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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別姬影評

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獲得第46屆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影片講述了壹個關於戲劇、夢想、人生的悲情故事。

京劇,或者說京劇,從徽班傳入北京的兩百多年裏,帶著正宗中原文化的底蘊和外在表象,壹直盛極而衰。所以很多人把京劇當成傳統文化的精髓。影片圍繞《霸王別姬》,展現了段小樓、程蝶衣、聚賢幾個時代的悲歡離合,時間跨度從民國到文革。

當程蝶衣扮演虞姬時,她真的達到了“不狂則不存”的境界。這種傳統文化有壹種奇特的魅力,再加上程蝶衣童年的奇特經歷,於是程蝶衣真的沈入了他的“戲夢”,改變了自己的性別和性格,瘋狂地依戀京劇、妃子和霸王段小樓。這種執念和無私,似乎從壹開始就註定了他的悲劇命運。在時代的交替中,他因劇致災,又因劇避災。他癡迷忘我卻又因現實而頹廢。京劇忠誠的外在表現是程蝶衣對於吉和他的霸王段小樓的忠誠。這種無私的愛,鑄就了飄忽不定又無可奈何的美好人生。在滄桑中,蝶衣註定因劇而生,因劇而癡,因劇而死。戲劇是他的夢想,戲劇是他的生活。

段小樓似乎是壹個更加理性和現實的中立人物。影片中的霸王似乎更多的是在現實的殘酷中掙紮。他更多的是在對菊仙的迷戀和弟弟程蝶衣的“戀兄情結”中左右為難。如果說程蝶衣對這部劇的態度是壹絲不茍的,那麽段小樓則更“人格沈淪”。如果程蝶衣的命運與於吉的命運完全相同,那麽段小樓和項羽的命運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隱喻意義。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歷史的輪回中反應遲鈍。如果沒有聚賢,他可能已經被現實的車輪碾死了。段小樓的戲永遠是壹種真實的戲,壹種新興的戲,他的夢註定是壹個理想的殘缺的夢,他的壹生是壹個充滿輝煌和滄桑的壹生。

菊仙的特殊身份決定了她永遠是壹個現實的人。她是壹個妓女,被段小樓作為段小樓的妻子所拯救,所以她總是現實地維護著段小樓,因為如果說評書是程蝶衣的夢想,那麽段小樓就是菊仙的夢想。在時代的變遷中,菊仙以她非凡的智慧維持著她的夢想。然而,她真的得到了段小樓的全部嗎?妳真的保護了段小樓嗎?不要!段小樓的壹半註定屬於劇中人和弟弟程蝶衣。

片中張國榮飾演的程蝶衣真的是出神入化,張豐毅的表演似乎又有些柔美霸氣。聚賢的扮演者鞏俐依然有著動人的魅力。

《霸王別姬》的審美文化想象

電影《霸王別姬》改編自香港女作家李麗華的同名小說。有著多年影視劇創作經驗的李麗華,非常擅長描寫掙紮在歷史與現實、夢想與現實、生與死的邊緣,被愛情折磨的小人物。比如關導演的《胭脂扣》裏,壹個青樓女子為了找情人變成了鬼;《青蛇》(徐克導演)中,獻身愛情的千年蛇妖;《秦時大俠》為愛人穿越兩千年的征途而永生(程小東導演);以及《霸王別姬》中,壹個心在古,戲不分的著名京劇演員。這些不是“鬼”也不是“魔”的人物,命運多舛,在他們的靈魂深處,充滿了道德與愛情、夢想與現實不可挽回的沖突;這種矛盾的性格繼續創造和延續著他們的悲劇命運。作者滿懷癡情與同情,用奇異、悲涼、唯美的筆觸為這些可悲的下層或邊緣人物譜寫挽歌。

之所以有這麽多優秀的電影導演青睞李碧華的小說,大概是因為李碧華小說中的人物對歷史的超脫,他們對道德感和歷史感的激烈碰撞,對世俗的不舍,對看透世事的超越,對不知道今明兩天會發生什麽的模糊失望感,激發了他們深沈的歌唱。

