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到酒店辦理入住手續時，天已經完全黑了。幸運的是，我們住在翠湖邊上，我們壹行人由領隊漁夫和舒曼老師開始了這次旅行的熱身。
目的地現在是翠湖公園。翠湖原本是滇池的壹部分，曾被稱為菜海子。然而，看到昆明自來水廠的泵房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月光下的綠色湖泊非常安靜，周圍五顏六色的燈光帶來了與白天不同的興奮。透過泵房的門玻璃，我們看到了瑞文電泵，心中感慨萬千。110年後，這臺機器完好無損。
在明亮的路燈下，舒曼告訴我們，早在滇越鐵路開通之前，昆明的進步民族企業家就獲得了政府批準修建水電站，並從德國西門子公司訂購了發電機組。鐵路通車的那壹年，機器就到了，在技術專家、建築工程師和安裝工人的共同努力下，不到兩年就在昆明西郊的石龍壩上完工了。1912、昆明點亮電燈泡。
在新冠肺炎之後，妳不能僅僅進入大學校園。路過雲南大學的正門時，舒曼提到了此行無法回避的話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遺憾的是，我沒能去雲南師範大學參觀聯大紀念館。
整個行程中，我看到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只有蒙自校區舊址和紅河州文學院及女生宿舍兩處與教學樓有關的地方，但近90年前真正影響中國整個高等教育的遷校特殊歷史卻在我腦海中不斷翻騰。
晚清時期，國門打開。甲午戰爭的慘敗，讓中國第壹批留學海外的有識之士深刻認識到我們封建帝國的落後與愚昧。因此，科學救國、文化興國成為當時的主旋律。改變的唯壹根本方法是從教育入手。
蔡元培是紹興人，是當時的領軍人物。他積極倡導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政策，成為北大的掌舵人。辛亥革命後，中國第壹批優秀考生獲得公費留學資格（庚子賠款中的留學生）。許多人選擇在西方學習先進的理工科和機械專業，並在拿著學位回國後從事高等教育的教學工作，誌願為落後的祖國培養新壹代實用人才。梅貽琦，第壹批G級留學生，回國後在清華任教，並於1931擔任清華大學校長。他當時的講話仍在我耳邊回響。他說，所謂大學者不是建築，而是大師。他強調大學教育只有兩個重點，壹是研究學術，二是培養人才。
辛亥革命後的20多年裏，雖然軍閥混戰，但學習西方科學、自強不息的精神首先在那些大師的心中建立起來。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剛推翻封建帝制，還沒有擺脫貧困，日本侵略者就踏入了東北。以當時的國力，根本無法與強大的日本抗衡。1937盧溝橋事變後不久，日寇轟炸天津南開大學，清華、北大也岌岌可危。為了保存來之不易的學術種子和學生的課桌，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平金三所最好的高等學府決定南遷。
在那個年代，交通比今天差得多，完成這次旅行是壹段漫長的旅程。例如，梁思成夫婦等壹批教授學者帶著大量手稿和其他材料與家人壹起，從北京經天津、青島、濟南、鄭州等地經水陸兩路最終抵達長沙。我不禁想起錢鐘書在《圍城》中描寫的種種苦難，即使是悲慘的，我也只能苦笑。
最早到達湖南長沙的人，組成了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恢復學業。科學、工程和其他學科在城市裏，而文學、歷史和哲學在山上租了壹所聖經學校，並有大量的書籍、實驗儀器、考古文物和珍貴的手稿和資料運送。那些大師經歷了怎樣的艱難險阻，他們的人生在不斷地轉折，這是我們後人無法想象的。
與此同時，國軍士兵殊死搏鬥，戰鬥激烈。然而，隨著國家和城市的不斷淪陷，日寇的飛機更加囂張地轟炸南方和大陸，長沙也未能幸免。所以長沙臨時大學不得不考慮再次遷往更偏遠的西南地區，而昆明是最終的選擇。
大批學生和教授分三波前往昆明。選定的路線有:粵漢鐵路專列到廣州，經香港，再乘船到海防，最後經滇越鐵路到昆明；朱自清先生和馮友蘭先生帶領大巴經過桂林、柳州和廣西南寧，從友誼關到河內，然後轉乘滇越線上的火車前往昆明。還有聞壹多先生帶領的“湘黔滇旅行團”，翻山越嶺走了壹千多公裏，歷經千辛萬苦，用了壹個多月的時間才到達昆明。滇越鐵路在這裏的旅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今天，我們回顧國立西南聯合大學90年前的歷史，由衷地認為這是現代教育史上的奇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不用說學生和學校工作人員在炮火下不斷遷移的危險中喪生。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正常的教學也從未中斷。這不禁讓年輕壹代尊敬我們。
教授們壹路徘徊，更糟糕的是，他們失去了寶貴的學術資料。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患有嚴重的眼疾，卻在遷徙途中丟失了珍貴的書籍。他很難過，但又無可奈何。金林越在躲避空襲時也意外丟失了手稿；劉文典的四箱手稿也在香港丟失了。林身患疾病，堅持在簡易床上整理建築手稿；考古學家李記的兩個女兒在缺醫少藥的環境下於花季因病去世...
