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福洲(1888—1975)，現代中醫，四川梓潼人。長期從事中醫臨床、教學、科研工作，擅長內科、婦科、兒科，尤其擅長治療發熱。傷寒與溫病理論融於壹爐，因方因時施。在幾次傳染病流行期間，他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為豐富和發展中醫臨床醫學做出了寶貴貢獻。他是第三屆和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
中文名:蒲福州。
別名:原名祁雨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四川省梓潼縣
出生日期:1888 65438+10月12。
死亡日期:1975年4月
職業:醫生
畢業學校:私立學校
信仰:道教醫學
主要成就: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
他為中醫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代表著作:《蒲福州醫案》、《蒲福州醫驗》、《乙腦》。
角色的生活
蒲福洲，原名祁雨，65438年6月+088865438+10月12出生於四川省梓潼縣長溪鄉壹個醫生家庭。爺爺蒲國珍和父親蒲忠思都是精通醫術的醫生，在村裏小有名氣。蒲福洲從小在家裏長大，有六個兄弟姐妹。全家靠父親行醫為生，家裏很窮。蒲福洲7歲開始上私塾，11歲後上小學。同時，他的祖父教授醫學書籍。從15歲開始，在爺爺的苦心教導下，他掌握了很多醫學知識。於是，我白天和爺爺壹起參加門診，努力學習到深夜。他以《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為基礎書籍進行學習，以《外臺秘笈》、《千金方》和歷代書籍為工具書。經過三年的刻苦學習和會診，蒲福洲積累了壹定的臨床經驗。18歲，在村裏掛了個鍋。他牢記前人“藥為仁”的教導，改名為濟貧濟困。
1917，蒲福洲在成都創業，數年後回到梓潼行醫。1927當選四川梓潼縣商會評審員。1933當選四川省梓潼縣第壹任區長，數月後因病辭職。在此期間，他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並於1931，提出在梓潼縣創建成立“同濟石醫學會”。這個慈善機構解決了很多窮人沒錢請醫生買藥的困難。他還創辦了平民康復廠、“賜棺社”、西河義都等許多慈善機構，幫助生者，受到當地勞動人民的歡迎。
1936年，蒲福洲到成都行醫，因為覺得時政越來越不得人心，不屑與當地政界同流合汙。同時，在成都成立了同濟世制藥有限公司，並與泰山堂簽約。他免費診斷後，沒錢買藥的患者可以憑他的具體處方去泰山堂取藥，賬會記在他名下，定期結算。1940年，梓潼霍亂流行。溥復州聞訊後，立即匯去200銀元和壹張藥方，並讓兄弟們抄寫霍亂藥方，到處張貼，廣為宣傳。把匯來的銀元買成藥，半價賣掉，不拿窮人的東西。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福洲經常涉水到河邊和城郊的勞動人民居住區，給他們免費治療。
1955年，衛生部中醫研究所成立，蒲福周奉命赴京工作。進京前，他回到梓潼，在那裏被列為群眾義診3天。他每天天壹亮就起床，壹直熬到開燈。到北京後，在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內科工作。1956加入農工民主黨。1960，在中國中醫科學院內科研究所任內科主任；1962，加入中國* * *產黨；1965，任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他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屆常務委員，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國家科委中醫專業委員會委員，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
1975於4月29日在北京去世。
