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性消費理論在確定性消費理論的基礎上有哪些發展？

消費函數的建立是基於個人消費與收入的比例關系，對消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費函數上。自凱恩斯以來，尋找準確描述消費者行為的消費函數形式壹直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命題，包括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伯雷的相對收入假說、莫迪利安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弗裏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霍爾將理性預期因素引入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假說，使消費函數具有了現代形式。兩者的相似之處在於用收入工具解釋消費的變化，不同之處在於凱恩斯的開創性貢獻直接推翻了薩伊定律，使得解釋非自願失業的存在成為可能，也使得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消除非自願失業和經濟蕭條成為可能。中國的經濟改革時間不長，“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顯然具有中國特色。雙軌制使得市場軌道和計劃軌道長期並存，市場經濟不太發達，消費者沒有足夠的時間形成完全市場決定下的消費行為。農村的相對封閉性造就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特征，其消費行為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既不同於城市居民，也不同於西部居民。就外部環境(預算約束、流動性約束等)而言，這些新古典消費函數對中國農民並不普遍。)和內在動機(理性主體、效用最大化等。)的消費行為，關於農民消費行為的各種理論假說有待進壹步檢驗。因此，除了消費函數之外，多元統計方法也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於消費研究領域。本文基於偏相關分析，通過建立我國農民消費-收入的典型相關模型，用收入變量解釋消費支出，定量判斷各變量的相關性和作用，分析農民消費-收入的結構特征。二。指標選擇和樣本數據凱恩斯認為，“無論從先驗的人性出發，還是從經驗中的具體事實出發，都有壹個我們可以確定的基本心理規律。壹般來說，當收入增加時，人們會增加消費，但消費的增加不如收入的增加大……”(1)過去對消費函數的大量理論和實證研究並未損害凱恩斯的中心觀點:即消費(和儲蓄)受當期收入影響而非獨立於當期收入。本文仍然以凱恩斯的假設作為變量選擇的基本依據。但樣本數據是橫截面數據，因為將同期收入差異的信息應用於不同時期的收入變化是不合適的，會出現兩個問題:(1)總量問題:只有當收入家庭的邊際消費傾向非常接近時，總量問題才可以忽略；(2)即使不考慮總量問題，將橫截面家庭預算數據的收入差異應用於時間序列收入的變化，問題就更大了。②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時間序列數據具有序列相關性和非平穩性，同壹總體的橫截面數據既能保證數據的同質性，又能克服上述缺陷。基於以上原因，選取反映凈收入來源的四個指標作為“影響組”:X1—工資性收入，X2—家族企業凈收入，X3—財產性收入，X4—轉移性收入；反映家庭消費支出的8個指標作為“支出組”:Y1—食品，Y2—衣著，Y3—居住，Y4—家庭設備及服務，Y5—醫療保健，Y6—交通通信，Y7—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及服務，Y8—其他商品及服務。具體來說，以中國大陸2002年的省際橫截面數據為樣本(即中國大陸31省市，不含港澳臺)，樣本均來自2003年中國統計年鑒。3.建立模型(壹)偏相關分析偏相關系數是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衡量多個變量中兩個變量線性相關程度的指標，本質上是控制變量方面剩余偏差之間的相關性。在多變量的情況下，他去掉了該變量隨其他變量變化的因素，這可能與簡單的相關系數在數值上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在符號上相反，但用偏相關系數來描述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內在關系更為可靠。根據樣本數據，兩組變量X和Y之間的壹對壹偏相關系數計算如下。表1偏相關系數分析表y 1y 2y 3y 4y 5y 6y 7y 8x 10.14640.4820 * * * 0.0599 * *-0.1358-0.1502-0。0.1975-0.3747 * * 0.11240.0228-0.07520.5352 * * * X3-0.2572-0.002220.046545438+060.3776 * * 0.4605 * * *-0.4120 * *-0.28095上表總體相關水平不高，主要是因為有很多變量使得偏相關過程中的控制因素多壹點，控制因素之間會有復雜的關系，所以顯著性水平可以適當降低，這也正好驗證了消費函數應用於我國農民消費的局限性。可以看出，農民工資性收入與衣著、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財產性收入和醫療保健支出、轉移性收入和家庭設備及服務支出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其他沒有包括在內的商品和服務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表明除了七個分類的消費支出之外，還有其他與收入水平高度相關的重要支出變量。(二)典型相關模型的建立典型相關模型揭示了兩組多元變量之間的關系，即分別在兩組變量中提出第壹個典型變量，兩個典型變量的最大相關系數為r1，稱為第壹組典型變量；然後，在每組變量中提出第二個典型變量，使它們反映的相關分量r2僅次於r1...以此類推，直到最後壹組典型變量的相關系數rp達到最小值，稱為最後壹組典型變量。它將原來兩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轉化為每組中提出的幾個典型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通過減少變量的數量來簡化分析，因此應用廣泛。通常典型變量對數越少越容易解釋，主要通過典型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檢驗來判斷。根據樣本數據，得到X和Y變量的典型相關系數，檢驗如下。表2典型相關系數及其誤差序號典型相關系數(r)r2標準誤差特征值10.98220.96480.006527.306220.3300.6939995664 R2數據表明，“支出組”中96.48%、69.39%和58.22%的信息可以用相應的“影響組”變量解釋，三個典型相關系數的值均為但是，要確定典型變量相關性的顯著性，需要檢驗典型相關系數，結果如下。表3典型相關系數檢驗表中計算的自由度臨界值()顯著性132140.976645.91 * * 22159.758332.67 * * 31231。考慮到原始變量的可比性，利用標準化典型相關系數建立典型相關模型如下。