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天，新中國正在發生很多事情，抗美援朝、土改、我軍28團飛行員李漢英勇擊落美機兩架，還有壹件就是芬蘭要進行第十五屆奧運會。當時蘇聯、波蘭、匈牙利都組隊強勢參加，作為社會主義陣營中小兄弟的中國接到緊急通知也倉猝組隊，因為當時新中國正面臨著“政治上被孤立、經濟上被封鎖、軍事上隨時準備鬥爭”的嚴峻形勢，而體育正好成為沖破包圍圈幾乎是唯壹的突破口。中國人前往了，那時還沒有姚明、郭晶晶，好多只是學生、教師、公務人員、軍人。那壹屆，社會主義老大哥們在奧運會上強悍的表現讓中國人深受震憾，由於壹些偶然的接觸，在飯局上，在訓練場，在選手村的過道上，我們得知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有壹個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叫“體育管理委員會”的組織存在，用行政力量調動全國之力保證了體育競爭力。
回國後壹個偶然的機會上代表團向黨中央匯報了這壹點，而黨中央立刻指示成立“國家體委”，在當時這不僅是體育的事情，更是打敗國際反華勢力壹種辦法。賀龍元帥成為國家體委第壹任主任。中國體育的起源就是這樣，雖然毛主席曾有“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號召，可實際上毛主席還有壹句更實質的號召：“鍛煉身體，保衛祖國”。
我們的體育長官是從軍隊裏來的，建制也是從軍隊裏學來的，管理模式也是軍事化的，稍微有心的人應該註意，直到現在足球隊員們還習慣直接稱呼教練員為“某指導”，叫“某教練”證明妳是外行。中國體育軍事化來歷的另壹個重要原因是，當時奧委會對運動員參賽資格限制很多，但軍隊裏的士官、士兵除外。說到這裏，妳就不用再怪中國足協動不動就軍訓，剃平頭，宣誓，整個體育大部隊都這樣。
如果當時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的中國代表沒有在飯局或過道裏碰巧知道社會主義“體委”這壹建制，或知道了也沒把它當成向黨中央的重要匯報項目，中國體育也許不會走上“舉國體制”這壹條長達半個世紀的路，“舉國體制”之於中國特色的乒乓是行之有效的，但之於中國足球，必然會陰差陽錯跟隨“體育大部隊”卻最終成為掉隊者。
賀龍元帥是個狂熱的足球迷，很上心地去搞了足球，後來中國隊派隊去匈牙利，學了很多好東西，可沒人提及，匈牙利人技術天賦為全世界稱道，但它的足球體制很快就被證明很落後，匈牙利進入六十年代末期就被世界潮流淘汰了，我們當初學習匈牙利的隊員們成為足球管理者後現在還在用那壹套進行足球訓練和市場運作。
壹個對比：陳毅元帥是個圍棋高手，壹高興他就去搞圍棋，多年後中國圍棋終於成為世界頂級高手，可對足球癡迷熱烈的賀龍元帥在去世後幾十年也沒見到中國足球騰飛，卻幾乎消絕了。兩大元帥，搞圍棋和搞足球的效果大相徑庭，不說明兩個元帥的工作能力高下，只說明圍棋這個相對小眾的東方運動和足球這個當世第壹大運動的復雜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例子告訴體育總局內部的保守領導們，直到現在還企圖用舉國體制來管理足球，連賀龍這麽偉大的元帥都沒做到，您行嗎。令人吃驚的是，在這五十年中，世界足球運作體制發生天翻天覆地的大變化，英國的那些教會和老爵士們退得差不多了，中國卻還在沿用五十六年前的行政管理方法。
