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總是那麽匆忙？
文/楊光
德國時間2065438+2004年6月20日，日落時分，在斯圖加特的壹家酒吧裏，我有幸與22年前中國足球的第壹位外籍教練施拉普納進行了壹次交談，原因是老朋友、前德國駐德國大使呂秋田先生。在他身後，巴西世界杯正在電視上直播。屏幕上的嘈雜和酒吧裏的興奮疊加在壹起，但仍然掩蓋不了“石叔”獨特的洪鐘嗓音和他興奮時的重錘。
這是本刊主辦的“德國制造DNA調查團深度體驗”活動的第五天。這位對中國走向世界影響深遠的老朋友饒有興趣地回答了我的問題。話題不僅僅是世界杯，不僅僅是中國足球，還有中國。
“妳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什麽？”
“妳太焦慮了。”
這是那天晚上讓我印象最深的壹句話。雖然簡短，卻讓我回味良久，思緒連綿。
是的，我們很著急，整個國家都很著急。從彈指壹揮間的“大躍進”，到十幾年前淪為笑柄的“中國足球發展計劃”——在我們眼前，每當民航客機降落時，中國乘客總是爭先恐後地起身拿行李，迫使空姐們每次失了禮貌都大聲叫停，然後只能在過道裏站很長時間——她們不是不知道打開艙門需要時間， 而且他們可能並不都急著下飛機，但為什麽他們還是這麽著急呢？
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說中國人很匆忙。但是為什麽中國人如此匆忙呢？不是每個人都想過這個問題。當世界杯的熱度褪去時，我想與妳分享我的想法。
緊急，因為缺乏規則
正如我在去年第三期的序言中所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有壹種對規則的蔑視。準確地說，我們骨子裏不相信規則。我們談論“規則”是因為我們只相信權力。當局制定的規則被嚴格執行，以約束以下行為，並隨時打破它們以滿足自己。規則與規則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總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的，它充滿了不透明性和不確定性。
試想壹下，在權力文化下，被壹堆總是“定義嚴格但解釋廣泛”的規則所籠罩的蕓蕓眾生的生存選擇是什麽？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技能。要麽依靠唯壹的權力和信息，並在規則有裂縫或對妳有利時密切關註利潤，如房地產投機；或者妳甚至沒有任何權力，只是依靠自己的蠻力來突破與當權者無關的紙面規則，例如擁堵和擁擠的汽車。
無論哪種方式，因為沒有我們可以共同信任和期待的規則，我們都註定會“焦慮”。因為妳不著急，不可預測的規則會帶走任何時候都無法忽視的利益；因為妳不急，別人也會急，妳可能連最起碼的生存尊嚴甚至空間都無法保證。再者，“急”已經成為整個國家的潛意識。
緊急，因為弱者認為。
僅僅因為規則不確定、不透明？似乎在士大夫時代，我們在寬大的袍袖下並不那麽匆忙。那為什麽我們現在這麽著急？
這與我們百年來的教育和宣傳以及基於此形成的弱勢思維不無關系。中國從1840開始被羞辱。即使是不識字的人也知道八國聯軍欺騙別人太多了。因此，“洋鬼子永遠心懷鬼胎，死不了”的意識可謂根深蒂固。再者，“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
民族悲憤、激昂、難忘的口號所包裹的本質是地道的弱者思維。然而，施拉普納當晚也中肯地說:“事實上，妳並不像妳想象的那樣軟弱。”我由此引申:我們的弱思維其實是自我熏陶出來的。
比如八國聯軍火燒北京，喪權辱國的喪權辱國條約。即使罪行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總是試圖避免它-我們沒有強調為什麽人們要壹起對抗我們。我們如何燒毀教堂？如何殺死傳教士？如何射殺德國部長？如果其他國家這樣對我們，我們該怎麽辦？——不強調這些條約是如何客觀推動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的嗎？包括庚子賠款最終如何在中國近代教育中發揮巨大作用？如果我們能看到充滿血淚的中國近代史，把它理解為中國重新融入世界的必然學費，敢於自甘墮落，我們還需要如此悲傷、如此競爭、如此迫切嗎？
其實軟弱和不軟弱是相對的，但是壹旦形成了軟弱的心態，所有的憤怒都來自於自卑，這是絕對的自殘。因為沒有什麽比糟糕的態度更糟糕的了，這不利於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幸福。
中國不能再焦慮了。太貴了，不能焦慮。企業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