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是壹個士族的時代，又不是壹個純然屬於士族的時代。隋唐沒有新的門閥士族出現，因為士族門閥本就是九品中正制的產物。
而自隋代開創科舉制取代魏晉南北朝實行的九品中正制起，士族門閥就已經失去了地方官吏選舉推任的特權。接踵而至，隋末的天下大亂又使得不少昔日富裕顯赫的士族因土地流失和人口減少在經濟上也陷入了窘困。
步入唐代之後，諸多的士族門閥早已不復當年的榮光，他們也早就走在了壹條下坡的路。但是，千年傳承所累積的聲望又使得他們幸運地在這條下坡路上緩緩行了三百年才徹底消亡。
初唐時期，人們依舊有著較重的門第觀念，士族出身也依舊時人所看重，其中“五姓七望”的高門士族最為受時人推崇。所謂“五姓七望”，也叫“五姓七族”，即隴西李氏、 趙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其中清河崔氏、範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早先在北魏孝文帝時期就已經是欽定四姓名門了。
時過境遷，四姓名門早已被貴為皇族的隴西李氏後來者居上，而“五姓七望”的世家子們雖顯名於州裏，但論當世的官爵已然比不了唐初壹些門第不高的新貴功臣。然而，在舊日門第觀念的影響之下，那些唐初原本門第不高的新貴們又熱衷於同以“五姓七望”為代表的山東士族聯姻來提高自己的門第。
而這讓那些原本已經走在下坡路上的士族門閥們又得以高門自持，他們通過嫁女賣婚的形式不僅獲得了高額的彩禮，還重新締結了新的勢力關系網。舊日的士族門閥重新壯大，這顯然不符合皇權利益。為了打壓這些士族門閥，唐太宗早在貞觀初期，下詔讓高士廉等人修訂《氏族誌》，希望通過重新劃定士族等級來壹改舊日風氣。
貞觀十二年（638年），《氏族誌》第壹版修成的時候，還是將崔民幹等山東士族列為了第壹等。於此，唐太宗不僅不滿意，還相當不解，用其原話：我與山東崔、盧、李、鄭,舊既無嫌, 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雲士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凡下,而 偃仰自高,販鬻松槚,依托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於是，高士廉等人在重新修訂第二版的《氏族誌》的時候，充分貫徹了唐太宗“崇重今朝冠冕”的指導思想，將皇族定為了第壹等，外戚定為了第二等，而舊日士族門閥則屈尊降貴到了第三等。
其後，唐太宗為了進壹步打壓士族門閥，他在貞觀十六年（642年），下了《禁賣婚詔》。然而，《氏族誌》和《禁賣婚詔》在實際地推行當中，其收效壹般。
到唐高宗時期，“五姓七望”為世人所重的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變。於是，為了打壓高門士族，提高支持武則天那壹派的二流士族和寒門出身朝中新貴們的地位，唐高宗延續了唐太宗時做法，使人修訂《姓氏錄》，將外戚壹族的武氏和皇族李氏同列為了第壹等，並將士族的範圍擴大到了“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
接著，唐高宗也搭配下達了壹道新的《禁婚詔》，明確指出“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範陽盧子遷（盧度世）、盧渾（盧溥） 、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
但其收效，依舊很壹般。因為這並沒能改變傳統士族門閥以門第自持的現狀，甚至還成了壹些士族門閥自吹自擂的工具，仿佛沒有上禁婚詔名單的士族就不是真正壹等壹的高門士族。跟著，這些士族高門在婚姻市場也依舊為人追捧。
不過，無論傳統士族門閥如何自持金貴都無法改變時代前進的腳步。武則天稱帝之後，由於她本人並非高門士族出身，所以她對寒門庶族的重視度超過了之前的李唐皇帝。為了廣納賢才，武則天不拘於門第，派人到全國各地搜羅人才，送到京城，由武則天親自考核，凡通過考核者，不問其出身如何，皆委要職。
其次，武則天還下詔，讓內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鹹令自舉。如此，庶族百姓又多了壹條上升的渠道。不僅如此，武周時期進壹步完善了科舉，並開創了武舉的考核。武則天如何加大範圍的選官，無疑進壹步壓縮了士族門閥通過門蔭的傳統方式步入仕途的空間。