但無論如何“舉國體制”很快給中國人帶來激勵，1953年，世界青年友誼運動會，印尼歸僑吳傳玉獲得遊泳冠軍，五星紅旗第壹次在國際賽場上升起。當時很多外國人都不知道五星紅旗是哪個國家的，紛紛可以想見這次比賽給新中國人民的驕傲感。“體育成為政治符號和手段，既是中國遭受多年政治隔離的結果，更是100多年屈辱歷史的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無法選擇。”北體大教授易建東總結得很好，其實到現在，中國體育也沒有脫離當年思路，北京奧運成為展現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壹個舞臺，人民很激動很幸福，因為我們必須這樣選擇。
“足九篇”的開始我只是想追溯壹下中國足球的“來歷”：上世紀50年代國家體委對於“足球”並不是為了建立足球機制，而是為跟隨“體育大部隊”進行政治和外交上的突破，沒有人會想到為這麽復雜的壹個運動制訂屬於符合它本身規律的長期計劃，它只是大部隊中壹個討人喜歡的小兄弟而已，但人們對它獨特的性格、方法、命運，毫無察覺。
關於中國體育的原問題以後再說，我的“足九篇”裏主要從中國足球的來歷開始，再從這個來歷進入到討論為什麽它五十六年來壹塌胡塗，它只是中國體育的壹個小跟班了，這也是我常說它不是足球而是“蹴鞠”的原因。
當然，中國足球也有幸福的時候，那就是1992年“紅山口會議”，關於這個被稱為足球“遵義會議”奠定的市場基礎、職業賽制、人氣提升等積極意義不用細述了，我只想提醒的是：那其實不是職業足球或市場本身的覺悟，而是自上而下的壹次準行政命令。當時正處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全國大力發展市場改革的時機，“紅山口會議”有李鐵映這麽高規格的領導人物親自參加會議但並沒有真正市場高手參加，這本身說明問題，王俊生能夠迅速打開職業聯賽局面並非他本人的能力，在他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中國足球》中提及，當時伍紹祖、袁偉民都親自過問了這件事情，頂住了國家體委內部反對的聲音，王俊生說，當時他有種強烈的歷史參與感，徹夜難眠。
但是，這次改革並不是國家體本身需要的，是在黨中央“各行各業深化改革”的指示下進行的，中國足球只不過從當初體育部隊中的小兄弟充當壹回急先鋒，官方名字叫“試驗田”。所以當政治經濟出現敏感變化或者相關領導人物退下來時，它就可能從“試驗品”成為“犧牲品”。
有壹種悲哀是好多足球專業人士還在懷念“紅山口”，紅山口是個給中國足球帶來職業氣息的會議，可它遠遠不是足球在中國自覺的革命，和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會後迅速在黨中央指示下成立“國家體委”沒有實質性區別，它唯壹的積極意義是，讓中國足球嘗試了職業聯賽這壹深受市場考驗的賽制。
但我想說的是另壹個概念，自上而下”保證了每壹次改革的迅速性和決斷力，但當問題“自上而下”出現時，整個改革也會出現問題甚至倒退，因為它依賴的不是本身的生命力而是行政力。在郎效農先生的博文證明了壹件事，“正當足球改革準備深入開展的時候，原國家體委卻發出了壹個莫名其妙的指令——足球改革突破口的任務已經完成，目前沒有進壹步改革的任務，於是，希望中的所有進壹步改革發展的計劃和設想，不得不戛然而止，隨後又宣布成立‘國家體委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以‘促進足球協會實體化建設”的名義，變相取代了足球協會管理體制。”
所有歷史大事件都起源於壹件小事，所以其實1997年才是中國足球迄今更重要的分水嶺，只不過人們忽略了，1997年初莫名其妙就從體育官方高層“足球要降溫”“足球無小事”這些說法，那年袁偉民在壹次足協新聞常委會上當眾嚴厲訓斥了《足球》總編嚴俊君，起因是《足球》渲染了職業比賽中的問題。當時人們並不知道為什麽國家體委壹把手會這麽激動，後來才知道，在四年之後，中國體育最高行政機構就悄悄把暫緩深化職業足球改革作為領導之間的默契，也證實了郎效農在博文中回憶的片段。
