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當代中國反城市化的歷史回顧。
從1949到1978的很長壹段時間裏，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城市化進程相對落後。據統計，在此期間，我國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不足10%上升到48.64%，但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0.6%上升到17.9%。【1】有學者認為，與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正常要求相比，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至少滯後了約17%。[2]當代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脫節，城市化進程長期滯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國家通過戶籍制度、糧油供應制度、勞動力就業制度等壹系列社會制度限制農村人口流向城市，這當然是阻礙城市化進程的原因。然而，在過去的30年裏，頻繁的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也是城市化滯後的重要原因之壹。當代中國的反城市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從人員構成來看，建國之初就開始出現並在1960之後迅速膨脹並持續很長時間的當代中國的反城市化，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壹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被送回原籍。建國之初，大量在城市避難的農村人被遣返回國。1950年，人民政府動員和組織了165萬農村失業人員回鄉參加農業生產。[3]1960以後，“大躍進”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三年自然災害，使得曾經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精簡，回到農村。據統計，中國從1961—1964縮減的2500多萬城鎮人口中，約有1000萬是近期流入城市的農村人口。[4]第二是城市失業者和閑散勞動力。解放初期。蕭條的城市經濟難以容納過多的城市人口，因此人民政府積極組織失業和閑散勞動力到農村就業。據統計，到1949年8月，較早解放的北京已有近20萬人分散到周圍農村[5]，中國其他大城市也有數十萬人從城市疏散到農村。1955至1956，人民政府繼續組織壹批城鎮待業失業人員到農村參加合作社或去農場開荒生產。根據北京等六市兩省的統計，有86萬失業人員下鄉加入合作社和田間地頭，連同他們的家人。[6]第三，城市知青。從1956開始在少數城市開展動員知青下鄉插隊試點，從1962開始大規模開展城市知青下鄉活動。據統計，從1962年到1979年底，全國共有1776萬城市知青下鄉。[7]第四，城市中的政府官員、教師、工人及其家屬。在解放後的許多大規模政治運動中，政府官員、教師、工人及其家屬總是在每次運動後被送到農村或“五七”幹校。僅在1957和1959兩次反右派鬥爭中，就有數十萬右派或右派分子隨家人被遷到邊遠落後地區或原籍改造。據估計，在農村工作和定居的幹部、教師、工人及其家屬超過2000萬人。[8]
從逆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人口規模來看，受大量人口外遷的影響，我國主要城市的城市人口規模出現萎縮是壹種現象。以上海為例，從1967-1977到10，雖然城市人口自然增長從未停止，但城市人口總體規模減少了168800。[9]與此同時，中小城市也出現了普遍的萎縮。按照1955規定的設市標準，到1964年末，全國設市城市只有168個，比1961少了36個。[10]城鎮的萎縮更為常見。1961-1964三年間，全國建制鎮從4429個減少到2877個。據統計，從1954到1957，城鎮之間的非農業人口比例為61.89: 38.11，到了1983，這個比例已經下降到68.28: 31.72。【11】特別是從1961到1964這四年間，我國城鎮人口凈遷出4369萬人，直接導致我國農業人口比例從65438+。[12]
大規模、頻繁的反城市化現象導致了中國城市人口的大量減少，同時也極大地抑制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據估算，從1949到1979的30年間，城鎮人口自然增長累計超過5200萬，占城鎮人口凈增長總量的66%[13]。自然增長在全國城市人口增長中起著最重要的作用，而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本應起決定性作用的人口機械增長則成為次要因素。
第二，當代中國反城市化的原因和特點。
當代中國社會大規模、頻繁出現的反城市化現象，是人口眾多的新中國在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下選擇以計劃經濟為主要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必然產物。因此，當代中國的反城市化既有其歷史基礎，也有其現實根源。
新中國成立之初，在被迫采取“壹邊倒”國際政策的前提下，中國走上了蘇聯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以蘇聯模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以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的重工業發展戰略，使中國工業脫離勞動力過剩、資本短缺的基本國情，向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方向發展。從第壹個五年計劃到第五個五年計劃，輕工業占全國建設投資的比重從未超過7%，而重工業除第壹個五年計劃期間為36.1%外，壹直在45%以上，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甚至達到了54%。【14】另壹種計算，每百萬元固定資產投資輕工業257人，重工業94人，約為輕工業的1/3。[15]因此，重工業的過度發展必然產生“資本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導致剩余勞動被排除在資本形成要素之外。
