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兼職”不僅在經濟和政治層面產生了影響，還產生了不可忽視的精神後果:許多農民工總是感到睡眠不足，疲憊不堪，情緒低落，找不到工作和生活的意義。本文試圖從精神分析和哲學的角度來理解勞動和消費的概念。在第壹部分中，我們將討論剝削如何在意義層面上發生作用，作品的意識形態如何在“話語的存在”層面上成為剝削，以及這種意識形態敘事的崩潰如何影響主體。第二部分，通過介紹弗洛伊德的“真正的神經癥”理論，我們討論了新自由主義的工作環境是如何與消費主義發生作用的，這解釋了為什麽當代農民工總是感到焦慮、抑郁和疲憊。在最後壹部分，我們將簡單討論壹下“時間”的問題。時間在勞動關系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時間不僅是社會意義上的時間，而且是主觀意義上的停滯時間，這對於走出數字勞動-消費循環至關重要。
1
剝削的意思:“累嗎？累是對的。安逸是留給老板的。”
“工具人”這個詞，在“農民工”、“終端用戶”流行之前，就已經在網絡上流行了。“工具人”最開始多用於網絡遊戲，指的是只需完成某個有利於通關的功能就可以退出的角色。這個詞很快就超越了網遊，被用在了生活中。當人們被朋友/老板委托去完成某件事的時候，那只是他們計劃的壹部分，而當他們只是被當作他們的工具的時候，他們就會用“工具人”來自嘲。“農民工”和“工具人”的流行顯然有著相同的脈絡，前者的矛盾更明確地指向職場的工作環境，尤其是勞動者被剝削的問題。
關於剝削和剩余價值的流行理論數不勝數，但我們不妨先重新思考壹個問題:當壹個人被視為“工具人”時，那就是剝削，而當壹個真正的工具(機器)被視為機器時，那就不是剝削。工人和機器有什麽區別？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機器不創造價值，只是轉移價值，人類的勞動才是價值的源泉。假設妳壹年花100元購買和維護機器，這部分價值只是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產品上，本身並不創造價值。但如果妳壹年花100元雇傭工人，那麽在生產過程中，工人不會把100元的價值轉移到新產品上，而是通過勞動形成100元以上的價值。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價值只能由人的勞動來創造，但是什麽樣的勞動可以稱之為“人的勞動”而不是機器的運轉呢？
機器喝油就跑，而人只是喝牛奶——生理上健全的身體不足以工作。人為了“跑”，不僅需要體力，還需要所謂的“能量”。按照拉康精神分析學的說法，所謂的能量並不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實體(盡管有些心理學家仍然這樣認為)，而是語言層面的隱喻，只有隱喻才能產生指意，本質上是妄想。比如壹個人去工作，他需要建構工作的意義——為了成就感，為了家人，為了融入社會或者和其他人壹樣等等。，企業會創造“企業文化”，甚至整個社會的統治階級會創造各種意識形態，將工作道德化甚至神話化——這些都產生了人們可以操作的隱喻。支撐這些隱喻產生的終極神話是死亡——“不工作的人會餓死”。
這就把我們帶回了黑格爾的主從辯證法。兩個自我相遇，就會有妳死我活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怕死的人變成了奴隸，奴隸負責勞動，勞動的果實歸主人享用。這就是剝削理論的雛形。這裏我們可以看到，生產中的剝削是壹種意義上的剝削，那些關於工作意義的隱喻，最終都是用來服務於主人的享受的。主人和奴隸之間沒有“鬥爭”，主人不只是老板或資本家，而是不斷自我增值的資本本身。