典型相關模型。典型相關模型123(三)典型相關分析根據典型變量的重要性和系數大小，從建立的典型相關模型可以看出，我國農民消費支出受收入因素變化影響的程度可以用三對典型相關變量來綜合描述。第壹對典型變量將家庭設備和服務、其他商品和服務與其他類型的支出分開(典型負荷分別為0.3398和0.3937)，與工資收入的相關性最大(對應的典型負荷為0.6530)。第二對典型變量將各種消費支出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務與文化、教育、娛樂商品和服務、醫療分開(典型負荷分別為1.7973，-1.4119和1.0168)，對應在“影響組”中。第三對典型變量主要將家庭設備、服務和服裝支出與其他支出分開(典型負荷分別為3.8816和-1.0975)，相關性最大的是工資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典型負荷為-1.4338和1.1665438)。結論和建議(1)中國農村消費結構正在轉型，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應加快。從農民生活消費支出與純收入的典型相關模型來看，包括彩電、冰箱、洗衣機在內的家庭設備和服務支出與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關系最為密切，說明農民平時的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主要用於購買家庭設備和服務。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家庭設備及服務支出與工資收入之間的密切關系表明，中國農村正在逐步進入小康社會，農民對主要耐用消費品(包括彩電、冰箱和洗衣機)的需求不斷增加，農村整體消費結構處於過渡階段。林毅夫認為，“制約農村居民實現消費意願的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礎設施的缺乏”，“從根本上緩解我國當前國民經濟中普遍存在的產能過剩問題，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正確的政策選擇”。因此，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任務是調整農村公共支出結構，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工業品的投入，優化農民生活消費支出結構，提高農村整體消費水平。(2)農民的“外源性”消費增加，應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農民生活支出中文化、教育、娛樂商品及服務、醫療等上級支出與農民工資性收入(勞動報酬)和財產性收入(資本收益)的相關性特別強。很多實際可支配收入都用於這些高層次消費。顯然，我國農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並沒有達到這個需求水平，馬斯洛需求水平定律明顯被嚴重扭曲。從模型中可以看出，文化教育娛樂用品和服務支出與工資收入的典型負荷同時為負，實際上呈現正相關關系。工資收入減少的直接後果是農民在文化、教育、娛樂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迅速減少。馬斯洛扭曲的需求層次理論的唯壹解釋是，中國農民的消費是非自願的、外生的，是壹種外部環境強加的強制性消費。事實上，由於制度變遷(特別是教育體制改革)的影響，農民承擔的教育成本在增加，這主要來自學費和其他教育支出的增加。我國接受義務教育的6543.8+0.9億學生中，70%在農村，這些教育經費(占98%)大部分由縣鄉政府(28%)和農民自己(70%)承擔。更不用說高等教育了。很多地區發生了孩子考上大學從喜事變成悲劇的事情。農民不得不削減其他開支來滿足孩子上學的需要，這迫使馬斯洛需求定律被扭曲。此外，在計劃經濟時代傳統的農村公共醫療保健體系解體後，農民的醫療保健支出主要由自己承擔，這體現在農民的醫療保健支出迅速增加，農民增加的工資和財產性收入主要用於醫療費用。高昂的醫療費用往往使農民陷入“脫貧——返貧”的怪圈，“小病等”。，患大病，等死大病”成了農村的怪現狀之壹。強制性制度變遷對農民消費支出增加的負面效應逐漸顯現，醫療支出與收入呈負相關。農民“有病無錢無債”的困境在模型中得到了體現。全面建設農村小康社會，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應加快構建包括農村醫療、教育支持體系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非典過後，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體系正在加強，但教育支持體系的建設亟待加強。迫切需要構建針對農村，尤其是農村中低收入階層的教育支持體系，否則農村真的會變成李昌平所描述的“農民真慘，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局面。(3)食品支出份額在下降，但農村整體消費依然低迷。第三組典型相關變量的r2不高，“影響組”的解釋力不是很強，說明這壹群體的消費支出受收入水平之外的其他因素影響很大。但仍然可以看出食品支出的重要性在下降，這與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的持續下降是壹致的。但是，住房、衣著等部分基本生活費用的地位依然突出，同時作為部分收入類型的典型負荷為負，這再次說明，雖然我國農民整體消費結構處於轉型階段，消費結構不斷改善，但並沒有根本改變，因為收入的低水平和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家庭經營凈收入低，工資性收入不穩定，導致其典型負荷小於0)。這充分說明，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村消費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總之，就我國農民的消費而言，有很強的為住房、教育、醫療儲蓄的動機，其中教育占的比重最大。由於這些動機與計息無關，所以降低儲蓄利率和征收利息稅不會對農民消費產生任何影響，這壹點在央行歷次降息中都得到了有力證明。根本原因是農民收入水平太低，“外源性”支出太高。在這樣的雙重壓力下，農民有強烈的動機為教育和醫療儲蓄。他們通常通過省吃儉用來變相增加收入，從而限制了當期消費。因此，壹方面，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仍在於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進農民增收；另壹方面，要為農村地區，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建立教育支持系統和醫療保健系統，通過增加政府投資提供低息和折扣教育信貸來改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糾正那些由制度變革帶來的“強制性”消費支出，特別是在那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土地流轉制度改革要慎重，土地無疑為當地農民提供了天然的保障，不能輕舉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