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東北三省的淪陷，他的父親周恩壽帶領全家遷居天津。1949年6月，新中國成立，12歲的周秉德小學剛畢業，父親帶她從天津乘火車到北京去見她的叔叔和鄧。壹路上，周恩壽給她講了很多叔叔的故事。
當他到達他叔叔家時，周秉德在回來之前正在院子裏玩。沒過多久，舅舅回來看到周秉德，親熱地把她拉到自己身邊，笑著說，“讓我仔細看看妳長得像誰？嗯，我長得像我爸媽。妳叫什麽名字？”
“爺爺，我叫周秉德。”
聽著周秉德叫叔叔，旁邊的叔叔學了句“叔叔”，忍不住笑了。
周總理笑著說:“以後叫我叔叔。”
她還告訴記者，當她看到第七任母親鄧時，她還開了壹個玩笑。
“阿姨好！”當第壹次見到鄧時，他習慣了，脫口而出。
“就叫我七媽吧！好嗎？”阿姨把周秉德帶到她身邊，在她耳邊低語。“那時候我才12歲。我當時沒明白，我舅舅在家裏的排名是老七。當時我沒抓到。我以為我阿姨想讓我叫她“媽媽”。我心裏猜測，我總聽我爸媽說我舅舅沒孩子，我們家孩子多。除非大人們商量好了，把我送給舅舅收養？但是我爸媽從來沒告訴過我！轉念壹想，他們讓我聽他們的，做個好孩子。她讓我這麽叫，那就這麽叫吧。”周秉德解釋道。
“七媽”和“媽媽”的發音很像，多年來她壹直這麽叫。弟弟妹妹們紛紛效仿，後來也改了名字。參加工作後，她和姑姑通信，在壹張紙上寫下了“媽媽”這個名字，姑姑才知道周秉德壹直叫她“媽媽”。後來，她親切地對周秉德說:“妳這樣叫我沒關系，但是妳媽媽會怎麽想呢？我讓妳叫我七媽是因為妳叔叔在家裏排行第七。”周秉德意識到她要求她叫她“七媽”而不是“媽媽”。
——摘自:周秉德在接受《深度閱讀:回憶周恩來叔叔》專訪。
周秉德回憶說:多年來，我們壹直過著很普通的“平民生活”:父親是周恩來的弟弟，舅舅專門指示領導安排他的工作:職務盡量低，工資盡量低。我們的父母先是住在兩間小平房裏，後來住在60平米的樓房裏，直到去世。他們擠公交車上下班很多年了。
我們有六個人。離開北京去了三線城市陜西，在貴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哥秉軍、四哥花冰遵照叔叔的精神，放棄了第壹次青年進大學的機會，去當兵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總理支持五弟何冰和六妹冰鑒在陜北和內蒙插隊。後來，弟弟妹妹們靠自己的努力成為了軍人。那時候，年輕人最好的出路就是當兵。總理知道後，下令讓他們脫下軍裝，回到農村牧區。在被調回北京之前，冰鑒在內蒙古生活了26年。
周秉德說，叔叔要求我們像全國人民壹樣過簡單的生活。我們都是在舅舅的帶領下壹步步走過來的。在我們周氏兄弟姐妹中，我們都是普通人，沒人是大官，沒人經商賺大錢，沒車沒大房子。
周秉德說，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變得富強了，人民生活富裕了，我們六個兄弟姐妹的生活和大家壹樣幸福。除了六姐，我們五個都退休了。就算退休了也不能閑著。我經常去全國各地的學校和組織呼籲，繼承紅色傳統，宣揚周恩來精神。
我壹直在想，那些貪官花幾百萬吃壹頓飯，對得起為新中國灑熱血的先烈嗎？不辜負大叔等老壹輩革命家的期望？
作為紅色的傳人，我們覺得紅色傳統不能丟，尤其是在今天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泥沙俱下。面對不健康的社會風氣和腐敗，我們多麽需要壹個強大的精神支柱！我認為周恩來精神是壹個強大的精神支柱——周秉德說。
參考資料:
周秉德_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