界哲學分為三類:第壹類是道的失落；第二類是易道；第三類是中道。這三大哲學流派的差異源於對“自然”和“人為”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人類經歷的事情只有兩種:壹種是“自然的”，壹種是“人為的”。“任其自生自滅，善待他人，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造的東西，它們的存在會依賴於人，這與自然正好相反。”有的哲學家看到了自然之美，卻反對人造之境，損害了道家思想。比如中國古代提倡“棄智”、“棄義”、“棄利”的老子、莊子就是典型；有的哲學家看到了人造境界的美，主張改造自然境界以利道家，如主張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學和“人力勝天”的中國墨家就屬於這壹類；另壹方面，壹些哲學家持調和折衷的態度，主張自然和人為都有好處，這是壹個中間學派，而這個學派應該以主張“天人合壹”的儒家哲學家為代表。對於這三個學派，馮主張采取寬容的態度，讓他們各行其是，但他對儒家的偏愛使他明顯偏向於中間學派的儒家哲學。馮友蘭的中西哲學比較觀與梁漱溟的“文化三向說”不同，但基本精神是壹致的，不能不說是受了梁文化理論的影響。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為人類的最終歸宿，而馮以儒家文化為歸宿。隨著研究的深入，馮友蘭終於超越了這壹觀點。1923年，馮友蘭訪華。
他教過65438年到0925年的中國哲學史，也給美國人辦的漢語學校教過莊子。在此期間，他的主要工作是1926《人生哲學》的出版。這本書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人生理想的比較研究》的中譯本，後半部分《人生觀》是根據他在1923年冬天在曹州省第六中學的人生哲學講義寫成的。馮友蘭後來回憶說:“在我的哲學思想中，先有實用主義，後有新現實主義”(《三松堂導論》)，他從實用主義到新現實主義的思想轉變，在《人生哲學》中有明確的反映。在這本書中，他自稱持有新實在論的觀點，並試圖將新實在論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這在他後來構建的新理學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1928年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1927—1937)，這是馮友蘭潛心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時期。
1931和1934年，他的《中國哲學史》分兩卷出版。該書是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之後又壹部具有廣泛影響的中國哲學史著作，代表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這本書後來被馮的美國學生布德翻譯成英文，成為為數不多的西方人系統了解中國哲學的著作。在這部巨著中，他自稱“釋古派”，與胡適的“疑古派”不同。他著重論證了儒家哲學在中國哲學史上的正統地位。這為他後來創立理學思想積累了思想材料，做了必要的理論準備。
參加哲學會議
馮友蘭應邀參加了1934在布拉格舉行的第八屆哲學國際會議，並作了題為《現代中國的哲學》的學術報告。會後，他通過申請獲準訪問蘇聯。懷著極大的興趣和探索真理的心理，他踏上了蘇聯的領土。馮先生後來回憶當時的情形說:“至於蘇維埃革命後的情形，有人形容為天堂，有人形容為人間地獄。我想親眼看看它到底是什麽樣子。”通過他的所見所聞，他得出了如下結論:“蘇聯既不是人間地獄，也不是天堂。只是人類社會在變化，可能會通向天堂，但還不是時候。”(三松堂簡介)馮生賢的印象比較真實，沒有任何偏見。他還通過橫向比較得出另壹個結論:封建社會“貴”，資本主義社會“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
因審訊而被捕
回國後，馮先生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發表了兩次官方講話。壹個是漫談蘇聯；另壹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為主題，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壹些思想為基本要素，提出了“新三制五德論”，重點闡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壹發言引起了官方的質疑和不滿。次年10月底11月初，他被國民黨政府警察作為政治嫌疑犯逮捕審問。國民黨此舉引起全國嘩然，民眾紛紛抗議。在全國民主力量的逼迫下，馮被拘查了幾天後被釋放。關於這壹事件，魯迅先生曾在壹封信中憤怒地說:“做人要像馮友蘭，如果要被抓，可以推斷別的。”(《魯迅書信集》)這件事也讓馮感到震驚，但他並沒有因此而與國民黨決裂，而是選擇了壹條更加謹慎的道路。
創建新的新儒家體系
1937至1946這壹時期是馮友蘭學術生涯中至關重要的十年，他的新理學體系就是在這裏創立的。
1937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如火如荼。馮友蘭雖在後方，但始終為中華民族的存亡擔憂，感到悲哀。他在長沙呆了壹段時間，寫了這樣壹首詩:“二仙廟拜張著，堂上壹時美。辦公室可訪南嶽，半壁江山太淒涼。”他對國家和人民的關心溢於言表！國立西南聯大任務結束5月1946，馮友蘭為聯大紀念碑題詞。碑文氣勢磅礴，寓意深遠，文采橫溢。旅居美國的歷史學家何炳棣稱之為20世紀的傑作。馮友蘭本人對這篇文章非常重視。晚年他回憶說:“文章是三十多年前寫的。這篇文章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有見地，有感情，有氣勢，有修辭，有音節，包含了唐宋古文中六朝的對句。我是中年的古典作家，所以從這個時期選。承代之流，而視今之變，有其事，故愛與文學同生，身不由己。今天重讀，情感系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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