國家在大力推動重工業發展的同時，有意識地限制這壹時期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導致建國以來我國城市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甚至趨於停滯和萎縮。據統計，1952年，我國每萬人擁有零售商業、餐飲和服務網點95.7個，1978年，這壹數字下降到13個。在全部從業人員中，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比例也從1952的60.2%下降到1978的36.7%。[16]這大大限制了城市就業崗位的增加。城市重工業的“過度”發展，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滯後，是建國後中國逆城市化現象的最根本原因。
另壹方面，建國30年來長期落後的農業經濟，難以承受過多的城市人口。為了發展重工業，中國對農業的投入長期不足。農業基建投資除1963-1965達到全國基建投資的17%外，其余時間都在10%左右。[17]同時，在1952-1986的30多年間，國家通過統購統銷制度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偷偷拿走5823.74億元，加上農業為國家繳納的稅收104438億元。[18]農業投入過少，提取過多，直接導致農業自我積累能力喪失，難以獲得更大發展。據測算，1978(按1970不變價格計算)的農業總產值為14588億元，僅比1952高出1.3倍。[19]農業生產的落後使得有限的糧食產量難以養活過多的城市人口，所以壹旦城市人口增加到商品糧不能滿足需要的地步，中國就會出現壹波反城市化浪潮。這在1959缺糧後的1960-1964減員和1972“三突破”後的1973大規模減員、知青下鄉兩個歷史時期尤為明顯。因此，當代中國反城市化的階段性特征非常明顯。
當代中國反城市化的階段性特征，既取決於糧食生產與城市人口需求的結構性矛盾，也與建國後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經濟極度落後的背景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從領導人到普通民眾都有壹種迫切的發展心態，要快速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況。在“趕超”心理的驅動下，我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出現了多種體育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1958的大躍進。大躍進時，為了使“鋼鐵翻身”、“萬人馬奔騰”，全國各地都興辦了大工業。其中，城市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工廠數量成倍增長，從而造成了城市勞動力短缺的假象。因此，在1959和1960這兩年，城鎮工礦企業新增工人約2000萬人，其中約壹半來自農村。然而，脫離實際的盲目發展未能持久。從1960開始，我國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期，大量建設項目停建、緩建。很多企業被迫下馬，不得不把新轉移的近10萬勞動力精簡回農村，從而形成了三年2000萬人的城鄉大流動。
城市人口的不斷外遷也是中國逆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壹，這是由人口快速增長與經濟增長所能容納的有限勞動力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解放後，國家采取鼓勵人口生產的政策，生活條件和衛生條件的改善為人口的迅速增長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因此，在1950之後，中國迎來了第壹個出生高峰。到1958，中國出生65438+8700萬人，平均每年出生2080萬人。在此期間，新出生人口分別從1966到1974達到勞動年齡。[20]在1966之後的就業高峰期，由於城市難以實現新增適齡人口的充分就業，以知青為主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大量遷往農村。這就是為什麽從1965到1976幾乎每年都有幾十萬人遷出中國。
除了以上兩點，當代中國的反城市化還具有明顯的強制性特征。1949之後，國家采取了壹系列保障重工業化發展的措施，包括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戶籍制度、糧油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使得城鄉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據統計，1952年農業人口消費水平為62元，非農業人口消費水平為148元，是前者的2.39倍。到1978，差距擴大到2.9倍(分別為132元和383元)。[21]這種不斷擴大的差距不僅對農村人口形成了強大的誘惑，也使得城市人口或者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極其不願意離開城市。為此，國家采取了壹系列強制措施，將城市人口疏散到農村，此外還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和動員。例如，中國中央6月19616日發布的《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壓縮城鎮糧食銷售的九項措施》規定，“中央和地方* * *要首先核實城鎮人口，清查黑戶，確保人糧相符，嚴禁虛報冒領、徇私舞弊”。[22]後來，幹部、教師、工人等“右派”的權力下放更明顯帶有強制性。知識青年下鄉在國家計劃下也是強制的，盡管“強制隱藏在幕後”。[23]當然，反城市化只是反映了當代中國人口遷移的壹個方面，因為作為壹個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國家，城市化必然是建國後30年中國人口遷移的壹個主流趨勢。事實上，在反城市化大張旗鼓進行的同時，城市化也在繼續發生，當代中國的反城市化也始終伴隨著城市化。例如，在1966-1976年期間，約有3000萬城市知青、工人及其家屬、有政治問題的人被強行遷到農村，而城市企事業單位則從農村大量招收工人。其中，在1962以來下鄉的1700多萬人中，通過征兵、招生、征兵等方式從農村轉移出來的約有100萬人。在同壹時期，共有2000多萬人返回或進入該城市。進出平衡後，城市人口凈遷移量僅為500萬左右。[24]城市化與反城市化的交織，構成了1978之前中國城市化的獨特經驗。
第三，反城市化在當代中國的作用和影響