到了唐玄宗時期，越來越多的士族失去了門蔭的庇護，不得不通過科舉考試來步入仕途。好在這些傳承千年的士族們通常家中不乏藏書並有著較深厚的家學。所以，他們投身科舉之後，不少人金榜題名，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據楊西元先生統計，唐代宰相369人，士族有132人，這其中有81人是科舉出身。由此，可見科舉考試不僅對庶族影響重大，對士族亦如此。
開元二十壹年(733)五月，唐玄宗下敕：“許百姓任立私學,欲其寄州縣受業者亦聽。”私學的建立，進壹步向大眾普及了教育，它不僅沖擊了士族們的家學傳承，還側面把科舉帶動地內卷了起來。科舉相較之前，變得越發難了，人們對進士及第者的看重度，也逐漸超過了單純的士族出身。
不過，萬事也有例外，並不是所有的士族都看重科舉，也不是所有的大唐皇帝都排斥士族。先說不看重科舉的士族吧，比如趙郡李氏出身的晚唐宰相李德裕，他本人就相當不喜歡科舉取士的形式，並主張朝廷多用公卿子弟。而他的好朋友另壹個高門士族出身的晚唐宰相鄭覃也不喜歡科舉取士，甚至還提議過廢除進士科。而且他倆都身體力行地拒絕參加科舉，都是通過門蔭的方式步入仕途的。但諷刺的是李德裕的祖父李棲筠和鄭覃的父親鄭珣瑜，當年都通過科舉的渠道入仕的。
某種程度來說，李德裕和鄭覃是科舉制度的變相受益者。跟著，他們反對科舉取士，顯然是違背時代進程的，也沒有實質的操作性可談。畢竟，科舉取士在晚唐已經是壹件深入人心的事了。大把的寒門庶族和落魄的士族通過科舉改變自身的命運的同時也占據朝堂上諸多的席位。
而此刻，晚唐的皇帝壹改之前大唐皇帝們對士族高門打壓排斥的態度，比如唐宣宗就比較喜歡用士族子弟，甚至直言：“可為士族法”。博陵崔珙壹家和清河崔邠壹家在那會兒，分別達到了“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余人。大中以來盛族，時推甲等”和“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
由此，有人說這是士族門閥在晚唐的壹場復興。不過，現實的情況是大興科舉之後，士庶合流已經成定局。這裏說是復興，倒不如說回光返照更加合適壹些。因為早在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的詔令就明確指出了，只有“前進士及登科有名聞者”才能被稱為“ 衣冠戶”，只有“衣冠戶”才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的特權。這壹特權在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屬於士族門閥的。因為他們是舊時代裏的“衣冠戶”。
然而，新時代的“衣冠戶”需要的不是士族出身，而是進士及第。這樣的背景之下，士族門閥在世人心中的聲望也早就不復當年，唐宣宗上臺後，自然沒特別必要跟之前大唐皇帝壹樣去刻意打壓士族高門。
關鍵，彼刻的大唐王朝自身也在風雨飄渺的動蕩之中。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成了大唐的頑疾，又壹個屬於武人的時代在悄然開啟，而這樣的時代原本就不屬於偏重文墨的士族們。
二、
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放榜日，長安的酒肆中，壹位名落孫山的考生，在壁上提下了這首《不第後賦菊》之後，便憤然離去，徹底放棄了科舉入仕的念頭。此人，即是後來的農民起義軍的首領黃巢。
多年後的廣明元年（880年）年底，黃巢故地重遊，他領著農民起義軍攻入了長安。而這時的大唐皇帝李儇，早在這之前，他就步唐玄宗的後塵，帶著千乘萬騎，棄都出奔至成都了。
作為農民起義君的領袖黃巢剛入長安時，拿出姿態還是可以的，他不僅禁止手下剽奪百姓的財貨，還曉諭市人，說：“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
可惜好久不長，隨著黃巢在大明宮的含元殿即位，他搖身壹變從農民起義首領變成了大齊的開國皇帝之後，其他的事也很快地就跟著變了樣。黃巢開始的時候，原則上說之前的朝中官吏，四品以下留用，余者罷之。但現實呢，黃巢的部下很多人跟他壹樣起自寒微，他們當中不少人對唐朝那些士族官吏們都心存怨恨。
於是，這些人出於私恨，捕殺了很多士族官吏，並且掠奪了他們的財產。對此，黃巢並沒能加以禁止，因為他本人也同樣厭惡唐朝那些士族官吏。跟著，他自己也同樣忙著清算李唐滯留在長安的遺老遺少們，比如唐宰相豆盧、崔沆以及左仆射於琮、右仆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禦史中丞趙、刑部侍郎李、京兆尹李湯等人躲藏於在民間，皆在這壹期間被黃巢使人搜捕並處死。
