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元朝，人們就會想到“蒙古軍”“強大”“遠征歐洲”“我國歷史上版圖最強大的國家”。是啊，元朝勢力巔峰時期，差點統壹了歐洲，蒙古軍西征橫掃匈牙利等國，蒙古馬的鐵蹄已經踏上了威尼斯的土地。它的版圖囊括了日本海、天山、貝加爾湖、南海，是我國歷史上疆域最大的王朝。
彼時的歐洲，談“蒙”色變。可是，同蒙軍軍事擴張空前強大壹樣，它的毀滅速度也是絕無僅有的。周之天下八百年，漢之天下四百年，就連無能出名的宋朝，也有三百年的國祚，而元朝的政權僅持續了九十八年。相比之下，它就像在歷史長空中壹顆壹閃即逝的流星。
憶往昔崢嶸歲月，鐵木真曾豪情萬丈地對他的兒子們說：“馬鞭所指到的地方，都將成為蒙古人的牧場！”萬萬沒想到，就是這句話成就了元朝，也“葬送”了元朝。
壹、“以鈔買鈔”，嚴重的通貨膨脹下，元鈔和紙沒有區別
在元朝末年，民間有壹首小令廣為流傳：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這首小令揭露了元朝滅亡的主要因素。“開河”和“變鈔”，其中“變鈔”作為壹個國家的經濟政策，關乎國家的興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從這首小令來看，元政府的“變鈔”政策顯然是失敗的，那麽它到底失敗在什麽地方呢？
北宋時期，就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南宋時期，交子的使用就已經很廣泛了，它在南宋社會的商貿活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蒙古南下滅宋、金之後，也借鑒了這種使用紙幣的做法。壹來，蒙古軍西征，打開了中國和歐洲的貿易市場，國際交易頻繁，紙幣擁有攜帶方便、運輸成本低等特點，取代傳統的金屬貨幣成為大勢所趨；二來，元政府對於商業比較重視，當時的元朝社會還有個專門的階層——斡脫。他們是受官府保護的商人，當然也只會讓貴族階層擔任。
忽必烈即位，完成了中央集權後，發行了元朝的第壹版紙鈔——中統鈔。中統鈔的本位是白銀，每兩貫中統鈔大概相當於白銀壹兩。元政府壹面使用中統鈔在民間換取交子、會子，壹面作為主要流通貨幣，漸漸取代白銀、黃金等，成為元政府對外的信用貨幣。
馬可波羅在他的《東方見聞錄》裏記載道：這種貨幣在元朝統治者管轄的地方廣為流行，即使是地位很高的大臣，也不敢不用，拒絕使用的都會被處死。中國商人所到之處，用這種貨幣購物，因為使用方便，也受到了外邦人的廣泛歡迎。
因為信用良好，加上元政府的強大。在元朝初期，中統鈔卻是對戰後經濟恢復，維護社會環境穩定，起到了非常不錯的作用。但是蒙元政權是壹個“建立在馬背上”的國家，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靠著“軍事擴張”即“以戰養戰”。
在蒙軍南下滅南宋時，雖然贏得了戰役的勝利，但軍隊的耗費巨大。為了彌補這巨大的空缺，元政府加印了至壹百四十多萬錠“中統鈔”。市場上湧現了巨額的中統鈔，致使百姓手中的鈔票迅速貶值，以前同樣面額的錢能買壹家人的壹天的口糧，現在可能只夠買半天的。
此外，元朝高層腐化嚴重，任平章政事阿合馬私造巨額“中統鈔”，不僅如此，他還把全國大部分的金銀都收集起來，使“中統鈔”成為唯壹的流通貨幣。這種“兒戲”的做法，使元朝社會，通貨膨脹的現象日益嚴重，市場物價暴漲，百姓怨聲鼎沸。
元朝的歷代執政者，雖然有心想要改變這種局面，但都收效甚微。忽必烈統治末期，元朝的軍事擴張活動基本停止，國家收入的重擔全部積壓在百姓的肩上，貨幣貶值加快。到了元順帝執政時，通貨膨脹基本失控，三十貫中統鈔才值壹兩銀子，對比元初足足膨脹了十五倍。
元政府發行的貨幣，越來越不值錢。也難怪百姓發出“鈔買鈔，何曾見”的感慨了。
二、元朝腐敗之風盛行，帝國大廈已被蛀空元朝社會貪汙成風，成宗時期，忍無可忍的元成宗大力整頓吏治，竟揪出貪官高達壹萬八千多人。這個數字簡直令人匪夷所思。其實，元人的腐敗之風，從建國之初就可見端倪。
蒙古是壹個馬背上的民族，鐵木真率領蒙古大軍南下時，其軍隊是沒有後軍的。軍隊要是需要糧食補給怎麽辦？搶！跑到附近的村莊搶奪糧食、錢財補給軍隊。等他們入主中原之後，這種“搶奪”的風氣依舊存在。
