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為自己手打，下面提供壹點發展史
另附壹些資料，供您瀏覽參考：
方劑的形成發展：方劑形成很早，具體是何時，何人所為，尚不能查。從歷料上看，方劑的發展至少在周以前，在發展藥物治病後，積累經驗，從單味發展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壹些東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療最好，這是第壹個前提，第二個前提是方劑形成離不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有壹定的知識、工具，才能有方劑的產生，從生食到熟食，有這些條件為方劑的形成提供基礎，在周休《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償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償之”。可見當時已藥煎後飲用，也說明當時人們對藥有無毒性，嘗不明了，故先用人償之。《史記·倉公列傳》及《流沙陰簡》中見出有方，如長桑君教扁鵲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積累的方劑，不輕易傳與人，扁鵲治病人假死時，用了“八 ”之劑和煮之，說明當時方劑已具備了壹定的形式，也有壹定的道理，證明這些方不將藥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壹定的規律和目的，更主要證明了這壹問題。在《內經》中，關於治療原則、方法、方劑配伍組合的壹些理論，都有很多記載，說明到了《內經》時代，方劑的理論已經成熟了，此處成熟並不意味完善，從開始到定形，已經把它當中經驗的東西抽取出來，總結成為比較有系統的理論，所以說它是成熟的，在《內經》雖只記載了十個方，但這十三方還是相當原始的，有的還是單味藥，有些方用藥簡單，從此可能會疑問，理論發展到這樣地步，為什麽沒有方？因為古代著作，從《漢書·藝文誌》中看出，它是分開的。《內經》是醫經，有七家，經方比它多，有十壹家，所以在《內經》中少，還有更多的，雖沒傳下來，但有記載，在那裏已積累相當的資料，形成了理論，在此以後，更進壹步是張仲景的著作，記載了相當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復及後世的附方），從方的數量、藥的數量及劑型上，都說明在這壹時期又有很大的發展。應特別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點，非常精練嚴謹，針對性強，換壹藥便是另壹方名，加減壹些劑量是另壹方名，證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變，而經過後人的研究，這些方的配伍當中，有相當的經驗和道理，從方劑來說，它的立法、用藥非常精練、嚴謹，針對性強，為我們後人學習和研究方劑提供了很寶貴的東西，後人不僅尊之為“醫聖”，而且稱其書為“方書之祖”。
從發病原因分析、探討，對病因病機，隋代的巢元方《諸病源侯論》側重談病的發生、特殊癥狀，由於這樣的發展，促進了臨床各科的發展，促進了用藥物治病的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方就更多了，這是壹方面，另壹個是到了後來，在這些方書裏有壹些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是海外來的，如婆羅門，它不是咱們的名字，是南洋的，由於交通的發達，中外的交流，各種各樣的文化、物產，也擴大交流，包括了外來的醫藥藥方。在祖國醫學的遺產中，包括了壹個部分是吸收了外來的東西在裏面，在這些外來的東西不是拿來的，而是融合起來的，是融合在祖國醫學的系統裏面，很明顯，不僅善於吸收，而且善於有機地將其融合要壹起也是中醫的壹個傳統。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將他們能收集對的，經它們的選擇加以分類整理，另外引用歷代著作的理論，《內》《難》《傷》《金匱》《巢氏病源》等加以論述，還有壹些他們自己 的，是現在可以看到的專門的方劑書籍，當中可以看出用藥的精神與傷寒沒有太大的變化，《傷》側重用辛溫，“寒為陰邪，傷人之陽，保護陽氣”，用溫熱，這是現在可以看到的，《傷》的六經辨證，辨證論治，有理到法，從法到方，從方到藥，理法方藥全了，而這裏著重談方，這是主要的方書。《肘後方》比較簡單，用藥基本上跟《傷》精神沒有太大的變化 ，是治療表證，但已經用清熱藥與其配合，也開始有了壹些清熱解毒的方劑。