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風翰生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羅聘逝世那年(嘉慶四年，1799年)，前後***壹百壹十六年，是揚州八家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國資本主義因素生長、封建社會行將崩潰的前夕。
清室入關，繼之平定三藩，收復臺灣，接著又發動了準噶爾、西藏、青海、大小金川等地的戰爭，取得了軍事上壹連串的勝利，到了 17世紀90年代的時候，統治局面已定。社會經濟逐漸相對繁榮起來，全國出現不少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廠作坊，農業有所發展。民族間公開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已告結束，鎮壓性的屠殺基本停止，民族矛盾好像已經緩和，漢人的頭發已經剃了，不少讀書人都已應舉求仕，農民革命基本平息，邊疆很少再有大的暴動。從經濟現象來看，工商業都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商業性的都市更加繁榮，不少地區和外洋發生了商業聯系。而實際上，這壹百年來正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非常尖銳的年月。民族鬥爭以更為深刻的秘密形式進行著，不僅進行了秘密結社，在思想領域內的鬥爭壹直也是不平靜的。這壹時期，土地兼並嚴重，貧富迅速分化。入關的清室貴族，大量圈占土地，並且享受著優厚的俸祿，壹個親王每年的俸銀高達壹萬兩，祿米五千石；壹個從三晶的鹽運使，俸銀壹百三十兩，祿米壹百三十斛，另外還有所謂“養廉金”①，其他非法的收入還不在內。當時，全國耕地面積比明代末年還少。乾隆初年地價每畝七八兩，到了乾隆末年，就漲到每畝五十余兩②。暴富的人爭購土地，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形成“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的局面③。鄭板橋在他作的《濰縣竹枝詞》中曾說“繞郭良田萬頃余，大都歸並富豪家。”④當時的豪商酷吏不僅掠奪土地，還經營工商業，擁有千百工人的廠礦作坊，已經出現很多。官商勾結，貪汙成風，財富迅速向少數人手裏集中。富者連雲甲第華衣美食，而壹般百姓生活困難，朝不保夕。乾隆年間，魯東、江南水旱連年，哀鴻遍野；江南織工屢次舉行罷工；而沿著運河千余裏的驛運線上，不僅晝夜不停地運送漕米，連江南的新鮮鰣魚也趕運北上。銀價、米價、鹽價壹直上升。乾隆初年，白銀壹兩換大錢七百文，米價每升十余文；到了嘉慶初年，白銀壹兩換大錢壹千四百文，而米價每升漲到五十余文。⑤米珠薪桂，碰上兇年， “十日賣壹兒，五日賣壹婦”的家庭往往有之。從當時的賣身文契看，五六兩銀子就賣掉親生兒女。⑥有的還出賣耕牛。⑦再以鹽價來看，市場售價每斤五六個文，而在鹽池產地的官牌收價每斤才十余文。通過這種殘酷的剝削，鹽商們壹轉手就可立致千萬。而曬鹽的“亭戶”卻過著“得鹽盡人豪賈手，終年空作牛馬走”的生活。⑧揚州著名詩人金兆梓曾為此發出浩嘆： “蔌蔌賈人子，廣廈擁厚資。牢盆牟國利，質庫 民脂。”高利貸當鋪的盤剝，無情地抽吸著人們的血髓。當時，壹個教書的秀才每月收入才只有白銀壹兩，⑨鄭板橋曾慨嘆為“半饑半飽清閱客”。由此可以推想壹個職業畫家的生活又該是如何清寒。
清室經過壹番經營取得政治、經濟上的安定局面以後，最不能放心的是漢族知識分子中潛在的民族主義思想；特別是東南壹帶的地主階級，更不容漠視。於是在全國制造“文字獄”，從文字著作上尋找李端，宣榜各地，引誘揭發思想不穩人物，無中生有，借題發揮，疑神疑鬼，羅織罪名，壹時妖霧四起，殺氣蔽天，往往以壹詩壹字之疑，滅族戮屍，株連千百人家，弄得讀書人望文生畏，噤若寒蟬。與此同時，消廷還看出科舉雖開，而漢族中真正“學行兼優，文詞卓越”的人，並不屑走進這個籠絡人的圈套；為了進壹步懷柔網羅漢族知識階層，於是又開“博學鴻詞科”。所以揚州八家所處的是壹個階級懸殊，民族矛盾尖銳，也是人民生活特別痛苦的時代。正是我國封建社會開始崩潰的前夕。從揚州畫派畫家們的生活經歷來看，也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實質。面對畫派畫家們的生活經歷來看，也可以證明當時的社會實質。面對著黑暗的滿清皇室、貧富懸殊的社會、吃人的科舉制度，藝術家創作了《儒林外史》、《紅樓夢》、《聊齋誌異》等偉大的作品，抨擊了黑暗的現實，這是大家所***知的。在繪畫領域特別是在八家的作品中自然也有所反映。
再說，這壹時期，知識分子的思想，除壹部分人受了壹些王船山、黃梨洲的哲學影響以外，極大部分還被困惑在“理學”、“考據學”和壹無用處的“八股文”裏；擬古思想籠罩著文壇，詩人們填書塞典，無病呻吟；畫家們步前人後塵，相習成風；北京宮廷中的畫師，歌功頌德，言不由衷，調脂弄粉，粉飾太平；江南的“四王”、吳、惲及其門徒，尚復古模擬的風氣，宗派門戶之嚴，窒息著南北畫壇。
揚州，這個官商資本泛濫的中等城市具有特有的市民階級的哲學、文學、藝術上的傾向。皖派大師戴震高舉起“揚州學派”的大旗；石濤高唱起“太古無法”⑩的歌聲，給揚州的藝壇吹來了清新的空氣。揚州沒有那麽嚴重的封建約束，也沒有江南那麽多偏狹的門戶之見。這裏正是藝術家們所喜愛的土壤。揚州八家在康、乾時期，不發生於江南，不發生於北京，而發生於揚州，這都是有其客觀原因的。
因為畫風新穎解脫，特別是他們幾位詩書畫印樣樣精通，社會影響逐漸擴大，也在不斷發展中形成南北各地京裏京外都知曉的藝術流派了。
但事情往往不是壹帆風順的，保守派永遠不會甘心，就在乾隆年間就有人開始對他們吹起冷風，說他們不會鄭重其事畫工筆重彩的人物花鳥，也不擅長山水，只是東塗西抹畫幾筆寫意的松梅蘭竹而已，而且那幾筆“四君子”也沒達到前人的水平。說到底，這樣“率汰三筆五筆”的畫和“胡謅五言七言”(11)的打油詩，不能登大雅之堂，於是以不屑壹顧而又無奈何的態度送了他們壹個不光榮的稱呼——揚州八怪。今天冷靜地分析壹下，所謂怪也可以說是革新的同義詞，是對新生事物壹時還不理解或則帶有貶意的詞，時過境遷，到了今天，再也不會去大驚小怪了。
說怪也真怪，這幾位畫家不但沒有被正統派踩死，反而隨著歷史的發展，到乾、嘉以後，日益顯著地為人歡迎，到了19、20世靶，逐漸為更多的人所理解贊賞，直到今天，提起揚州八家幾乎是文藝界無人不知的了，看來，他們敢於突破藩籬，勇於革新的探索精神，對於推進民族繪畫值得借鑒，在中國繪畫史上，揚州八家的名字閃耀著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