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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鐵濤的真諦。

鄧鐵濤既重視理論,又重視臨床實踐,在學術上能夠將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這完全是由於“早期臨床實踐,師從名師”。他親眼看到父親用仲景的“枳實芍藥散”治療壹個被註射嗎啡數小時後劇烈疼痛的產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照他當時的理解,“枳實芍藥散”只是壹個平平無奇的方子,但經過他父親的實踐,“經方”的效果卻如此不凡。在50多年的醫學教學實踐中,他深刻認識到,中醫理論來源於實踐,必須在長期的臨床經驗中不斷驗證和探討,才能探索出中醫理論的真諦,從而掌握其要義,發揚光大。“寒”與“溫”的辨證論治長期以來,外感熱病的治療分為“傷寒”和“溫病”,在歷史上爭論了數百年。從小受父親影響,鄧鐵濤對傷寒和溫病沒有妄想癥。後來在實踐中我才明白,只要辨證論治是真的,方子有據就可以用,傷寒方子和溫病方子都可以對活人生效。如何看待「冷」與「暖」之爭?鄧鐵濤於20世紀50年代開始研究這壹問題。他對傷寒學說的起源和發展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認為傷寒學派以東漢張仲景為師,以《傷寒論》為典範。但宋元以後,由於城市人口密集,水陸交通頻繁,遠洋工業日益發達,傳染病流行成為條件,傳染病種類不斷增加,使醫家在運用傷寒方藥治療疾病時,有時感到力不從心,於是有了溫病學派的萌芽。明清時期,經過吳友克、葉、薛、、等醫家的探索和研究,溫病理論日趨成熟,形成了溫病學派。從發展來看,溫病學是在傷寒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可以看作是傷寒學的發展。但是,認為它既然發展了,就可以代替傷寒學派,取消傷寒學派的寶貴經驗——法與方,那就錯了。同樣,認為溫病學無足輕重,殺人多於救人,抹殺溫病學幾百年的學術經驗也是錯誤的。他主張傷寒和熱病的理論和方法也是中國寶貴的醫學遺產,應該通過臨床實踐以科學的方式進行研究和實驗。1955年8月在《中醫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的文章,闡述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在中醫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此文後被日本神戶中醫研究會翻譯,發表在《臨床中醫》第三期,1980,在日本中醫界有壹定影響)。

“冷”和“暖”是如何融合的?鄧鐵濤提出了壹個更高層次的研究課題。他受到毛澤東“兩個理論”的啟發: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指導實踐的能力。“寒”與“暖”的主要矛盾在於辨證。在教材中,外感熱病的辨證包括六經辨證、齊威薛瑩辨證、三焦辨證、六陰辨證,這些都是學院派學習的必備,但在臨床上往往會讓初學者感到困惑,於是他認為寒熱合流的關鍵是辨證,並由此提出了外感熱病辨證的統壹性。他認為傷寒學派和溫病學派是壹脈相承的,研究對象都是外感熱病,所以辨證的統壹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何使分歧的辨析更加緊密透徹,取長補短使之統壹,以便於掌握和指導臨床,完善前人理論?鄧鐵濤對文獻和醫學著作做了大量研究,並以臨床實踐為基礎,於20世紀70年代初發表了《外感熱病辨證芻議》、《外感熱病辨證論治》等。,並從歷史發展、病因病機、辨證實踐等方面闡述了外感熱病的辨證可以統壹和統壹,提出了壹套較為完整的辨證大綱和治療方法。“外感發熱的辨證論治”內容編入1971《中醫新版》。