從這裏可以看到用藥的發展，結合藥物的發展，由於治療中積累經驗，由於藥物的不斷發現，使用藥物的增多，使用藥物的方法理論更加發展，到這時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方劑的形成發現，也有個“風格”的變化，最明顯從宋代開始，習慣上講金元四大家的學說，另外還有對藥物理論的研究，從宋開始，對這個問題比較重視，從張元素開始研究，過去說藥物的性味、歸經、功用，但它為什麽產生這些功用，為什麽能歸經，對這理論的闡發從宋開始。宋時戰亂多，生活不穩定，病的情況比較復雜，對人體的影響也有了不同的變化，還有就是宋封建統治階級對這也比較重視，知心民眾，實質上是為了長生，講究煉丹、服石，同時收集了民間各種有效方劑。從宋中葉開始，將藥材作為封建統治的專利、專賣、壟斷，隨著醫學的發展，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從整個醫學的發展中，方劑也得了相應的發展，而由於方劑的發展，又促進了醫學理論和臨床各科的發展。在醫療實踐中，方劑的發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這時期，辛涼解表的方劑開始形成，表裏同治的方劑比較多見，《傷》仲景是先表後裏，是非常嚴格的，表證先需解表，張也提到表裏同治，辛溫加辛涼的問題，如加石膏等，但這些方面的應用比較少，不像在宋代比較多，不僅是辛溫與石膏等的配伍，而且發現的藥物增多，也開始用辛涼解表的藥物治療，由病理、人的體質、人們對病的認識的深入，在用藥上看起來味數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還是比較嚴格的，不是隨便的加減，它還是有機的配伍，藥多理不亂，由於對疾病的認識深化了，考慮的面比較全了。宋開始對過去的方進行了理論分析，成無已對《傷寒》進了解釋，在《傷寒明理論》中講了20多首方，完全用《內》的理論來解釋，說明這方為什麽能治這病，這方為什麽這樣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麽，它內在藥物與藥物之間的聯系有什麽東西作了壹些說明，從這以後方劑的理論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廣泛了，對方劑理論分析的書籍多起來了。宋以來的方書多，不單是時代性問題，也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流傳的比較多。另外，促使方劑的發展還有壹個原因是溫病學說開始萌芽，方劑的治療方面的問題也有所不同，在溫病當中強調的是陰液，特別強調的是救陰液、保陰液，與《傷》保陽氣不同，保陰液並不是否定保陽氣，救陰液也不否定護衛氣，只是側重面不所不同，由於接觸的病接觸的具體情況，具體實踐的對象不同了，所以強調的側重面不同了，正因為這樣，促使了方劑的進壹步發展。金元四大家在他們各自的學說當中，有它獨特的發展，劉河間善用清熱，他研究《內》結合當時的實踐，認為病機十九條不出壹個火字，“六氣皆從火化，皆從熱化”，主張用寒涼，用寒涼並不等於它不用別的藥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涼治病中他在自己獨特的經驗，從理論到實踐他有自己獨特的經驗，也就是在理法方藥都有特長，如地黃飲子，不僅是寒涼的問題；張子和主張用汗、吐、下，人稱“攻下派”；李東垣主張調脾胃，從脾胃立論，側重五臟六腑的功能，以後天為本，認為人的飲食亦為氣血，人體的營養從脾胃而來，先天所有的東西很有限，而人所傷，脾胃為主，創立了脾胃學說，同時創立了許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補中益氣湯，也就是在臨床上提出的“甘溫除大熱”的問題，這對後來治療內傷雜病影響很大，在這個學說上確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長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別強調相火，他對相火的研究比較深，強調“陽常有余，陰常不足”，壹水不 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臟之火），主張滋陰降火，與其說其為滋陰派，不如說其為降火派，用壹黃柏就是大補陰丸，從這壹角度，他認為降火就是滋陰。四家各有特點，但本身的學說獨特於壹個面，並不局限於這壹方面，它整個是從《內》《難》開始，到後世的壹些著作，對藥物的研究，四家學派的產生跟當時的藥物研究有很大的關系，對藥物的分析，比以前來說更加細致，這就給後來留下有用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學術之爭，如果用得不恰當，也會造成壹些壞處，偏執壹見，在臨床中都是錯誤的，我們要辨證論治，不能證病跟學派來生、按我的擅長來生，而應根據病人的病來分析、來治療，對四家要有正確的認識，把其長處結合起來，不能抓壹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學說，