前文提到的私造鈔票的“阿合馬”，在忽必烈在位時期，是壹直受到重用的，執掌權柄達19年之久。忽必烈盛贊其有大才！什麽大才？斂財大才！阿合馬屢增賦稅、掌控外貿、“充盈國庫”。那麽皇室拿到了這麽多錢，是用來建設國家的嗎？不，他們用來揮霍享受。
元武宗時，國內發生蝗災，中書省官員勸誡道：“國內蝗災盛行，百姓無以為繼，請陛下罷免他們的賦稅。”武宗皇帝大怒：“都城沒有角樓怎麽壯觀？先把角樓建起來再說！”，武宗皇帝在位壹年時間，花費了820萬錠錢，而元廷壹年的收入，不過280萬錠。其中，武宗皇帝在後宮中飼養的珍禽猛獸，光是餵食，壹年就需要壹萬三千多錠。而仁宗上位後，變本加厲地揮霍，壹年花費竟高達2000萬錠。
此外，皇帝們賞賜無度，官職“隨口授予”。武宗皇帝曾隨口賜官高達880多個，皇帝們的賞賜還包括田地、宅邸、金銀、奴婢等等。對待官職這般兒戲，也就導致了“賣官鬻爵”成為常態，很多人通過走後門、賄賂等方式獲得官職，登上高位後又大肆斂財，元時的賦稅比宋時高了近壹百倍！百姓苦不堪言。
上行下效，蒙古官員在各地方作威作福，他們隨意侵占漢人的田地，開墾為牧場。自古以來，中原地區的支柱經濟就是農業經濟，這種做法無疑對當時的社會結構造成了巨大破壞，再加上，忽必烈統治末期，軍事擴張基本停止，國家收入基本全部從百姓身上索取。
面對嚴苛的賦稅，百姓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失去了田地的百姓，成為了流民，朝不保夕，更多的成為了地主的佃戶，忍受著地主的壓榨，勉強度日。元朝社會，甚至出現了“買賣人口”的勾當，而且這還是合法的！這些人被成為“驅口”，價錢和牲口差不多。
這種社會風氣之下，元朝的軍隊也很快“腐爛”了。元朝末年，朱元璋高聚義旗的時候，曾感嘆道：“壹直被稱為虎狼之師的元軍，怎麽會這麽好打？”帝國大廈已經被這些白蟻壹般的蛀蟲，掏空了，再經不起風雨的吹打。
三、人分四等、抵制“漢化”，和平無從談起元朝時期，元政府把人分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色目人是處漢人和蒙古人以外的少數民族的統稱，南人則是南宋遺民。為了維護統治，這樣的等級制度，森嚴不可僭越。蒙古人，即使只是小孩，也能擔任要職，而漢人和南人無論有多大的才能，也不可能脫離“農奴‘的桎梏。
明初學者葉子奇曾對此評價道：“治天下之道，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壹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聖人所以視天下為壹家，中國為壹人也。元朝自混壹以來。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
在建立政權之初，蒙古人並不知道怎麽治理這個龐大的中原，還是耶律楚材等大臣的輔佐，才漸漸步入“正途”。在蒙古高層中，普遍都有很高的漢文化修養，但是他們學習漢文化並不是為了“學習”，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通過漢文化來奴役漢人。比如忽必烈也會將“大蒙古”改為“元”，學著漢人改建都城，沿襲前朝的行政制度。
雖然有這些跡象，但並不代表他們被“漢化”了。他們始終對漢文化有著不可磨滅的疏離感，就好比學習壹門新的語言，只是為了方便交流，並不代表熱愛。實際上，蒙古人信仰的宗教是喇嘛教，他們把鐵木真塑造成了“轉輪王”，並不像漢人那樣稱為“天子”。
文化的疏離是更嚴重的隔閡，這使得元人和漢人之間始終有壹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永遠成為不了壹家人，也就無從談起“蒙漢和平***處”了。
結語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縱觀我朝歷史，壹個政權走向末路時，總會有這些問題：貪腐、民生雕敝、不得民心、軍隊戰鬥力銳減、奸佞橫行。元朝作為我國歷史上，軍事素著的帝國，在不到壹百年的時間裏，就土崩瓦解，還是因為得不到民心。“天下非壹人之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