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壹首富有哲理的詩，曹操晚年所作，道出了詩人的人生態度。詩中的哲理來自詩人對生活的真實體驗，所以寫得生動，具有真摯而強烈的情感力量；哲學和詩歌都是通過形象化來表達的，所以在具體的藝術形象中實現了理、誌、情的完美結合。詩中“老馬臥虎”四句是千古傳誦的名句。它們筆觸蒼勁，節奏沈重，蘊含著壹種自強不息的英雄氣概，深刻地表達了曹操剛健進取的精神。全詩押韻跌宕起伏，前四句振振有詞，“猶在”和“終於為”兩個樂句從容不迫。“老姬”接下來的四句話化作激昂的語調，筆鋒雷鳴，讓這個“霸氣”的英雄豪傑形象躍然紙上。而最後幾句又透著壹種深沈委婉的風情，給人壹種溫暖的感覺。全詩跌宕起伏，機制縝密，閃耀著哲學智慧的光芒，散發著奮進的感覺，震動著樂觀的基調。藝術風格樸實無華，崇高慷慨，表現了詩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熱愛生活的樂觀精神。人的壽命長短並不完全由天決定。只要他保持身心健康，就能延年益壽。這說明詩人對命運持否定態度，對事物有信心的樂觀精神是靠人為的，表達了詩人不甘衰老，不信命運，奮鬥不息，追求偉大理想永不停止的遠大誌向。“龜雖壽，蛇騎霧終為塵也。”
《莊子·秋水》說:“聽說楚有龜，三千歲而死。”曹操反其道而行之，說甲魚活了三千年，還是免不了壹死！《萬事做錯》記載:“飛龍乘雲，螫蛇遊霧，雲止霧，龍蛇同！”“蝰蛇”能像龍壹樣乘雲駕霧，身手可謂了得！但是，壹旦雲開霧散，就會像蒼蠅螞蟻壹樣消失！在古代，秦煌漢武等大智大勇的大師們都被長生不老之術所誘惑，唯獨曹操對生命的自然規律有著清醒的認識，這在預言迷信的時代是難能可貴的。更可貴的是如何看待這有限的生命？曹操壹掃漢末文人哀嘆人生如夢，及時勸人吃喝玩樂的悲壯腔調，慷慨地說:
“老馬，雄心勃勃。烈士之年，勇往直前。”
曹操把自己比作壹匹年邁的千裏馬。雖然年老體弱，被貶到下壹個位置，但胸中依然豪情萬丈。他說，有誌於做壹件事的人，晚年永遠不會消沈，對宏偉理想的追求永遠不會停止！據《世說新語》記載，東晉大將軍王敦，曾酒後詠曹操，誌在千裏。烈士的下壹年充滿了勇氣。“壹廂情願打痰盂是節日，壺口缺。這首詩以對人生哲學的感嘆開始，接著是強烈而激烈的歌唱，再回到哲學思辨:
“盈縮期不僅在天上；滋養恩典的加持，才能長存。”
曹操的人生觀是相當辯證的。首先他講尊重自然規律，人總是要死的。那麽，在有限的生命中，人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進取，建功立業。最後說壹句，人在自然規律面前並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雖然人的壽命長短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但也不是完全交給上帝。如果經常註意保養，讓它健康快樂，也可以延年益壽。曹操所說的“強身健體之樂”，並不是指坐以待斃、高枕無憂，而是指壹個人的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不能因為年老而消沈，而應該“充滿勇氣”——要有永不停息的理想追求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永遠樂觀向上，精力充沛，不斷自強，保持思想上的青春。曹操以親身經歷表達了人的精神因素對健康的重要性。從這個方面來說，也是壹個很奇妙的養生理論。南朝的鐘嶸寫了壹首《詩品》，評價詩人，區分等級，把曹操的詩放在了劣勢。但曹操的詩有壹種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讓後世無數英雄瘋狂愛上。
為什麽理論家的眼光和讀者欣賞愛情的眼光如此不同？這是壹個發人深省的問題。王將軍的拍手詩是曹操的樂府詩《走出廈門》的第四回——“雖龜為壽”。曹操當時打敗了袁紹父子，平定了北五環，躊躇滿誌，樂觀自信，寫下這組詩來表達建功立業的遠大誌向。此時曹操已經53歲，不禁想起人生的旅途。所以，在詩的開頭，他無限感慨地吟誦道:“龜雖長命，猶有螫蛇騎霧之時，終為塵埃。”《鬼吹燈》更可貴的價值在於它是壹首真正的詩，它開辟了詩歌的新時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漢代人的思想禁錮了三四百年，以至於漢代的文人不會寫詩，只會寫歌頌帝王功績的大詩和沒完沒了地註釋儒家經典，真情實感、有個性的文學得不到發展。直到東漢末年，天下分崩離析，暴風驟雨，政治、思想、文化都發生了變化。熱愛詩詞歌賦的曹操作為天下英雄，率先走上了離經叛道的道路，給文壇帶來了自由活躍的空氣。他身邊有“建安七子”等壹大批文人，他們生活在壹個戰火紛飛的時代，常常表現出慷慨激昂的思想感情。正如《文心雕龍·時間系列》所言:“時看時，雅大方，善散於世，風淡俗，誌深筆長，故梗大方，氣足。“尤其是曹操在鞍馬上作詩，悲壯慷慨，震撼古今，史無前例，史無前例。這首熱情奔放的詩的酣暢淋漓的風格，後來被稱為“建安風格”，曹操是最突出的代表。千百年來，曹操的詩詞就是以這種“豪爽”的精神和其固有的積極進取的精神震撼著天下英雄的心靈。正是這種可貴的特質，使建安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大放異彩。鐘嶸把曹操放在下等地位，主要是因為他“古直”，缺乏文采。我還不知道曹操這種英雄豪傑，對刻章啄句不屑壹顧。鐘嶸是六朝人。當時的文人非常註重文采和色彩的華麗。俗話說“百字並用，字價奇。”鐘嶸對曹操的評價太低，顯然是時代風氣使然。我們知道，任何文學，包括詩歌，終究是次於內容的。過去曹操的文學地位往往被他的政績所掩蓋，而不被重視。事實上，他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是壹個有突出貢獻的人物，尤其是對建安文學的開創性工作，確實值得很多關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