而唐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系等人，為了堅持臣道和節氣，不肯向黃巢軍投誠而直接選擇了舉家自盡。跟著，之前率眾迎接黃巢大軍進城的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他本人雖然向黃巢投誠了，但他因為念及舊日的同僚之情，私下將壹些唐公卿大臣藏於府內的復壁之中。結果，事發後他和他的舊日同僚們不出意外地被黃巢送上了黃泉路。
壹時之間，長安城裏因為黃巢的殺戮，鬧得人心惶惶。跟著之前大唐皇帝打壓士族們的政治空間不同，黃巢對士族們的打壓是物理性的消亡。
如晚唐詩人韋莊的《秦婦吟》所言：“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壹半……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諸多士族喪命於黃巢之手。不僅如此，壹些已故的士族依舊沒能逃過黃巢之手的屠戮，比如大唐前宰相盧攜早在黃巢的起義軍攻破潼關，逼近長安的時候就服毒自盡了。結果，黃巢攻入長安之後，還是派人掘開了盧攜的墓，將其劈棺斬屍。
說起來盧攜的家族就是唐高宗時期頒布地《禁婚詔》中點名提到的“七姓十家”。如此高門，最終這般結局收場，不由讓人唏噓，士族的時代真的徹底過去了。
中和二年（882年），唐軍開始反攻，隨著黃巢部將朱溫的倒戈，雙方對峙的形勢發生了扭轉。兩年後，黃巢起義被平定，唐僖宗重返長安，在大玄樓舉行受俘儀式，仿佛昔日的大唐又回來了。
但現實呢，昔日大唐和士族的時代都壹去不返了。朱溫踩著黃巢的屍體，走上了 歷史 舞臺，通過挾天子令諸侯，成為了時代的新寵。他跟黃巢壹樣起自寒微，對士族官吏的態度亦如黃巢。
唐天佑二年（905年）六月，在另壹個曾經的科舉落榜生李振的鼓動之下，朱溫將尚書左仆射裴樞、靜海軍節度使獨孤損、右仆射崔遠、吏部尚書陸扆、工部尚書王溥、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等三十多“衣冠清流”，殺於滑州白馬驛，投屍於黃河，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
這個事件被後人稱為“白馬驛之禍”。而玩味的是為朱溫擬草“白馬驛之禍”中殺戮名單的人柳璨，他出自名門河東柳氏，是唐代名臣柳公綽和名書法家柳公權的族孫。單論出身，此人算得上是標準的士族，但他為了仕途前程，摒棄了千百年來士族引以為傲的氣節精神，獻媚於朱溫，並刻意將自己排斥的大臣擬上了朱溫的殺戮名單。
士族精神的消亡，讓士族的聲望掃地，也讓士族的時代徹底畫上了句號。至此，士族與庶人再無差別。
三、
南宋史學家鄭樵《通誌·氏族略》稱：“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
可見，士族的消亡之後，門閥壁壘沒了，人們的 社會 意識也隨之改變。五代十國開始，不問門第的婚姻嫁娶，讓人們在擇偶上有了更多選擇；而取士不問門第，則讓更多出身壹般的能人有施展才幹的機會。
隨之而來的宋代，相較於之前的唐代來說，明顯是壹個更親民且平民化的時代。拿科舉來說吧，唐代的科舉取士的名額沒有宋代多，而且大部分情況之下，士族是占優勢的。因為唐代科舉早期在科舉中的禮部試的時候，是不用不糊名的。所以，唐代士族子弟可以通過“行卷”的方式，即提前將自己的得意之作交給達官顯貴，甚至主考官審閱，提高自己的聲名來加大中榜率；而宋代不僅不興“行卷”之風，還堅決貫徹“糊名謄書”的制度，其公平性和完善性勝於唐代。
自然也調動了更多平民子弟應試的熱誠，北宋167年間，其錄取正特奏名進士多達近3萬人遠超唐朝。這個數據的背後，大宋的擴招是壹方面因素，另壹個方面宋代教育的普及更廣壹些。畢竟，士族門閥沒了，家學傳承向學校教育發展。北宋大量地各地興辦“州學”、“縣學”。雖然唐代也有“州學”和“縣學”，但唐代不像宋代有學田制作為支持。所以，唐代在這些學校的維系上壹直都經費緊張。跟著，教育質量上也相形見絀。
教育的普及讓更多人躋身於讀書人的行列，讀書自然也不再是士族門閥的專利。從唐代到宋的時代轉化，隨著士族消亡，市民階層開始逐漸在宋代興起，真正讓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了尋常百姓家。
至此，文化教育不再單純服務於貴族，而開始更多地服務於壹般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