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別剛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陰的問題，張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認為治療以攻邪為主，邪去正自安，實際上三法包括很多內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內容，正如我們講八法，細分很多法，只是歸納起來而已，簡單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後，方書更多，論方劑理論的書如《醫方考》，對《傷》方闡述的醫家也很多。歷史上最大的方書是《普濟方》，《本草綱目》方劑也很多，它不僅闡述了壹些方劑理論，對藥的解釋中論到方的理論。
方的理論在《內經》裏很多，有壹些是治則、治法，過去在名詞上沒有區分，現在我們對這兩個概念加以區分。治則指治療疾病當中都必須遵循的東西，如在基礎理論中，治病必求於本，正治、反治、標本、因時因人因地制宜，這些不管治療那壹個病，都需以此為原則來加以考慮。治法是針對具體證、具體病來進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許多小法，把汗法說成解表法還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許多方法來發汗，在《內》中就有不用藥物的發汗法，“漬形以為汗”，可能用熱水，可能用藥煎，對虛人感冒，補中益氣湯方歌中，“陽虛外感此方施”，通過扶正的途經治療，現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針對性很強，有具體的對象，治法與所辨得的證應是相對應的，表證解表，表寒辛溫解表，表熱辛涼解表，是對應的，氣虛外感，則益氣解表，陽虛外感助陽解表，再小的壹個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幾個法在裏，瀉下救陰時用大承氣湯，黃龍湯既益氣又補血，既有人參，又用當歸，是補法加瀉法。到了後世，邪實正虛可用扶正藥加入，加用益氣養血藥，也可用清熱滋陰藥，或者益氣滋陰同時用，這是從《傷》三承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感冒，表證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熱證，表寒用辛溫，表熱用辛涼，可是也有壹些由於人的生理條件不同，自然條件不同，往往在疾病過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熱，因此在用的時候當寒熱相配，而在《傷寒》中用麻黃，桂枝，或者大青龍，那裏沒有壹種辛涼解表，而現在大青龍等用的少，是因為其他的藥豐富了，這些問題說明方劑是發展的。
經方、時方的問題。對經方，壹說仲景為經方，壹說唐以前的方為經方，對此了解壹個概念就行。自唐以後用藥的風格，隨藥物的豐富，理論的提高，疾病的變化，開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劑理論，在《內》裏很多，有的是治則，有的是治法，專門對壹個方劑進行理論性解釋始於成無已在《傷寒明理論》中把20個方作了細致的理論性的論述，這可以說是方劑理論著作的第壹篇，從這以後逐漸多了。對《傷》證所對應的方也多了，對這也有了爭鳴，實際上也就是方劑的發展。《醫方考》專門解釋方劑，針對證解釋方，有其特點，也有不足之處，同樣的方可用於不同的證，可以說是異病同治，實際上用於不同的證、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總是有所變化的，吳昆在後壹問題上說明白的，在前壹個問題還不夠，從這兒開始可以說是方劑發展過程中的又壹次飛躍，加強了方劑的論理性，是把方劑的配伍組成，從理論上說得更清楚。從這以後，便多了起來，《名醫方論》《絳雪園》等，從明以後多，這與歷史的發展相應。
方書爭論最大的難點是方書分類問題，時至今日，仍未解決，從已有的分類方法看，主要有幾種。《五十二病方》所謂分類，既無順序，也無分類，到《千金》《外臺》既有病科分類，又有臟腑分類，《千金》分小嬰兒方、婦科、大臟六腑、虛熱寒實；按病：《傷寒》，從此方劑分類有了框架，後世分類大體上在此基礎上變化。另有分類是按治法，這種分類的書不多，如明《景嶽全書》有古方八陣、新方八陣，用藥如用兵，藥就是兵，遣兵調將布陣，講究王者之師，講究王道，這在中醫治病中是壹個特色，也是個優勢，是根據中醫整個理論特點而來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從《內》理論中明確看到，它治的不是機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會人，簡單地說，中醫強調七情為病，與社會發生關系。