20世紀80年代,鄧鐵濤將“外感熱病辨證統壹”的學術觀點納入“辨證方法在臨床中的綜合運用”壹章。五行學說研究20世紀60年代初,壹些學者在哲學領域對古代五行學說持否定態度,認為它是簡單的循環論和機械論,這也直接影響了中醫的教學領域。有人主張在教學中拋棄中醫五行學說。如何應對這種學術爭鳴?鄧鐵濤以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為基礎,涉獵《周易》、《尚書·洪範》和先秦諸子的相關理論,結合歷代醫家的學說和自己的經歷,認為中醫五行學說源於古代哲學,但不是古代哲學,因為它與中醫臨床實踐相結合,經過歷代醫家的發揮,已經成為中醫理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之壹。

6月1962 165438+10月16日,鄧鐵濤在光明日報“哲學”版發表了壹篇題為《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因素》的文章,指出中醫五行學說主要落實在藏象學說中,臟腑五行是通過無數的醫療實踐提煉出來的。它反映了中醫將人體的功能分為五大系統(五臟),內外環境與這五大系統相關,用五行的關系表達五大系統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用以解釋生理病理現象,指導診斷、治療和預防。通過這篇文章,鄧鐵濤肯定了中醫五行學說具有樸素的辯證因素。

1975年,鄧鐵濤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發表了《再論中醫五行學說的辯證因素》,指出中醫五行學說不等於古代哲學的五行學說,也不完全等於秦漢以前的中醫五行學說,在中醫中有壹個發展過程。它所概括的生與制的關系的本質是器官、人與環境的關系,以及體內各種調節系統的促進與抑制的關系。五行學說指導臨床治療過程,本質是使人體受損的穩態恢復正常的過程。因此,可以肯定,隨著醫學歷史的發展,五行學說豐富了其辯證因素。進壹步指出這壹理論值得研究和發展。

鄧鐵濤認為,中醫的發展必須與時代最先進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同時,中醫自身也要先整理原珍,讓中醫理論更加系統化、規範化。陰陽五行學說壹直是中醫的核心理論之壹,但在古代哲學中被唯心主義者廣泛使用。只有中醫的五行學說始終與醫學唯物辯證法相結合。而中國學術界對此知之甚少,所以壹直懷疑中醫理論的科學性。在日本的中國人不相信中醫的五行學說。如何向科技界展示中醫五行學說的精髓——相互聯系的辯證思想?鄧鐵濤迫切覺得應該發展五行學說,賦予它現代系統論的內容。1988在《廣州中醫學院學報》第二期發表《論五臟相關代替五行學說》,指出五行學說的實質是強調以五臟為中心的臟腑組織之間,以及人與外界環境之間,主要是五臟之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抑制關系。並提出應以五臟相關學說取代五行學說,指出提取和繼承五行學說的精華,賦予其現代系統論的內容,是五行學說的發展方向。對心主神明理論的新認識。有人問是腦主神明還是心主神明?其實質是懷疑中醫“藏象”理論的科學性。鄧鐵濤認為,所謂“藏象”是五臟即心、肝、脾、肺、腎的宏觀現象,是中醫用陰陽五行學說概括人體功能的五個系統。這個理論經過幾千年對疾病的治療和預防的觀察,已經升華為壹種理論。不是西醫的解剖生理學可以衡量和理解的。只有運用今天的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才能理解中醫藏象理論的科學性,才能發現其中的奧秘。20世紀70年代,他認為心臟不僅僅是壹個血泵,還有足以調節大腦的內分泌物質。當西醫學者發現肺除呼吸功能外還有“非呼吸功能”(即肺也是許多內分泌激素產生、釋放、激活和失活的主要場所),證明了藏象學說“肺參節”理論的科學性時,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觀點。1983年3月24日,在世界上第壹個植入人工心臟的患者去世後,外電援引為克拉克植入人工心臟的外科醫生德弗裏斯的話說:“盡管塑料心臟不斷泵血,但克拉克的血管變得松弛和腫脹,他的循環系統無法保持將氧合血推向所有器官所需的壓力。他的結腸功能喪失,然後腎功能喪失,然後大腦功能喪失。”鄧鐵濤非常重視這份報告。他估計心臟被替換後,“心臟激素”的分泌停止了。當肺而不是心臟的功能維持超過壹定限度,體內儲存的“心臟激素”耗盡時,生命就終止了。他指出,為了使人造心臟長期有效,必須找到心臟的內分泌素。1983年4月發表《心主神明論》,其中指出中醫將藏於心的血管與神明相結合,意味著循環系統和高級神經活動都歸於心。提出心臟作為實體性器官,不僅具有血泵的機械功能,而且具有作用於大腦內分泌的假說。據預測,當人工心臟的使用範圍擴大後,心臟內分泌物質的存在和重要性將被發現,這將證明“心主神明”理論的科學性。1984年,世界醫學界有學者報道心臟有內分泌。脾胃學說是祖國醫學的瑰寶,鄧鐵濤壹直非常重視對它的繼承和研究。擅長治療胃潰瘍和十二指腸潰瘍,完全以這些理論為指導。他認為,這種疾病的病因復雜,多由幾種因素反復作用所致。在所有因素中,有三個比較重要——飲食、精神、體質。其中,體質因素是關鍵因素,即脾胃虛弱。從臟腑關系來看,病生於胃,侮於肝,關鍵在脾。脾氣虛往往是這種疾病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分型治療中,對於肝胃不和的患者,四逆散常加茯苓、白術、大棗。脾胃虛寒者,常用黃芪建中湯加減;脾虛肝郁血瘀者,四君子湯常加黃芪、紅花、桃仁、柴胡、白芍、海螵蛸;胃陰不足者,常用麥門冬湯(麥冬、黨參、沙參、石斛、玉竹、茯苓、烏梅、甘草)。指出本病雖有多種病因,但必是脾胃之氣受損所致,常呈慢性反復發作,不能滿足於癥狀的緩解而停止治療;脾胃氣虛是本病的根本,所以無論屬於哪種證型,最後都要健脾益氣或健脾益氣養胃陰,鞏固治療2 ~ 4個月,才能說成功。他的學術觀點是脾胃學說在胃腸疾病治療中的繼承和深化。