然而，即使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裏，這些師生的民族精神也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老師們堅持教學，學生們沒有被槍聲打斷。這些學術研究的種子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慢慢在西南邊疆紮下了根。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這裏培養了壹批又壹批優秀人才，這是壹個奇跡。感謝三位英雄人物來到學校並管理學校事務，他們是蔣夢麟先生（北京大學）、梅貽琦先生（清華大學）和張伯苓先生（南開大學）。
他們是三所前大學的校長，他們從未想過在戰爭期間為占領區的日本侵略者工作。他們克服了巨大的困難，解決了校舍、課程、招生、畢業、學術研究、著書和師生生活等問題，使他們的教學在遷移和變化中從未中斷。克服物價飛漲、物資短缺和經濟危機，經常躲避空襲警報以避免被炸彈擊中...
當我們站在碧色村車站，當我們漫步在夜色中的南湖（蒙自），當我們走到聯合大學蒙自分校舊址時，我們不禁想起曾經在這裏散步和寫詩的年輕學生和教授們，懷念他們的家鄉，擔心民族的未來。當時，滇越鐵路承載了他們無數次往返。該校師生因要躲避炮火的襲擊，被迫臨時借用彜良等地的村莊和寺廟上課。還有四川敘永校區，栗子坳李莊...他們飽受流離失所之苦。
在戰爭中幾乎流離失所的教授們並沒有改變他們的想法，他們的初衷仍然沒有改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英國、美國、中國和蘇聯共同對日宣戰。中國遠征軍在滇緬線上與日軍作戰。當時，來自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參軍入伍，主要是駐紮在各地的通訊兵，負責翻譯和傳達各種電報和軍事指令。年輕的學生許淵沖是其中之壹，梅貽琦先生的壹對兒女也分別參軍為飛虎隊做翻譯。許多年輕人在撤離野人谷時死去，年輕的老師查梁錚經歷了這種生死。他只想用詩歌表達他心中的壹切。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先生、梅先生和蔣先生開始為重返校園做準備。可以說，歷時八年多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輝煌時刻。盡管經歷了國破家亡、山崩地裂的苦難，但這裏還是人才輩出。聯大在雲南的時間也給當地學生帶來了求知若渴、憂國憂民、知世求進的思想。大會師生在昆明創辦了小學、中學、女校和師範學院，為自由學習和培養人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他們離開昆明時，許多當地的年輕人，特別是職業學校的學生聽了老師和學生的話，非常不願意離開。
今天，隨著星星的變化，中國學生的課桌可以放下。有些條件極其好，但大師們早已離去，連同他們的思想、魅力、道德和感情。
當我看到夥伴們在滇越鐵路人字橋上拍攝的照片時，我的心澎湃了。我想，聯大的碩士教授或學生們曾經帶著充分的知識和報效祖國的意誌往返於這條鐵路，希望通過傳播知識、民主和科學來打敗日本侵略者，並加強祖國。並堅信總有壹天會成功。
壹段歷史，壹些關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資料和珍貴文物被保存在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和北京大學等。如果我們有幸看到他們，我們應該真誠地欣賞前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並默默督促自己向他們的理想更近壹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