當然,就《霸王別姬》而言,陳凱歌對原著小說做了壹些改動,在作品主題上打上了自己鮮明的印記。在他的壹系列電影作品中,陳凱歌始終關註人物在極端情境下的生存狀態,堅持表達個體的生命選擇:或軟弱妥協,或掙紮,或慷慨赴死,或茍且偷生——他電影中的人物往往壹出生就無緣無故地被拋入極度叛逆的困境,人生經歷跌宕起伏,如江面上的浮萍;他們的性格大多是環境“逼”出來的,遭遇逆境,逼迫自己後天形成堅強的性格。而這種強勢人格的核心,在影片中轉化為壹種高度理想化的迷戀和壹種接近宗教信徒的狂熱奉獻。可以看出,陳凱歌借用了李碧華的人物情境和模糊恍惚的氣氛,同時又大大強化了人物性格中偏執的壹面,使理性的象征意義得以容納其中。

關於電影《霸王別姬》,陳凱歌說:“電影講的是兩個京劇演員和壹個妓女的感情故事。這種情感持續了五十年,經歷了中國社會的滄桑,也經歷了他們感情和命運的巨大變化。張國榮飾演的青衣演員程蝶衣在現實生活中是壹個夢想家。在他的個人世界裏,理想與現實、舞臺與生活、男性與女性、真實與虛幻、生與死的界限都被融合在壹起,以至於當他最後拔劍自殺的時候,我們還覺得在看壹部很美的劇。這個人物形象告訴我們什麽是迷戀。”

基於此,我們將重點分析程蝶衣。

程蝶衣,壹個只知道迷戀的人物,壹生都被拋棄和背叛。作為妓女的兒子,他被親生母親拋棄,代價是截肢。在艱苦卓絕的學戲過程中,他為了人生理想不得不背叛自己的性別,甚至完全拋棄現實壹頭紮進戲裏,不分性別,真假;他和他的哥哥段小樓結下了多年的兄弟情誼,但他們也因為後者與妓女菊仙的愛情而分手。小思,壹個他自己養大的孤兒徒弟,不僅背叛了他的師傅,還在文革中借機整他。就連他至死都為之瘋狂的京劇,也因為他在話劇時代的固執而被拋棄,以至於再也無法登臺表演。只是到了生命的最後才“成全”了自己:在舞臺上或“霸王”面前拔劍自盡:“到此為止”。

那麽,讓我們簡單回顧壹下程蝶衣的命運,看看命運和歷史是如何造就了他癡情的性格,以及他的性格是如何不斷給他造成新的悲劇的。程蝶衣的戲劇生涯和他的心理歷程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壹、“學戲”階段:

這部分作者的筆墨表面上聚焦於小豆子與小石在學戲過程中的深厚兄弟情,實際上反映了小豆子身份的轉變過程——從卑微出身導致的叛逆性格到尋找精神理想歸宿。他的母親用刀砍掉了他多出來的壹根手指,暗示了小豆子由男變女的命運,頗有封建文化精神閹割的象征意義:要想生存,不僅要失去個性(特別的六根手指),還要失去天生的特質。出身卑微帶來的深深自卑,讓他憤怒地燒掉了母親留下的袍子,為的是讓弟子們看到他在和生母“劃清界限”。小豆子經歷了無數磨難,期間也試圖逃避。而同事的小癩子因為無法承受脫逃罪下的嚴刑峻法而自殺,讓他明白,像他這種背景的人,真的是不學戲就活不下去的。關大師關於《霸王別姬》的教導,讓他完全認同了自我實現的原則,實際上變相強化了個人必須屬於集體信仰這壹神話般的最高意識形態(陳凱歌早期電影《大閱兵》聚焦了個人既有叛逆情緒,又渴望歸屬集體權力體系的微妙心理)。之後,小豆子逐漸“體悟”了這部劇,“由男變女”——從意識到潛意識,她逐漸認清了自己作為女性角色的性別/身份,這自然讓人想起了屈原關於“香草美人”的自我比喻。

對於這部電影中京劇本身的寓意,很多專家認為中國的京劇藝術“集傳統文學、音樂、舞蹈、繪畫、曲藝、雜技於壹爐,融合了中國特有的寫意美學體系的精髓”,在電影中“因此具有中國傳統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象征的寓意”(羅怡君《霸王別姬》的文化寓意)。另壹方面,傳統京劇《霸王別姬》歌頌和宣傳了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儒家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如忠君、愛國、貞節、貞操等。即使在片中上升到民族精神的層面,也不為過。影片中,小豆子的自然性格和天性的消失,小身體的死亡,也從某個角度揭示了這種文化精神內部的虛偽和殘酷(脫離體制、背叛體制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就像魯迅的“吃人”的封建舊文化壹樣。