當初學儒學的蒲福周，因為經濟原因輟學，改從祖父學醫。18歲時，他開始行醫。後來深入研究《內經》、《傷寒論》、《傷寒論》、《溫經論》等著作。醫術不錯，壹時小有名氣。後遷居成都行醫，並於1965年加入同濟石醫學會，在該會贈藥濟貧，尤以熱病、婦科病見長。
1956年，中醫研究院剛剛成立，也就是申請到研究院任職，擔任研究院副院長。他用他的醫術拯救了許多患有流行性疾病包括日本腦炎的病人。對壹些復雜的內科和婦科疾病也頗有療效。他的治療主張靈活辨證，反對渾渾噩噩。著有《蒲福洲醫案》、《蒲福洲從醫經驗》、《日本腦炎》、《中醫治療多種婦科病》、《中醫治療多種感染性疾病》。
品德行為
嚴謹的學術
蒲福洲是臨床大師。在他70多年的醫學生涯中，以振興祖國醫學為宗旨，始終精研醫學理論，吸收各種知識，治學嚴謹，精益求精。
蒲福洲從青年時代就養成了刻苦學習的習慣，無論春夏秋冬。調任北京時，他年事已高，聲望日隆，但讀書習慣不變。除了向書本學習，他還向有經驗的醫生學習。他平時開的痛風方、白石丸、治療肺結核吐血的經驗，都是其他老中醫口述的。用於治療和控制內眼疾、白內障等眼疾的“九子地黃丸”，也是從四川壹位眼科醫生那裏了解到的。
為了驗證書本知識，蒲福洲還敢於實踐。比如早些年我對“十八反”就有懷疑。我用了半斤蜂蜜和4盎司大蔥，把大蔥搗成泥，拌上蜂蜜。放了它半天，我每小時餵狗三分之壹。狗吃了之後沒有異常反應，自己也吃了，但還是安然無恙，這也證實了蜂蜜和蔥並沒有“反”。他還壹起吃了海藻和甘草。經過多次實驗，證明海藻可以和甘草壹起用於臨床，而且發現它的軟堅散結作用更強。他還品嘗了甘遂和甘草。雖然服用後反應很激烈，但他發現祛痰化濁的效果極好。
蒲福洲認為，學無止境，學必持之以恒。中醫理論博大精深，沒有恒心和毅力活到老學到老，是不容易掌握的。他認真閱讀每壹篇中醫文獻，壹章壹章，逐字逐句，反復閱讀，不分長短。蒲福洲說，每讀壹遍，都有新的啟發。只有深思熟慮，才能舉壹反三。疾病無止境，醫學千變萬化。只有努力學習，才能對疾病保持樂觀。
蒲福洲對自己壹向嚴格要求，對事情從不掩飾。早年在家鄉行醫，享有盛譽。但由於壹次偶然的醫療失誤，他決定停診三年，閉門學習，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間，我用壹個月的時間抄讀了壹本日本人主編的《黃菡醫學》，感慨地說:“外國人還在對中醫做如此深刻的研究，中國人不甘於自卑”！其嚴於律己的精神在這裏可見壹斑。他給自己的行為定了三條規矩:第壹，好好學習，壹定要很善解人意。看到重點，做筆記，加深記憶；如果有疑問，反復檢查，弄清楚。第二，如果妳想教書，妳必須做好準備。如果講原文，主題明確，理論有理有據；分析簡單而引人入勝。第三，臨床上要小心，切不可大意。詢問病情，然後仔細檢查，了解病因；辨證治療的原則是大膽謹慎，以此為主導。他嚴謹的學術精神使他在臨床實踐中能夠分辨細微之處，診脈的準確性優於他人。例如，在壹次對壹位重癥流行性乙型腦炎患者的會診討論中，在場的醫生都認為該患者高熱、手灼熱、胸腹部脹滿、3天不大便、脈沈、苔黃膩，可以用腹瀉來治療。蒲福洲則認為胸腹部雖滿，但飽滿而不堅，脈象不重而兩腳滑，苔厚膩而不黃，不必排便，便會自行排出。就在醫生們仔細分析，達成共識的時候，護士來報告說，病人排出了糞便。他鑒定的準確性給他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學生也要求嚴格。他在北京工作時，有幾個學生得到周總理的照顧。學生中有醫學世家的中醫，有西醫學習中醫的學生，也有中醫院校的畢業生。他精心培養和關心他的學生。學術上，因材施教，根據學生的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學生多讀書，多看醫生。所有要求學生讀的書也要求提問。他說:“知識必須學，必須問。”臨床上要求學生先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立法，開藥，然後他再修改補充。
解釋經典的含義
蒲福洲是壹位經驗豐富的臨床醫生，也是壹位懂得唯物辯證法的中醫理論家。他認為中醫有獨特的理論，《內經》、《傷寒論》等經典是作為中醫理論體系核心的辯證法的結晶，必須認真繼承和發展。他對《內經》和《傷寒論》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在繼承《內經》和《傷寒論》理論的基礎上，對壹些理論問題進行了精辟的闡述，體現了他學古而不師古的風格。