這場秘而不宣的倒退深層原因有二：壹、中國體育界已把“奧運奪金”當成最高甚至某種意義而言是唯壹任務，這也是更高層的領導想法，體委大院的人們甚至明言“只要奧運奪金了，哪管妳足球有多少人看，人越多，越添亂”。二、那壹年，無論高層的人還是事都發生了和紅山口不壹樣的變化，當時中國流行壹句“穩定壓到壹切”，這在社會層面是正確的，但在問題多多正需深化改革的中國職業足球而言，卻成為撤退的鑼聲，從這年開始，原本的紅人王俊生屢屢在體育總局領導裏挨罵，因為王是想進壹步改革的，而體育大形勢並不允許他這麽做，何況他還犯了壹些錯誤。
讓我們來理順壹些歷史脈絡：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體育基於從政治和外交上打敗敵人並顯示新中國存在事實的武器，成立了“國家體委”實行了前蘇聯式的“舉國體制”；二、從1958年與國際奧委會交惡後退出直到1979年整整21年間，中國體育處於世界之外無人知曉的空洞地步，雖然我們也打破了很多世界紀錄，但那多是和社會義義陣營中的兄弟們友誼賽中打出來的，至於現在被稱為“國球”的中國乒乓，其實在此階段之前還被我們視為“雕蟲小技”，並不在體育部隊的主流之中；三、80年代開始，鄧小平推動了中國體育第壹次春天，但還是為了展現中國改革開放的舞臺，中國足球因無力爭奪奧運金牌並沒有成為主流社會話題；四、鄧小平南巡講話後，1992年中國足球開始應運改革，出現“甲A”這麽激動人心的事物；五、自1997年後，中國足球因為某些高層和社會經濟政治原因影響，突然停下改革步子，目的是為了“穩定”。本應該打開的大門被合上了，只是為了民意和壹些實際利益，還留著壹扇窗，畢竟，據說很能掙錢的中國足協每年要上交相當大壹部份錢出來……
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麽保守派的閻世鐸和更保守的謝亞龍在之後紛紛來到中國足協了，前者停止升降級是為了穩定，後者幹脆全盤把職業足球引入“奧運計劃”裏，這是因為，政策法規司司長的閻世鐸和作為伍紹祖秘書的謝亞龍深得國家體育總局最精髓的精神，當時的中國體育必須做出這種人事任命。
1997年是中國足球的分水嶺，它對歷史的意義比1992年還重要，王俊生掙紮到1999終於倒下，但事情在金州後就定下了，王俊生屢屢回憶他1995年那次因車禍在昆明撞斷胳膊耽擱了中國足球的改革，還有後壹年許放的逝世導致好多想法最終沒能完成……有壹些道理，因為這些偶然的事情，他倆沒能在短時間內抓住深化改革的時機，然後就開始接到“撤退令”了。但偶然只是必然的毛細血管，必然就是中國足球從來都是生存於中國體育這個大背景下的小毛蟲，“國家體委或國家體育總局搞不好職業足球”甚至會幹擾職業足球的開展，這個部級機構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永遠也沒必要把職業足球運動當成它的行政政績，原因再簡單不過，國家體育總局真正的名字不是“國家體育推廣總局”，而是“國家隊奪金總局”，負責在奧運會上拿金牌升起五星紅旗，而不是負責市場運作和推廣基礎運動。
這樣的性質從人們懷念的“紅山口”若幹文件裏可以發現，雖然文件裏也有很多市場、普及的綱領性條款，但那些是應景的虛詞，王俊生也必須承認——當時中國足球想搞職業化的初衷是為了刺激中國國家足球隊打進世界杯，而不是建立和歐洲同步的職業體制，壹切都是圍繞著“世界杯”“奧運會”的出線來制訂的。
意味深長的是，差不多同時日本也在召開同類會議，但它的核心精神卻不是名次和出線，而是職業體系的建立，至於打進世界杯雖然也進入條款，但那屬於自然產物。
所以我的觀點是：紅山口不應該被當成中國足球的職業起點，它壹開始就打上行政的烙印，是壹次行政命令下的職業足球樣板戲，是“洋務運動”，所以最後始亂終棄，對比更足球化的日本足球的“明治維新”，從而形成兩國足球十五年以上的差距，所以當1997年職業聯賽已紅火搞了四年依然沒能進入世界杯後，中國體育界高層首先退卻了，因為他們看不到希望，密折子嚴令王俊生“穩定壓倒壹切”成為必然，這和當年老佛爺密令停止洋務運動是壹回事。