當代中國的逆城市化是在重工業優先發展而輕工業和第三產業萎縮、農業生產嚴重滯後、全國人口自然增長過快、國民經濟發展長期波動的綜合背景下發生的。因此，國家不得不實行城鄉人口反向遷移的政策。這種選擇不僅對城市產生了壹系列積極和消極的影響，對農村也是如此，而且作為壹種歷史遺留，壹直延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對於城市來說，從長期來看，這種效應和影響主要表現在大量人口離開城市，減輕了包括糧油供應、社會保障等在內的就業壓力和經濟負擔，通過高投入、高積累使城市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即使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城市經濟仍然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同時也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度城市化”帶來的高失業率、第三產業過度擴張、城市貧民窟等社會問題。就具體影響而言，城鎮職工大規模減員，在壹定程度上糾正了1958之後人浮於事、勞動生產率下降的趨勢。例如，全國工業企業勞動生產率達到10156元，比1957和65438+高出60%。[25]同時，精簡城市人口，減少工人工資和商品糧銷售，也有利於提高留在城市的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正如中央精簡機構小組、國家計委、勞動部1963年3月3日發布的《關於繼續完成精簡調整工資任務的報告》所指出的，在裁減大量職工後，國家能夠拿出壹部分錢來調整職工工資，擴大計件工資的範圍，整頓和完善獎勵制度和補貼制度。[26]
然而，這種大規模的移民也給城市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除了大量年輕勞動力轉移到農村後，家庭人口長期分離而導致的城市職工老齡化和壹系列家庭問題外，更集中的是“文革”後，大量人員回流城市，造成了城市失業人員“爆炸式積累”在1979。據統計，當時全市* * *有15萬失業人員需要就業安置。[27]由於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內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和安排就業，全國265，438+0個省、市、自治區相繼發生了農村知青和城鎮待業青年聚集、遊行、上訪和幹擾政府機關的事件，成為關系到國家穩定的重要社會問題。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這個歷史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
如果說這種逆城市化對城市有利有弊的話，那麽大量人口被疏散到農村所帶來的影響則既有積極的壹面也有消極的壹面。從反城市化的初衷來看，人口從城市向農村遷移，有著明顯的解決城鎮就業困難的目的，而這壹目的直到後來的知青下鄉也沒有改變。但是，這種行為在農村的發生，並非沒有其現實需要。20世紀50年代，動員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是以農村合作化運動為基礎的。農業合作化對農業生產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當時農村人口文化素質普遍極低的情況下，有壹定文化水平的城市人口遷移，確實有助於集體經營的需要。1955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壹書的評論中也指出:“國家合作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裏去找？事實上，有人可以動員大量高中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來做這項工作。”他呼籲:“壹個能在農村工作的知識分子，應該樂於去那裏。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大有可為。”[28]
此外，大量人口的移民也對農業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壹方面，對於缺乏資金和技術投入，主要依靠增加人力的農業來說，有幾千萬人從事農業生產，不僅有利於實現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而且有利於通過單位勞動力的投入來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另壹方面，城市人口的遷移也給農村帶來了壹定的資金。據統計，從1962-1979年底，國家財政共為下鄉知青撥款75.4億元，其中包括插隊補貼等安置費用。[29]而知青安置經費往往成為基層購買農機、化肥農藥或用作其他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30]這確實對缺乏資本投資的農村地區產生了壹定的積極影響。同時，下放的機關幹部、教師、技術人員和城市知青也把知識和技術帶到了農村。比如，上世紀60年代，很多上海海歸因為有知識有技術，被選拔到大隊和生產隊當幹部。他們的到來，改變了很多生產隊落後的面貌，被生產隊成員譽為“當了壹回好老爺”[31]。這對提高農村生產的技術水平和發展非常重要。
當然，大量人口的遷移也給農村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由於中國人口的增加，中國農村自明清以來開始陷入農業勞動力過度投入導致的邊際生產率遞減的“高級均衡陷阱”[32]。建國初期隨著土地改革和農業生產關系的轉變而出現的農業生產的繁榮，實際上只是中國農業傳統生產力釋放的結果。因此，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投入的農業解放，“高級平衡陷阱”並沒有被打破，由於建國後失控的人口出生帶來的人口自然增長過快，農村人口過剩的危機更加突出。在這種背景下，“將城市居民送往農村地區的‘權力下放’運動只會使農村地區就業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33]。壹方面，新遷入的城市人口占用了農村人口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因為在最初的移民資金用完之後，他們的全部生活完全依賴於農業生產)，特別是在開墾較早、傳統農業經濟已經非常成熟的地區，這種擠占更加明顯，從而加劇了農民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另壹方面，大量城市人口的遷移加劇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積累。在產出非常有限的前提下，農村基層單位必然只能按人口分配生活資料，從而缺乏對勞動力投入的激勵，“大鍋飯”現象的普遍存在進壹步降低了農業邊際生產率。
農業生產的落後和農民的普遍貧困，不僅制約了國家工業化的決心，也進壹步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失衡，從而使從城市轉移到農村的人口和農民對城市生活有了過多的期待。這種預期最終導致了文革結束後城市人口義無反顧的集體回流，80年代初小城鎮的快速發展，以及80年代末持續至今的“民工潮”。
資料來源:《社會科學報》2006年第3期作者: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