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淵源上看，慧能派禪宗對傳統佛教的創新，實際上是傳統佛教與老莊合流的產物。就傳統佛教而言，有重視心性作用的傾向，這在《楞嚴經》和《齊心論》兩部佛經中尤為明顯。早期禪宗老師所持的《楞嚴經》只有壹品。以“壹切佛心”為名，將壹切佛教歸結為壹種“心學”，以“心”為最高本體，世界由心造，認識的對象不在外而在內，遵循從心求解脫的實踐路線。“三界上下，我說都是我的心。”"菩薩摩訶薩觀察三界，但壹心要做它."(註:入枷經。)這壹思想被慧能禪宗吸收，發展為“主觀心論”，強調主觀心的作用，就像自然屬於每個人的本心壹樣，“看清自然”就是佛。
對禪宗思想影響較大的另壹部經典是《論信仰》，主要表現為:
壹、信仰論把世間、世間壹切現象的最高本體和最終本源歸結為“壹念之差”，壹切佛教的純粹佛法都在“壹念之差”之中，圓滿圓滿，眾生皆有之，故又稱“眾生之心”。相應地，對佛教的信仰就是對“自心”的信仰；所有的佛教修行都變成了唯壹的心靈修行。到了禪宗的時候，發展為擺脫外在的崇拜，而菩提則是從內心尋求。
第二，信仰論主張心靈純潔、純粹。只要不壹心動，就是契合真理，成就覺悟。自然之論說:“若能體察知心之念，則能循真理為門。”上帝采納了這種說法，認為要達到“直”，就要從“無腦”開始。由此就有了“智智合壹，平等雙修”的說法。從“無念”可以做到“心智合壹，平等雙修”，最後的結論就是“直爽”
第三，自然之論提出“若行，若住，若臥，應止於觀，而行壹切。”也就是說，禪宗最重要的是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這壹點在《維摩詰經》中也有所體現，禪宗吸收了這壹思想。《壇經》說:“又有壹種迷人的空心禪定，完全無念，自謂偉大。這壹代人無法與邪見對話。”所以禪宗主張禪是平靜正常的日常生活，“平常心就是佛”。
就中土佛教理論而言，道生的“眾生皆有佛性”和“悟成佛”對禪宗的影響最大。沈濤認為:“壹切眾生皆佛，皆涅槃。”(註:引自《中國哲學通史》第二卷，271頁。每個人都有佛性，心、佛、眾生是同壹個實相。禪宗發展到“即心即佛”，但壹切眾生都無法認識自己的心，不知道自己的心。如果他們“看清自己的本性”，他們就是佛。道生還提出了“佛無凈土”的理論，說佛的本性不是外在的，不同於現象世界。沈濤說:“大乘的開悟並不接近生死，而是遠為可取。在生死之事上，其實是開悟。”(註: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291頁。他還說:“妳跟對方說話的時候，妳還沒到。直到妳到達或不到達，妳才能真正到達。此岸是生死，彼岸是涅槃。”(註:參見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第291頁。)也就是說，所謂凈土不是在另壹個世界，而是在這個現象世界。如果說“佛無凈土”的人生理論是把佛從世界的彼岸帶回現實世界，那麽他的“涅槃佛性論”就是把心外之佛變成了心內之佛。禪宗看中了這壹點，並加以吸收和改造。《壇經》說:“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和尚的身體和和尚不壹樣。佛性有何不同？”“菩提只望心中，何苦求外界？說到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從而真正把心外之佛變成心內之佛。
道生的另壹個著名觀點是“悟成佛”說，其理論基礎是:成佛與“無”是壹樣的，也可以說與宇宙之心是壹樣的。因為“無”是超越形象的，“無”本身不是壹個東西，不可能逐漸修復。慧達在《昭論書》中對道生的悟成佛說做了簡明扼要的闡述。他說:“第壹，朱道生大師頓悟了:先生說悟性不可分，悟語極生動，二感不可分。理智的突然釋放是壹種頓悟。”禪宗發展了這壹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直指人心，視自然為佛”的觀點。所以胡適說:“公共衛生的頓悟論，可以說是中國禪宗的基石。”
當然，任何壹種外來文化要想在外來文化土壤中生根、生長，就必須與外來文化相融合。禪宗作為中國佛教，實際上是傳統佛道結合的產物，特別是莊子思想，在禪宗中體現得很明顯。
首先，在莊子的思想中，認為要實現道，達到與道的融合，就必須排除對外界的感官知覺，用邏輯思辨的方法得不到，只有“與神會而不見”(養生大師)，即通過精神活動來把握。這種精神活動最重要的方面是“精神齋戒”和“坐忘”，強調直觀體驗，從而達到與“道”的融合。這其實是壹種神秘主義的“身道”觀禪宗把這種身道觀簡化、拉直，認為禪宗不是通過思辨的理性認識，而是通過個體的直觀體驗來實現道，從而達到“直指人心，視自然為佛。”