比如對“冬傷寒，春必然暖”和“冬不藏精，春必然暖”的理解，就擺脫了壹般學者從付琪學說的角度所做的解釋(即冬患寒邪，寒邪藏於體內，春則成熱病)。反而冬季藏精失敗，冬季患傷寒的人，會意識到自己正氣會虧虛，會引起春邪。再比如“陽常有余，陰常不足”的觀點。他認為五臟六腑都有陰陽，那麽陽氣過剩是什麽呢？什麽是陰虛？陰平陽為密，靈為治。如果有局部勝利，那就是病。有沒有可能陽氣常盈，陰氣常不足，人卻沒有病？所以人體的陽氣不是火過剩而是水不足。這就是王冰“強水的主人是控制陽光，火源是消除陰影”的本意。但朱丹溪提出這壹理論後，影響了醫學界數百年，直到明代張介賓提出，朱丹溪的影響才得到糾正。體現了蒲福舟繼承前人聖賢之學，博學而思廣，學而不思前的精神。蒲福洲對《醫林糾錯》及其作者的評價是:“王清任先生在醫學上嘔心瀝血，積累了經驗，值得學習和尊敬。但僅觀察數十具殘缺屍體而判定古人的是非，是極其狂妄的，其插圖的現代解剖也是不壹致的。”他對王清任的評價反映了他家人的意見，但這也是他沒有盲從前人經驗的壹個例子。
關於中醫治療大法的發汗、吐、瀉、和、溫、清、消、補八法，蒲福洲認為具體運用八法要有分寸。用得好就不應該用於失調，用得不好就應該用於虐待。但是，該用的時候也用，不能用。結果，病情沒有好轉。蒲福洲從《傷寒論》下載的桂枝湯《文賦靈藥》壹會兒做出來，蓋在上面？似乎有汗者更好，不能使水流動，病不除。”體會到八法的運用要達到汗而不傷，降而不損，和而不泛，吐而不延，溫而不燥，寒而不凝，消而不切，補而不滯的境界。比如進補法，他認為，可以彌補虛證，促進患者康復。但虛則虛，虛則病；有漸進性不足、突發性不足、先天性和後天性差異；還有陰陽、氣血、津液；五臟也有虛證，應該有多種補藥可以用。過多的進補達不到效果，進補日積月累也很難達到效果，甚至導致胸腹脹滿、出血幹燥等不良反應。，並總結出“氣為補，血為補”的指導原則。
精通醫學
蒲福洲從事臨床工作近70年，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於內科疾病，他認為內科是臨床醫學的基礎。他治療內科，在秉承仲景學說的同時，又借鑒了歷代諸子百家的長處，如劉江寒與張攻、溫陽、養陰，從而彌補了仲景的準備不足，打開了後學之門。所以他可以集思廣益，出奇制勝。他平時治的醫案多是請會診，疑難雜癥多，不易取得顯著效果。但因為精通醫學，經驗豐富，善於辨證論治，所以總是得心應手。
蒲復州治療外感發熱獨具特色。臨床上見到的外感發熱，屬於中醫傷寒、熱病範疇。自明清時期溫病學理論形成以來，就壹直存在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之爭。對於二者的關系，蒲福洲認為傷寒之論為先，溫病之論應為傷寒之論的補充。傷寒和溫病壹開始是不壹樣的(傷寒為寒邪侵犯太陽經絡，溫病為首攻防禦)，但中間是壹樣的(寒邪入裏化為熱，證屬陽明，病用白虎承氣，病用白虎承氣)， 以及最後的區別(傷寒入三陰，病以溫補為主，津液燒灼，以潤燥為主。 治傷寒以發汗解表，治熱病以透汗解表，兩者都要兼顧津液。這些經驗和認識，使他在溫病學術領域，尤其是指導治療流行性乙型腦炎方面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蒲福洲不僅精通內科，還精通婦科和兒科。他認為，婦科和兒科、內科只是見證了異同，沒有本質區別。由於婦女和兒童的生理病理特點，婦女有月經、白帶、妊娠、分娩，兒童有麻木、痘、驚悸、營養不良，其余疾病與內科基本相同。所以在擅長辨證的基礎上，在婦科和兒科的診療方面也有獨到之處。
對於婦科，他以調理氣血為主，以疏肝健脾為樞機，運用寒溫通利、熱清利、虛補利、瘀消利的大法，取得了明顯的臨床療效。
對於兒科疾病，蒲福洲特別強調了小兒的生理特點。認為小兒屬小兒陰，小兒陽，非純陽，易虛易實，易寒熱。壹定要慎用平脈、察指紋、望面色、察苗竅、聽聲音、觀動靜等四診的診斷方法，綜合分析，才能得到正確的診斷，並註意小兒陰、小兒陽之體不可攻。孩子沒有七情內傷，但容易患感冒咳嗽和急性傳染病，腸胃脆弱，容易誤食感冒。蒲福洲診治的兒科疾病均為危重急癥，其治療的成功體現了其嫻熟的四診技巧，其準確的判斷和準確的用藥足以為兒科醫生所效仿。
醫學意見
註意季節氣候。
蒲福周強調“治病必以老為本，不以自然為本”，認為不同的氣候環境會產生不同的致病因素，所以要註意自然氣候和季節對疾病發生、發展和轉歸的影響。
