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道家作為中國本土文化，有剛性，有彈性，有陰陽，有社會和自然，有主動和被動，有責任和有解放。它們既對立又互補，共同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生命精神，匯成了東方思想和智慧的不竭源泉。
壹、人與社會、天與自然
對於人和社會，儒家說:先天下之憂而憂。道家思想則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自然與天道。
儒家強調人性，孔子主張恢復到周，孟子主張恢復到堯舜，儒家主張用“德”來匡正天下，大德求道。道家思想重在天道，老子主張回到原始氏族社會，用“道”來整頓世界，盡善盡美，善於在宇宙背景下思考，但最後又投入社會。就像老子壹樣，主要篇幅還是在講社會、政治、人生，有的是直接講社會政治、人生。最終也是要為社會、政治、人生尋求天道觀念的依據和指引。所以道家對於這種關註的熱情，堪比儒家。同時，道教成為儒家思想的補充。儒家思想關註人和社會，這是人類永恒的話題。但它對宇宙中的各種現象仍有自己的解釋，它認為世界上的各種道德禮儀都是從宇宙的形而上規律中衍生出來的，而人則是通過實踐這些道德禮儀來達到天人合壹的。
第二，有為與無為
儒家思想是“有”，道家思想是“無”。儒家的“有”在前，道家的“無”在後，二者的邏輯關系是不可逆的，否則，道家的“無”就變得毫無意義；與黑格爾的觀點不同，儒家的“有”因缺乏規定性而不自覺地轉化為“無”。相反，正是因為規定太多，才需要用“無”來消解，才能實現歷史性的回歸。
儒家講入世後有所為而治，道家講無為而生。但是，儒家的“有為”和道家的“無為”在本質上是壹致的，都是主張順其自然和隨它去吧。區別主要是爭論的“時間”。壹個“時代”是治理天下，壹個是亂世。
儒家的“有為”表現在天下有道時是積極的。所謂“有為”，其實就是“無為”，即“有所為”或“無為”，因為儒家的“有為”是順應自然的要求，或者說是與自然相比較。“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德載物。”是對這種“有為”的最好註解。因為按照這句話的意思，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是因為“天行健”；君子之所以要以德載物，是因為他的“無涯之地”，由此可見，君子之所以積極有為，並不是為了發揮近代所謂的“主觀能動性”，而是順應自然，遵循規律。
道家的“無為”表現在天下無道的時候，也就是亂世。所謂天下之道，就是天下之治；所謂天下無道，就是天下大亂。所謂“無為”，就是不要“胡作非為”，即不要在自然最大化的過程中增加人的虛妄行為，即追求私欲和利益，從而破壞整體的和諧與生活，而是要求所有人的行為和價值觀都要符合和服從自然最大化，與自然和諧，與群體和諧。道家的影響看似微弱，實則不然，這與道家整體秉持的無為思想有很大關系。歷史上很多儒生和官員上朝時用的是儒家，出朝後卻崇奉佛道。黃老的哲學和清靜，也是中國很多人的天性。道家是無為而無不為。第三，人的責任和人的解放。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是儒家對人的責任的命題，而道家主要著眼於政治的渺小和藝術的永恒，著眼於對人的解放的追求。儒家最根本的是它註重倫理道德的世俗性，也就是說，它的目的是為世俗社會制定壹個規則，但道家的核心不在這裏。道教更多的是壹種個人定居的思想。儒家的人生觀以道德人格的成就和救世事業為價值取向，以修身、富仁、濟民、治國為外，是內聖外王之道。他的生活態度積極進取。他對社會現實有著強烈的關註和歷史使命感。他以天下為己任，對同類和他人都有同情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想成為壹個人。他有誌氣，就擅長做工廠，他窮，就獨善其身，不隨大流。當生活和理想有矛盾時，他寧死也要伸張正義。道家的人生觀，以超越世俗的人際網絡，獲得個人內心的平靜與安逸為價值取向，既反對心靈作為壹種服務形式，也不關心社會事業的成敗。只要各自順應自然，互不幹擾，必然會走向和諧安寧的社會。與其做個孩子，不如忘掉江湖。他對生活的態度是消極的，自我保護的，以避免整個人生為最低目標，以照顧自己的人生為最高目標。或者在山區，或者在施瑯，有壹種明顯的出生傾向。儒家的傑出人物是仁人誌士，道家的典型人物是隱士。
漢代大儒董仲舒引用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了以“天人感應”為核心的神學體系。他不僅是壹個“感天人之際”、“陰陽之災”的超自然神學家，也是壹個神仙方術的倡導者。他不僅以神秘的陰陽五行學說與儒家經典遙相呼應，還創造了祈天祈雨、上神壇的做法，讓人分不清他是儒生還是道士。這個典型的例子恰恰說明，儒家和道家雖然是兩種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但對立和排斥只是壹個方面，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互補結構。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在哲學思想上是互補的。儒道互補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具有了兩千多年來不同於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傳統，使中國文化具有了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特點，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深刻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