其次，莊子認為，要想把自己的心從二元世界中解放出來，就必須把自己分別的是非之心進行改造，呈現出壹種與道“無心”的合壹。如果用大乘佛教的兩大真理來解釋，無心無為是高級的勝利，超出了是非的邏輯理性範圍；但是，擁有壹個好的頭腦是壹件低級的世俗的事情，必須用邏輯和理智來控制。前者關系到生死智慧和終極解脫方式，因此必須超越是非二元對立，但絕不是否定是非的世俗意義。而莊子則說“人無我，神無功，聖人無分別”(逍遙遊)，同時又“不發是非，以與世俗相處”(天下篇)低層次。慧能之後的禪宗也是如此。般若知識在高層次上單獨改造知識，超越邏輯或理性，但並不在低層次上單獨否定知識的作用和意義。所以沒有違反邏輯或者理性的理由。
第三，道家思想追求超越，追求個體身心的解放。“無為”和“無意”意味著順應自然，具有社會和倫理意義。在禪宗思想中，這表現為追求壹種平靜正常的平凡世俗生活，隨緣，“平常心即佛。”在日常生活中，與自然融為壹體，個體與本體的界限消失。
第四，道家強調“道”是不可言說的，“道可為道，而不可為奇”。這在魏晉玄學中表現為“言不盡意”、“得意忘言”，言成為理解本體的障礙。而禪宗強調“不寫”，是為了打破文字和語言的局限，因為文字無法讓個人把握真正的主體。
(二)佛教創新
佛教東傳，從漢魏兩晉南北朝到隋唐。佛教壹開始就認同漢代黃老的通行觀點，有老子變胡之說。到了魏晉，佛教和玄學融合了。而這壹時期的佛教，更註重章句的繁瑣解讀和經院哲學的研究。在唐代的慧能，正是通過倡導發自內心的“凈土”和“頓悟”，才使佛教從繁雜的章句中解放出來，對彼岸世界的追求成為對世俗生活的強調，心外之佛成為心內之佛，彰顯了禪宗的大眾化、平民化，確立了中國真正的佛教。有時候，我們在中國說佛教，其實是指禪宗。因此，禪宗的創立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壹次創新或革命。這場革命的主導思想是“悟成佛”論。
概括起來，慧能的“啟蒙”理論有以下幾點:
第壹，眾生皆有佛性。佛性論是慧能“頓悟”的理論基礎。他把佛性歸結為人的心性，主張佛性即心性。每個人都有真正的佛性，知道自己的心，看清自己的本性，就能成佛。“自我執著，佛即眾生；自知，眾生皆佛。”悟與玄，即覺與不覺佛性，是佛與眾生唯壹的區別。
第二，“佛性常清凈。”認為佛的本性永遠純潔，沒有塵埃汙染；換句話說，佛性未受汙染，具有鮮明的宗教和道德色彩。所以認為佛不是逐步修行就能成佛的，只有知道自己的真實本性才能成佛。
第三，真理作為自然是足夠的，它包含了壹切。《壇經般若二》說:“廣大之心，如虛空，無棱。”善知識的自我表現包含著各種規律，各種規律都在人性之中。“這裏的佛性具有壹切現象的意義。
第四，“凈土”在於自我，無需向外尋求。《壇經》說:“東方人天真無邪，西方人不純潔。”想生活在東方和西方的迷人的人在哪裏都不壹樣。心清凈，西方不遠；如果妳有壹顆不潔的心，就很難念佛。“強調‘凈化內心’，提倡從內心‘求諸內心’，反對從外部求，從而將心外之佛變為心內之佛。
慧能的佛學創新意義重大。首先，他推翻了佛的權威，打破了外在的偶像崇拜。在此之前，佛陀有著神聖的地位，人們崇拜他。惠能告訴人們選擇成佛的道路時，只要有堅定的主觀信念，相信自己的內心，就能成佛，從而把人提升到佛的地位，或者把佛降低到人的地位。臨濟奕譞說:“逢佛殺佛，逢祖殺祖”；丹霞自然禪師燒木佛取暖。這實際上打破了佛教原有的不平等，反映了下層僧侶和普通民眾對平等的渴望。
其次，動搖了佛教經典的神聖地位。佛教東傳，歷代譯經卷帙浩繁，文字艱澀晦澀，使人們局限於章句的繁瑣考證，限制了佛教的發展。慧能創立的禪宗，強調“心與心，而非言”，反對向傳統經典學習，從而把人從繁瑣的經典中解放出來。《壇經》說:“心轉法華，心轉法華。”任何經典都不是神聖的，都可以變成我的工具。
第三，反對反復苦修，主張“平常心即佛”。慧能之後，禪宗摒棄復雜的宗教儀式，反對苦修，主張在平靜正常的世俗生活中尋求解脫。《壇經》上說:“妳要修行，可以在家裏得到，不要在寺廟裏得到。家裏打掃衛生就是西方。”這些都讓禪成為了壹種樸素的、平民化的宗教，讓禪成為了人性的、世俗的。
所以“從佛教和佛教的發展來看，禪宗的興起也是對佛教復雜哲學的壹種否定。”(註: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版，第四卷，第259頁。慧能創立的禪宗，其實是佛教史上的壹次革命。它強調主體“人”的作用，尊重個人，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這極大地促進了佛教的發展，也對中國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