戲班裏近乎非人的嚴酷訓練和張太監對小豆子的虐待,進壹步強化了他對自己女性身份的認同,也可以說是從對傳統文化精神的倔強反叛到妥協乃至獻身。於是,小豆子終於被京劇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徹底“改造”了,從此再也跳不出來了。影片以小豆子表演《想範》為主線,展現了從《孽債》中天真無邪的小豆子到舞臺上風流倜儻、風流無盡的的性別/身份異化過程。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舊社會,歷史文化是如何與命運攜手在壹個人的人格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的。這些是程蝶衣卑微出身後個人悲劇命運的潛伏和初始階段。

二、“唱戲”階段:

這壹部分著重論述了程蝶衣、段小樓和聚賢之間微妙而微妙的關系,以及藝術理想與現實生活的不相容,這可以看作是程蝶衣個人悲劇的深化。從程蝶衣在三人關系中的言行可以看出他的人格/身份的進壹步異化。在舞臺上,他如魚得水,達到了“男女皆在”的境界;臺下的他也是“不瘋不活”:視哥哥為自己的“霸王”,對他如癡如醉,做夢都想和他唱壹輩子。菊仙的介入讓他吃醋。請註意,雖然從程蝶衣的角度來看,段小樓對另壹個女人的迷戀對他來說是真正的背叛(而這個女人就像他的母親壹樣是個妓女),但他討厭的不是蕭樓,而是菊仙。對蕭樓來說,他只是悲傷。此時的程蝶衣幾乎和封建社會的棄婦壹樣,封建女性的倫理意識已經植入他的靈魂。作為男人,他被封建宗法社會的女性倫理意識所同化。所以,他只是對段小樓的求饒和怨恨,類似於妻妾對菊仙的瘋狂嫉妒。進壹步看,是菊仙把段小樓·蕭樓從理想化的戲劇舞臺拉向世俗生活,離蝴蝶裝的美好世界越來越遠,讓程蝶衣憤怒絕望,反映了藝術與生存、理想與現實、執著與思辨之間不可調和的關系。

與段小樓分道揚鑣後,程蝶衣除了戲劇什麽都不管:不管真實、羞恥、善惡。他抽著大量的香煙,與戲劇大師袁鬼混,為日本人開演唱會,過著頹廢墮落的生活。但導演從人性的角度出發,並沒有簡單地評判人物的對錯,而是賦予了人物道德上的模糊性,將程的所有行為動機歸結為他對小樓的“愛恨情仇”,使人物在性格和情感上更加統壹和立體。

如果我們從更深的層面去解讀,程蝶衣人格中迷戀部分本身的象征意義更有意思。程蝶衣不顧民族尊嚴和民族氣節,為青木等日本軍官開演唱會。這壹明顯的動機可以解釋為他對段小樓的關心。同時,也是因為他潛意識裏早已將京劇藝術理想化,上升到政治權力和意識形態,所以只認“戲”不認“國”。如前所述,京劇在這部電影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所以對程蝶衣來說,只要他還在唱京劇,他就仍然是壹個“中國”人。況且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原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曾多次被外族入侵,政權也被所謂的蠻族國家奪取。但在文化方面,屬於儒家文化圈核心的中原壹直處於文化輸出的優勢狀態。每壹次吸收外來文化,無形中給中國人壹種朝代更替的文化優越感。這壹點,用關大師在影片中的話說得很清楚,就是“人之所以為人,是為了上戲;不上戲,就不是人”。所以,從程蝶衣“叛國絕不背叛戲曲”的邏輯來看,只有唱戲本身才是最重要的,為誰而唱似乎並不重要。當在法庭上坦承“漢奸”罪行時,“如果青木還活著,京劇早就傳到日本去了”,袁為“國粹”辯護,以及在影片後面不分青紅皂白地對誰唱,都可以看作是對同壹個母題意味深長的影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