中醫的整體觀，人是壹個整體，社會自然又是壹個整體。中醫的特點在於它治療的是社會人，因此不是以單壹的治病為目的，既要治病，還要治好人，不能為了治這個病同而造成另壹個病，不能因為治療這個病，而造成他的生長發育障礙，不應給他其它各個方面造成損害，這 是中醫治病的壹個基本思路。當然在搶救危重的病證，在治標時，那又是壹種情況。但總的來說，中醫講治標不忘本，主導思想是不離開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轉氨酶，但從觀念的整體來說，也造成害處，就是壹停藥就反跳，反而比以前還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復幾次最後就無效，給其他藥治療也造成困難，對病也是愈反復愈加重，這就相類似如鎮痛既止痛，是為有效，但並不是所有使用鎮痛劑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顯的闌尾炎腹痛用鎮痛劑是危險的，說不定要出醫療事故的，因為掩蓋了他的癥狀；而中醫不是這樣，辨證審因，而後來論治。張景嶽引用王元正的“見熱不表熱，無汗不發汗，見血不止血，見痰休治痰”，強調仍是治病求本，講的是更深壹層的道理。我們在臨床上治病，已不單純是科學性的問題，已上升為藝術性的問題，中醫處方往往不能統壹，在過去往往是壹種說不清的怨枉，實際上這正是中醫的壹個特點，壹個優勢，內容豐富，方法多樣手段各種各樣，雖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達到相同的效果，而臨床上辨證後，他要精雕細啄，不僅要對病清楚，而且對人也要搞清楚。過去醫時，對此不理解，明明把燒退了還要挨批評，過去講傷寒病現在講溫病，在看這種病時，不是看妳是多快退燒的，不是看這個病的全過程是多長時間，把病治好後3個月的情況如何，還要把這個病人原來的病合並治療，病好以後的身體比以前還要健康。這裏著重強調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藥不要只取壹時之效，治病必求於本，盡管我是針對某壹個問題，但不忘他的本質所在，我當前解決的只是壹個問題，特別現在內科復雜的病又特別多，我們要逐步解決，總的我們要知道他的本在哪裏。
八陣是按治法分類，真正的八法，作為分類，象張景嶽歸納這麽多的方子方書還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來，在註解傷寒論時就有人提，在壹些理論性書中已經提到了。
要明白壹個概念，以法統方並不是指方劑的分類，它是指“方從法出，法隨證立”，統是統帥，是指導用藥。
《和劑局方》是稱門，補益門、火門、風疾門等，他也是很難把所有的方劑包括進去，它還是有兒科、婦科，現在成藥中還有沿用這樣的方法。《局方》是歷史上國家頒布的成藥典，從解放後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藥典，才有中藥的藥典，宋當時將藥典發到各個行政區去，醫生按此用藥無誤，藥鋪按此配成散劑、丸劑等，《局方》特點：其中絕大多數方劑雖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過從各地征集而來，都是行之有效的，缺點是適應證寫的比較復雜，甚至帶有宣傳性質，或者是廣告性質。今後在研究方劑時，看《局方》應註意這壹點。但也有壹些方子比較荒誕，有壹些所謂的怪藥如烏鴉等。
還有壹分類法就是作用的分類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風寒暑濕燥火，清熱祛炎，清熱解暑，痰，祛痰，祛蟲，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壹樣。徐靈胎在《靈臺軌範》中又有壹法是通治法。分類難就難在方劑特別多，《普濟方》就有6萬多，《本草綱目》中也有1萬多，現在運行教材用這種分類方法，是走過彎路的，壹開始在南京編第壹本教材時，也不用這個方法，後來又搞了個八法，回過來也不行，因為這門學科，更接近臨床，與臨床結合緊密，這樣以汪昂《醫方考》為藍本，以便於學習。這裏還強調教材用什麽方法分類，更適合學習，將來從這出發研究，我們不要想壹下子把幾十萬，成百萬方給他們理出壹個科學的分類方法。