中國足球的原問題是中國體育的原問題，之後，並未進入真正職業改革的如乒乓、跳水、射擊、舉重等運動隊在奧運會世界杯上成為寵兒，這成為壹種錯誤的鼓勵，反襯出已經職業化但成績糟糕的足球的不堪，無人再敢提及足球深化改革的話題，只有閻世鐸的《忠誠無悔》和謝亞龍的《孫悟空的產權屬於誰》，兩本著作其實都是對國家體育總局體育管理理念的大力維護。
袁偉民先生是中國計劃經濟金牌戰略的集大成者，他把這壹點做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國家體育總局因為其在中國政治經濟的邊緣化，其實從來都沒有真正理解中國高層的改革精神，只為奧運金牌負責的他們也沒有必要為職業足球負責。
圍繞在中國足球身上壹再地發生壹些“偶然”的事情，比如1952年赫爾辛基（歸屬體委），比如1992年紅山口（為了配合中央深化經濟改革和打進世界杯），但中國足球從來沒有發生過“必然的事情”，也就是說，中國足球從來沒有自發的革命過，鄧小平要經濟改革是因為再不改中國就出大問題了，而中國足球的“經濟改革”卻只是為了“出線”，它壹直在隱約地違背著大的中國經濟改革方向，白巖松說得耐人尋味：中國經濟改革的方針是“用改革來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而中國足球卻是“用倒退解決改革出現的問題”。我以為這是因為它只是政治經濟下面壹個民俗化道具，壹遇風吹草動就風緊扯乎，當日本足球在“明治維新”時，我們在“洋務運動”，所以不要再美化“紅山口”了，如果讓我通俗地比喻就是，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目的還是為了過河，但體育總局卻要求中國足球“摸著河過石頭”，目的是不是為了過河而是為了過石頭。這麽多年來中國足球的倒退，不僅是因為有壹個根本不該管理足球的體育總局在上面，更重要的是有壹個始於1952年的高於體育總局的體育理念。中國體育，其實是壹種向政治經濟的諂媚。
所以我並不同意我所尊敬的郎效農先生之前壹篇博文（也許這並不是他全部的觀點），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郎效農主體觀點是：“足管中心存在是對中國足協工作的幹擾，中國足協只是小媳婦養的，建議實行協會制”（版面有限恕不全文轉載）。我覺得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足管中心”還是“中國足協”，而在於包括中國足球在內的整個中國體育都有壹個原問題，如果取消“足管中心”只保留“中國足協”，那麽新的“中國足協”不可避免地在中國國情下成為“權力更大的，唯壹的，換湯不換藥的，不受節制的，新壹個足球管理中心”，我不知我這樣敘述會不會引起誤會，我的意思是：在基本職業體育理念和體育民主化無法得以保證的背景下，取消“足管中心”換以所謂“協會制”只是小媳婦熬成“婆婆”而已，只是從“官本位”變成“權本位”而已，具體的疑問是——協會的主席還是那些有著濃重官本位色彩的前足協官員嗎？或者從地方足球界選舉賢達比如說遲尚斌？職業足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所謂中超公司還是真正的“職業聯盟”？實行“會員等額選舉”就能選出真正懂得市場的足協主席嗎？