意識形態構建了我們在世界中存在的虛幻狀態，或許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無需反思就能輕松獲得工作的能量。然而，在剛剛去世的人類學家戴維·博格(David Borger)提到的“牛人工作”(1)日益猖獗，惡性競爭“內卷化”日益嚴重的今天，這種謊言越來越難以維系。曾經帶有鮮明意識形態色彩的“工人階級”壹詞，如今變成了帶有強烈諷刺意味的“農民工”。“生計”(“打工可能失去十年，不打工壹天也活不下去”)成了農民工的終極妄想隱喻，但無疑是脆弱的、消極的。有些年輕人沒有足夠的熱情去工作。他們可能不會對剝削理論想太多，但會直覺地覺得“那是不對的”。這種簡單的直覺指向勞動的異化和剝削。然而，有些人雖然不相信工作的“宏大敘事”，但看到工作就能賺錢買東西，過上更好的生活，而這種看似更“實際”的意義也在“農民工”的玩笑中被解構。
2
消費和消費2:
“做兼職賺不了多少錢，但是多打幾份工可以讓妳沒時間花錢。”
在傳統的分析中，消費是生存和發展的必需，工資可以讓人生存、發展、放松、娛樂。消費被視為再生產中的壹個環節，勞動者通過工資購買自己需要和渴望的東西，構成了工作的動力，即工作所必需的隱喻能量。生產所消耗的能量可以在消費活動中得到補償，這構成了中產階級的共同意識形態，但為什麽並不總是有效呢？首先，我們看到語言上的壹個矛盾。人在工作中“消耗”能量，卻被“消耗”所補充。前者消耗精力，後者消耗金錢。為什麽在同樣的消費活動中，前者減少能量而後者增加能量？這讓我們不得不認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成本”。
現在我們可以從生產領域轉移到消費領域。思想家巴塔耶提出了壹個基於消費而非生產的廣義經濟學。在他看來，生命本身就是過剩的能量，它並不像黑格爾-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在異化中追求無限的擴張和欣賞，而是在色情、死亡和藝術中消耗自己，而當人們在工作中疲憊不堪時，他們的精神可能根本沒有在巴塔耶意義上被消耗，他們也可能在工作中得不到色情和藝術那樣的快感。勞動的問題不僅在於生產的意義被剝削，還在於“努力工作會讓老板過上他想要的生活”，生命的能量不能消耗在勞動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弗洛伊德和巴塔耶的觀點是壹致的。所有的活動都會引起壹定程度的身體疲勞，但精神上的影響是不同的。弗洛伊德把精神能量稱為“力比多”，它本質上是壹種性能量(按照上面提到的拉康的觀點，這當然是隱喻性的)，但力比多可以通過升華轉化為與性無關的東西。弗洛伊德認為，腦力勞動往往類似於性興奮(GW5，105)。所謂智力勞動，可以理解為以自己的方式使用理性勞動作為啟蒙的主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應對壹部分升華的驅力(Trieb)。但在全球新自由主義勞動環境下，勞動者的啟蒙主體被排除在外，主體只是壹個追求績效的工具人，主體被數字化為算法機器的壹部分。身體的疲勞並沒有伴隨著力比多/生命能量的消耗，所以只能尋求替代性的滿足。
我們可以在很多上班族身上看到“神經衰弱”的癥狀——比如疲勞、焦慮、頭痛、抑郁等等。神經衰弱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世紀中期。當時是美國的工業革命，非人的工廠勞動導致大量工人出現這些癥狀。有趣的是，弗洛伊德將神經衰弱的癥狀歸為“實際神經癥”的範疇，他認為這是“對身體性興奮的精神治療不足”所致，患者有自慰、夢遺、禁欲、中斷性交等習慣。(GW 1，497)。弗洛伊德的論斷在今天看來十分費解，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和個人偏見。但“身體的性興奮在精神上處理得不夠”在今天過度勞累導致的神經衰弱中似乎有足夠的解釋力。