方劑的參考書是非常廣泛的，理論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別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裏註重他的思想，並沒有給這些方寫壹個論述，如補中益氣湯，他寫了很多加減在其中，他並沒有把這個方子進行詳細的註解，方子治療的證他也沒有去闡述、歸納，該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現得很突出。《綱目》壹看都認為是壹本藥書，實質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講麻黃，其下就有麻黃湯，就有它的解釋，所以我們深入的研究方劑，就要看這些書，現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發展，無論是在理論上、應用上，活血化瘀在《傷》就有該類方劑，王清任在《醫林改錯》中著重從活血化瘀著手，如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等，有些方劑，從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線索，它或者在臟腑分類裏，或者在治法分類裏，或者在病證分類裏。
方劑歌訣，從汪昂《湯頭歌訣》，歌訣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內容，大部分方歌對幫助記憶有壹定好處，但他不代表方劑的全部內容。
方劑學是從有了學院以後才提出來的，既然有了“學”就要有系統的理論，這裏的知識很多，但很散在，如何進行理論系統化，在編第壹部講義時開始把基本理論系統化，所以說“方劑學”是壹門年輕的學科。
方劑不是藥物的隨意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論指導的配伍，通過配伍組合以後，這些藥就成為壹個有機的整體，因此它不是藥效的相加。
重視方劑更好的提高，提高不僅是為了方劑學的本身，而是為應用，通過提高，對新發現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劑。如肝硬化，類似它所處的階段和它所出現的證，以及它後來的發展，直至肝硬化，或繼發肝癌，中醫都有類似的記載。現在艾滋病更是這樣，它所涉及的問題我們從中醫角度考慮，以及現在西醫療效，我們相信會找到壹個方法治療，我們知道它是壹個獲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從病因病源學說上來說，剛剛對其進行研究，它是壹種什麽樣的病，有什麽特性，有什麽規律，有些人可帶病毒若幹年不發病，有些人發病很急，但從我們中醫治病毒性疾病來看，如果它合並細菌性疾病，並駕齊驅，運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醫治療壹個病，方法有不同，該病就是造成人體免疫系統的破壞，現在通過好多藥物證明，能夠提高人體的自身免疫力，從這兩個特點來說，治療艾滋病會有辦法的。我們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藥，怎樣來配伍應用，治法與方劑要引起大家重視。
五行學說，用以闡明臟腑之間的關系，由於這個關系非常復雜，又不能單純用相生相克來說明，於是又有了反侮，來補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問：壹會正的，壹會反的，到底誰對，可是現在開始發現，肺不僅是呼吸系統，也不僅僅是循環系統，它有內分泌的互相作用的關系在內。我們要不斷地發現問題，而我們過去講臟腑之間的關系用來治療，不僅是實則瀉子，虛則補母，還可以隔二隔三，妳可以補後天，我可以補先天，還可以通過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釋其中的道理，還要應用現代科學方法，還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學的進步方可解釋。經絡已被證明與過去畫的圖相似，有些理論按照原來的說法，證明確實是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暫時就那麽認為，這裏指的是真正的東西，如氣功，魚龍混雜，但真正的氣功，它確實有效，象用氣功帶功麻醉進行甲狀腺手術等。
原來有十種，後來有“十劑”，後世有發展，有的加成十二劑，十四劑，甚至加成二十八劑，這種分類方法在方書中很少，只是陳修園《醫方妙用》《時方歌括》用的十二劑，他只是歸納壹部分方劑，這種分類爭論很多。汪昂分類方法比較好，但也有問題，有的方劑分在兩類裏，如補益劑有了，又放在理氣劑裏，這種分類方的方法，方劑與治法的關系，有的方不是針對單純的病證，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幾個方面，分類時可放這兒，也可放在那兒，方劑放在這兒合適，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釋與劑相合 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劑放在不同的章節，具體如礞石滾痰丸，是可放在瀉下劑，也可放在祛痰劑裏，該方特殊在有瀉下祛痰的功用，針對食積和水飲這樣的病證，在學習中概念必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