在沒有解決中國職業足球“產權問題”，不把它當成壹個經濟現象實現市場運作，不形成權力對抗和限制，真正還足球於民間，中國足球還是沒有出路，擺脫總局領導是中國足協的任務，但不是中國職業足球要完成的根本任務，否則，怎麽解釋臭名昭著的“渝沈懸案”“甲B五鼠”“黑哨黑金”“南北分區”這些和國家體育總局並無實質關系的巨大醜聞和職業足球的蛀蟲？中國足協，在我眼中，中國足協從來都是壹個足球“小總局”，它本身就是“總局”，最多是個焦大，但焦大也是榮寧二府的奴才啊，是體制最忠實的壹部份。
毫不否認郎效農先生有益的部份，前足協官員說到這壹步值得尊重，但我想說的是——足管中心從來只是幫兇而不是原問題，中國足球應該脫離的是國家體育總局和更大的體育泛政治理念而不是小小的“足管中心”，要拋棄的是中國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體育“舉國體制”和行政領導，而不是靠“各會員的等額選舉”（他們都是地方行政領導和地方“舉省體制”）。
我想我已把這50多年來中國體育有益和無益的簡史說得夠清楚了，結論是：中國體育是從意識形態而來，當年這並沒有錯，可現在它應該向市場和民間而去，要把它當成“生意”和“遊戲”，這樣才能為國增光，才能升華為更高級的獨立的體育精神，否則我們只能繼續去玩簡單化的小眾的非世界主流運動的乒乓球和跳水了（此處只說客觀事實，無詆毀中國國球和國跳的意思）……
這壹篇過多敘述歷史情非得已，因為必須從它的來歷說清楚才能展開它的醜陋，中國足球必然會成為被拋棄的壹個社會現象，這是它的命，它從出生那天就打下政治經濟附屬的基因條碼，是向上層建築諂媚的另類樣板戲，這有點像當年的大寨，大邱莊，或更早的蹴鞠，它們天天在種莊稼或踢球，但它們不是農業革命或足球改革，個中微妙，不容細述了。
下壹篇：中國足球，行政不可控資源。
PS：看到有些朋友跟我留言，大意是“妳他媽不是說過不寫中國足球了嗎，怎麽又寫了，言而無信的小人，妳要是不寫中國足球到哪裏去掙錢，我擔心妳壹定會餓死的，妳是靠中國足球出名的，現在又來罵中國足球，真是壹個沒良心的東西”。
我的回復：壹、朋友您怎麽這麽著急著讓我不寫中國足球，比謝亞龍還著急，我在奧運會男足失利後說的原話是：不寫中國足球了，但為了不讓中國足球那些孫子們太輕松，走的時候壹定會寫點東西的，也許九篇，也許十篇。“寫九篇總結再走”，妳去看看百度或我的博客原話吧。我想這是壹個評論過十八年中國足球的人責任或慣性，您千萬別急著，我壹定會離開中國足球的，就像人們壹定不會再喝三鹿奶粉壹樣，不過在不喝之前，您總得讓我們來評說它幾句吧，這麽急哧白咧，不是那個網絡上的謝亞龍兒子，就是三鹿家親戚。
其實，對於我和中國足球的關系我想得很明白，我不走，妳們會想我死的，我走後，您們會想死我的。
二、您能不能換個思路——不是李大眼靠中國足球出名，而是中國足球耽擱了李大眼壹十八年，興許我當年幹點別的比幹中國足球出名更早呢，之於我足球之外的文字寫得怎麽樣，您最好點進我博客看看，或者買本我的評論集，小說，散文集，突然想起，妳說過的這話我的朋友徐濤日前也說過，他說：“妳不就是文筆在足球界裏算好壹點的嗎，但隨便找個北大中文第的學生也比妳寫的文字好”，當時我笑了，我想，除北大中文系之外的所有學生們也笑了，徐濤是我的朋友，但這話真的反映出他是前中國國家足球隊守門員教練。求您了，找北大學生不過癮，趕緊找個北大中文系教授跟我PK現代漢語寫作吧，還有那30個作協主席。
三、我不寫中國足球會餓死，瞧出您真怕我餓死了，是聯合國糧食救濟委員會派來的嗎。匯報壹下，足球報給我的年薪差不多稅後十四萬左右，我很滿足，但這是足球報給我的恩惠不是足球給我的，另外給妳說個我在足球之外的數字，李尋歡去壹年給我四十萬書稿費您信麽？賣成電視劇再掙三十萬妳信麽？李尋歡今年為了出版我最新的兩本集子答應又漲價了，每個字給我三元人民幣，這兩本集子差不多有二十五萬字左右，總***收入就是……您信嗎？
您這時壹定很生氣吧，千萬別氣著。因為，我已向災區捐了二十萬了。還不算平時其它捐贈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