20世紀60年代初,廣州中醫學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157醫院聯合進行了脾胃學說的研究。根據張仲景的“脾旺於四時而不邪”和李東垣的“脾胃為主”,提出了脾胃與防病的關系。鄧鐵濤是該課題組的主要領導成員。他們治療患有消化不良和慢性無黃疸肝炎的嬰兒,並進行實驗觀察。發現胃排空時間縮短,胃液酸度和酶活性增加,白細胞增加65,438±04.6% ~ 40%。分類以中性粒細胞增多為標誌,其金黃色葡萄球菌吞噬率增加0.5 ~ 65,438±0.5倍,吞噬指數增加0.2。此外,他們在“見肝之病……先健脾”的理論指導下,治療慢性無黃疸肝炎162例,取得了較高的療效,從而認識到病不僅僅在肝,更重要的是在脾,提出了重在治脾、重在治肝腎的治療原則。還撰寫了學術論文《脾亢不易得病》,提出了脾亢與免疫功能正常有關的學術觀點。當年,他們還用中醫治療了許多急腹癥患者,並總結出用叩診、針刺等方法治療急性闌尾炎、腸套疊、蛔蟲梗阻、膽結石、膽囊炎等急癥的經驗。為中醫治療急腹癥提供了壹定的臨床依據。20世紀70年代,在醫學教學中,鄧鐵濤感到脾胃學說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和重要的臨床指導意義,值得提倡和研究。他閱讀了大量文獻,並就自己的研究心得撰寫了壹系列論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78廣東省中醫藥學會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脾胃》壹書,該書以生理、病理、治療為主,對《內經》、張仲景、、、葉、張等對脾胃理論的論述進行了整理和總結。指出脾胃與人體的消化、吸收、代謝、排泄、內分泌、免疫乃至神經系統的調節功能密切相關,並對中醫脾胃的本質是什麽進行了探討。從生理和病理的角度來看,中醫的脾胃應該包括整個消化系統和相關體液的功能,而從治療的角度來看,範圍就更廣了。可以說調理脾胃可以治療脾胃在各個系統見證的壹些疾病,範圍很廣。