需要註意的是，弗洛伊德認為神經衰弱的原因不是興奮沒有得到處理，而是“治療不足”，患者采取的替代手段不足以應對。正如弗洛伊德認為手淫是性行為的“不充分”替代，那麽我們可以說，消費是彌補勞動中享受不足的“不充分”替代。在現代資本主義的話語下，消費的特征是“越喝越渴”。妳買的商品不能滿足我們，卻讓我們無止境的買新的和其他商品。這不僅僅是狹義的購物，廣義的文化消費，比如無所事事刷Tik Tok，打遊戲，也會讓人陷入抑郁。這裏說的抑郁癥，不僅僅是妳對任何事情都不感興趣(完全不同於憂郁癥)，失去了獲得快樂的能力，而是妳雖然在消費和娛樂中感受不到快樂，卻仍然像癮君子壹樣沈迷其中。這種重復並沒有帶來快樂，而是拉康所說的“快感”。“享受自己”已經成為超我本身的法則，抑郁不是對消費主義的反抗，而是對它的徹底投降。
今天的工作環境，就像弗洛伊德時代的禁欲文化，強迫人成為消費者(pousee a la consumerism)，讓主體消費自己，把自己作為欲望的廢物驅逐出去，從而陷入抑郁。正如勞動者的啟蒙主體性不僅在勞動中被排斥壹樣，他們在消費過程中的欲望主體性也被排斥，因為根據精神分析的定義，欲望具有“不可能”或“不滿足”的特征，在不斷追求目標但又不去追逐的過程中，驅使他們去實現滿足的目標。但是，在消費中，暫時的茶點帶來的是空虛、焦慮和抑郁——正如弗洛伊德所說，手淫習慣造成的惡果。當欲望的主體和客體不能保持距離，欲望滿足得太快時，驅力的治療總是不足的。
在“農民工”的流行中，我們可以看到壹些反消費主義的情緒。比如有這樣壹句流行語——“妳要買iPhone 12嗎？想買沒錯，但是iPhone12是留給有錢人的。”這當然與勞動的報酬有關，但或許也可以看到消費的神話被解構，勞動者意識到消費不是勞動的歸宿，生命能量的消耗不能只通過消費和消遣來實現。
三
時間
“妳的朋友圈已經很久沒有提到夢想和文學了。怎麽，妳跟我壹起去上班了？”
時間始終是工作環境改革方向中的壹個重要問題。工作時間長，缺乏個人發展和與他人建立關系的時間，造成了大量勞動者的實際和精神困難。但是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看出，勞動對人的影響不僅僅是量的，還有質的。壹個主體有必要改善工作環境，包括減少和彈性化工作時間，給予靈活就業更多的政策機會等。——弗洛伊德還認為，過度勞動會導致自我強度低，因此更容易找到替代性滿足(GW16，70)，替代性滿足會帶來對驅動力的處理不足，陷入惡性循環。
然而，僅僅給予時間是不夠的。疫情期間，很多人閑在家裏，狀態卻沒有好轉。相反，在家打遊戲、刷Tik Tok、看直播，會讓人更加焦慮、抑郁、疲憊。求“滿足不足”(所謂“奶頭樂”)——疲勞——再次求“滿足不足”，並不是農民工的專利。相反，很多閑在家裏的人，並不比工作累。給予人額外的時間和必要的生活資料，並不是重獲自由和主體性的充分條件，而只是必要條件。所以我們需要問，什麽樣的勞動(或者更廣義的“活動”)才能“完全處理興奮”？
憂郁的我
艾爾·布萊希特·丟勒的版畫《憂郁I》向我們展示了壹些可能性。這幅畫雖然叫憂郁，但是和憂郁癥沒有關系。相反，畫中的女孩脫離了指南針、天平等將主體數字化的儀器，陷入孤獨的沈思。這與其說是抑郁癥，不如說是對數字資本主義帶來的抑郁癥(神經衰弱)的抵抗。無論是新自由主義的勞動環境，還是各種奶頭音樂的消遣和消費，都傾向於抹殺主體，還原為數據，控制主體。農民工拿回自己的時間暫時脫離這些勞動和消費，以壹種Gelassenheit的態度停下來，似乎是第壹步。這裏說的不是“無所作為”的消極抵抗。相反，主體可以借此機會重新定位自己與作品的關系。
對於精神分析來說，重要的不是意義的重構，而是到達支撐主體存在並深入骨髓的無意義能指。拉康稱之為壹種“同性戀年代？avoir？)，它能為主體“顯示自己的位置”。這種沒有任何知識的“知識”，標誌著主體的獨特享受，是無法理解也無法奪走的。它是生產和消費中沮喪和悲傷的對立面。我們需要這種獨特的快感(不僅僅是)來支撐勞動，我們也需要壹個新的工作環境，讓主體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在工作中體驗壹種專屬於他們的時間，而不僅僅是在生產鏈中被剝削的時間。現有的勞動制度已經不能滿足主體的實現，改善勞動環境，再創造工作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