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作家潘(中)和來到上海作家書店。攝影劉新宇
作家可以“修養”嗎？
壹直有壹種說法:“中文系不培養作家。”潘說，她剛進大學的時候，也聽到過類似的說法。當時老師告訴他們，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培養的是教授、評論家之類的學者。
“老師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所以我們列了壹個書單，留了很多閱讀作業。第二，不要蠢蠢欲動，不要輕易嘗試寫點什麽。”潘很疑惑，就去問同是中文系教授的父親，得到了同樣的回答。至此，“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的傳統在潘心中成了“確鑿的懸案”。
雖然對這個傳統很失望，但也不可能輕易抑制寫作的欲望。所以她決定秘密創作。後來她漸漸發現，在中文系課堂上“為那些培養學者的人做準備”，其實對成為壹名作家非常有利。
經過多年的文學跋涉，潘李湘已經被許多主修創意寫作的年輕人問過類似的問題。她給出的答案坦率而直接:作家是可以培養的，但好作家是天生的。
作為壹個從小到大的理工男，明路也有類似的感受。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壹些話放到了人人網上。在很多陌生網友的鼓勵下，他寫了自己的第壹部作品，名字和名字刻在壹起。
但在寫第二本書時，潘介紹了，但過程並不清楚。“所以我當時就有壹個想法:對於我們身邊的大多數人來說，如果願意，寫第壹本書比較容易，記錄個人感受和第壹手資料就行，但寫第二本可能需要壹些寫作技巧。這大概就是業余作家和作家的區別吧。”明路說。
從第壹個詞開始妳就壹直在推銷自己
寫作的意義每個人都不壹樣。在潘看來，人與寫作的關系大致可以分為三種:第壹種是“視寫作為生命”，只要活著，就不能停止寫作，外面的其他東西都不能帶來真正的滿足。比較典型的，比如路遙、陳，壹旦開始寫作，就進入高速燃燒的狀態，甚至無視身體的任何報警；二是“以寫作為生”。這類人可能熱愛寫作，但剛好有這方面的技能，與工作相匹配，所以以寫作為生；第三種是“把寫作作為終身愛好”，潘說他是第三種人。
“它(寫)是我的壹個‘親人’，甚至比朋友還要好。朋友雖然可以聊，但是兩三年不見面，電話聯系也可以，但是親戚不可能兩三年不見面。”潘說:
在處理自己和作品的關系時，潘坦言，作家無處藏身，無論是虛構的還是非虛構的。讀者會通過文字形成壹種感覺，讓很多事情不言而喻，作家和讀者在互動中逐漸接近無限透明。
“不要以為虛構的(作品)就容易隱藏。我覺得沒用。從第壹個字開始，作家就在出賣自己。為什麽要寫這個故事？為什麽從這個角度寫？為什麽這是妳想到的第壹個詞，而不是那個？讓這兩個人不在壹起，為什麽是這兩個人？”在潘看來，文本中的壹切都充滿了作家自己的選擇。所有的價值觀和審美在壹開始就暴露無遺。只要讀者選擇閱讀，這種窺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作家是壹個容易“失戀”的人
潘的創作被認為具有“60後”和“70後”之間的多重媒介，尤其擅長書寫浮華都市生活的陰柔壹面。她的小說《穿心蓮》就是壹個完整而充分的展示。
潘提到了“穿心蓮”的文學比喻，潘的簡介。“蓮子去了心還完好無損，但實際上已經沒有希望了，不再開花結果。我只是用它來形容壹段無望的愛情。”
“我覺得作家也是經常談戀愛的人。”在潘眼裏，作家這個職業有“兩大劣勢”。第壹是他過於敏感，經常因為對生活的不滿而處於“陣發性職業失戀”狀態；第二，寫作者的思想往往會被瞬間激發，以至於在與他人的交流中無法給出正常的回應。
潘說，當她為陳寫壹篇紀念文章時，她強忍著眼淚，只為把這件事說清楚。在限時的高壓下，她接連胃痛、嘔吐、心絞痛，身體系統徹底崩潰。“從這個角度來說，寫作真的是壹個很可怕的職業，而且會讓妳賺很多錢。”
“當情緒流達到壹定程度，就會打開理智的閥門。但在“沖走”的同時，壹篇自然的文章自然會流向紙面。整篇不寫，但早就有了。”潘說:
最後，提到自己喜歡的、有影響力的作家，潘坦言，前者涵蓋面很廣，唐代的李商隱、王維，宋代的蘇東坡、辛棄疾，清代的曹雪芹，近代的汪曾祺。但要說對她的寫作影響最直接的作家，那就是《陶安夢》和《西湖夢》的作者張岱。
張岱對潘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她的創作風格上，還表現在她的寫作觀和人生觀上。“作為明朝遺老，國家滅亡後，他知道寫作改變不了命運，於是借此機會回憶自己的前世。那時候我突然意識到，文學的起源可以是這樣的，不包括世俗的考量，只是源於壹個人在絕境中的無處可去。我覺得這是壹個作家最純粹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