鄧鐵濤的上述認識來自實踐,並在實踐中得到反復驗證。他不僅運用脾胃學說指導胃腸疾病的治療,還運用脾胃學說治療了西醫的多種疾病,如再生障礙性貧血、白細胞減少癥、重癥肌無力、風濕性心臟病、冠心病、肝硬化、子宮脫垂等,取得了良好的療效。他認為,脾胃是人體氣機升降的樞紐,人體氣機通過吸收和運輸進入精微的水谷,到達臟腑和四肢,在生理和病理上占有重要地位。壹旦發病,設法恢復脾胃的正常功能,是治療疾病,促進機體恢復的關鍵環節。抓住了脾胃這個軸,很多奇怪復雜的疾病就迎刃而解了。20世紀80年代,鄧鐵濤組織了“重癥肌無力脾虛證的臨床與實驗研究,探討其辨證論治規律及其機理”課題組,上報衛生部,並於1986+00獲得衛生部中醫司批準,定為國家科委七五重點研究項目。經過四年的努力,提出了重癥肌無力的病因病機為脾胃虛弱,與五臟相關的學術觀點,總結了辨證論治的規律,使重癥肌無力的辨證論治系統化、規律化。用這些辨證論治規律指導臨床實踐,治療252例,總有效率為98.8%,並與激素治療94例進行對照。兩組療效無差異,但無激素不良副作用。該研究成果於1991 1通過了國家技術鑒定,認為該研究達到了國內外先進水平。致力於中醫急診外科的研究過去中醫是民營的,搶救病人多在家庭病床上進行。隨著西方醫院的快速發展,危重病人被送進醫院的急診室,中醫治療急癥的機會幾乎沒有。鄧鐵濤認為,中醫治療急癥有很多零散的、有價值的經驗,但問題是沒有系統地總結,做成行之有效的套路。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鄧鐵濤就采用針灸、中藥和外敷的方法治療闌尾炎這壹急腹癥,使闌尾炎患者免除了手術的痛苦。6月在《中醫雜誌》發表《論中醫對闌尾炎的治療》1956+01。從歷史文獻、中醫理論、臨床驗證等方面闡述了中醫可以治療闌尾炎,打破了西醫主張闌尾炎應在24小時內手術切除的結論。20世紀60年代初,他在與中醫學院、157醫院聯合從事科研工作時,參加了危重病的搶救工作,挽救了許多病人。尤其在急腹癥方面,如急性闌尾炎、膽道蛔蟲、膽囊炎、膽結石、泌尿系結石、腸套疊、蛔蟲梗阻等急癥,探索總結了多項中醫治療方法和經驗。近年來致力於中醫急癥的研究。針對急性疼痛綜合征,成功研制出“烏靈止痛散”,臨床可用於氣滯、血瘀、邪滯等多種疼痛綜合征,並於1984年8月通過技術鑒定,現已由藥廠投產。對於昏迷患者,根據“心主神明”和“舌為心之苗”的原則,鄧鐵濤首創了安宮牛黃丸、紫雪丹、至寶丹等舌診方法。據臨床觀察,舌診後昏迷患者的痰液分泌明顯減少,口腔中的惡臭得以清除,對幫助昏迷患者恢復(包括高熱、壹氧化碳中毒、心肌梗塞等昏迷患者)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對昏迷病人的搶救。鄧鐵濤積累了大量搶救危重疾病的經驗,如高熱、大出血、心力衰竭、休克、尿毒癥等。,並試圖口服越來越少的藥物,卻嚴厲而激烈地使用灌腸,內外兼治。1983年2月發表了《中醫急診外科必須搶救》壹文,他講得很大聲,也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