比如麻疹，多發生在春季，但其他三個季節也會發生。癥狀不同，治療也有異同。相似之處應該公開。對於有所不同者，可根據時令夏、濕、燥、寒，適當添加苦味或苦味和溫和的溫度。65438-0945年，初秋和成都地區兒童麻疹流行。那時候雨還在下，大街小巷都被淹了，病童的麻疹就藏在皮下，醫生卻拿來宣傳。蒲福周將其與陰雨時間聯系起來，熱由濕而化，於是用升陽利濕之法，使濕開熱過，疹毒驟出。雖然不清楚，但是熱度消退，恢復了。如果用同樣的方法，也要回答。
65438-0956年石家莊流行乙腦，清熱解毒養陰治愈率達90%以上。但次年該病在北京流行時，采用上述方法效果並不明顯。蒲福洲從臨床實踐中發現，北京多年多雨潮濕，屬於暑濕過度。於是他用杏仁滑石湯、三仁湯調陽利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蒲福洲在總結自己的經驗時說:“在這次實踐中，我體會到由於氣候的影響，今年的患者出現了暑濕並重的現象，有的患者出現了壹些癥狀。我們在治療腦炎的過程中要隨時註意這些。”
在內傷雜病的治療中，他還註意氣候的影響，適當添加相應的時令藥物。如果用於治療周期性發熱，則根據季節靈活開藥。夏季用四妙丸清熱利濕，烏雞散合四妙丸，提高療效。為了配合季節，還要註意用藥的劑型。1963治療心氣虛證疼痛(冠心病)壹例，冬用藥膏，夏用散劑，適應季節，既考慮了療效，又方便了患者。
強調治病求根。
尋求治療的本質是中醫治療的基本原則。蒲福洲對此深有研究，並闡述了辯證尋根過程中應註意的幾個關系:
首先是惡與正的關系。他認為，從邪與正的關系來看，“正存在於內，邪不可為，邪若合，其氣為空”，以邪為標，以正為基。人類疾病的發生、發展和結局的過程，正是惡與權鬥爭的興衰過程。因此，在治療疾病的過程中，要註意患者的正氣，掌握扶正與祛邪的辯證關系。如果只看到了病，單純的驅走邪氣，忽視正氣，就失去了治病求根的意義。比如壹個曾治的急性肝炎患者，前面治療他的醫生只把肝炎作為病毒感染的外邪壹面來重視，這讓仲陽更加受傷，飲食日漸減少，大便溏泄，四肢乏力，數月後臥床不起。蒲福洲采用香砂理中湯加吳茱萸、草果健脾和胃，扶正祛邪，患者恢復較快。
二是病因與癥狀的關系。他認為病因是根本，癥狀是標準。所以要尋求病因，治療病因，才能達到康復的目的。比如曾治的兩個患者，壹個尿失禁，壹個尿失禁，從癥狀上看完全不同，但從病因病機上分析，都是中氣虛弱。壹個是中氣不攝，導致尿失禁，壹個是中氣不運，小便不通。所以都是從中氣虛弱入手治療，用補中益氣湯加減來治愈，而不是治大小便，這是中醫異病同治的意思。再比如兩個心悸的患者。雖然以心悸為主要癥狀，但有1例心悸患者伴有頭暈惡心、痰多便溏、苔心黃膩、脈滑，是痰濕夾雜膽火擾心的證據。便溏是脾虛的表現。治宜用溫膽湯化痰祛濕，清利膽熱，用滋生丸調理脾胃。另壹例心悸伴有冷汗、下肢浮腫、便溏，嚴重者心房顫動，屬於心氣不足，脾虛濕盛證。治療應該是補心氣，溫脾化痰，治療也要用溫膽湯加減，但黨參益珠如隨癥加減已見成效，辨癥明辨，治本。
此外，蒲福周同時強調，首先要考察脾胃的強弱。他認為外感疾病需要幫助胃氣，尤其是內傷，因為胃氣來自中焦，胃氣旺盛，開始固攝，這就是玉屏風散用白術的原因。所以每次溥復州都把脾胃作為外感病康復的關鍵。脾胃是後天之本，胃氣郁則內傷難復。所以，治療內傷必須時刻牢記胃氣這壹根本原則，在蒲福洲的臨床實踐中更是數不勝數。比如他治療了壹個久治不愈的陽虛低熱患者，給他判了升陽益胃湯，每天服用15克，見效很快；但他又治療了另壹位寒濕痹患者，後期為邪氣所傷。用建中湯調理營衛，溫中補虛，再用薯蕷丸恢復。他說，“辨證論治要考察病因，分析邪正鬥爭的不同時機，因勢利導，祛邪正，扶正祛邪。”病後調理要重視胃氣。胃是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胃強健，氣血充足才能康復。"
蒲福周調理脾胃，取升陽之法，仿葉護胃陰，升燥潤燥，運用得宜，集與葉之長，加減補中益氣湯、益胃湯，還常用補腎滋生丸，既避免了沈淩白術散補而致滯，又避免了香砂枳實丸消香燥之弊。
蒲福洲醫術精湛，醫德高尚，理論精深，解除了百萬患者的痛苦，為中醫事業做出了貢獻。周恩來總理稱贊他是“高明的醫生，懂得辯證法”，他確實是壹位傑出的中醫臨床醫生。(作者: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