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芒狂歡節怎麽樣

1580年2月，法國東南部多菲內省的小城羅芒舉行了壹場豐盛星期二狂歡節。這場原本每年都要舉行的狂歡節“盛況勝過往常，但卻演變成了壹場小城顯貴對工匠的血腥伏擊，工匠的首領們或是被殺，或是被投入牢獄”，原本規模盛大、多姿多彩的節日為何轉眼變成了壹場“血色盛宴”？雖然距今早已過去將近五百年，但有壹個卓越的微觀史學大師卻不願讓此事就此沈默，他決定從“羅芒的十五天歷史，也就是短短的兩周”鉤沈出“伊澤爾河兩岸的居民先是精心打扮，接著相互廝殺……躁動不安、絢麗多彩和血腥殺戮的十五天”。他就是法蘭西學院近代文明史講席教授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裏。 狂歡節的來由 曾經在《蒙塔尤》中細膩勾繪出14世紀，法國南部壹個山村的歷史民族誌；也曾在《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方法》中用人類學視角透視“18世紀的勃艮第鄉村”的勒華拉杜裏，將筆觸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把寫作的主題從歷史讓位給了宗教民俗，顯然不是為了描摹人們在“狂歡節”中極盡狂歡，而是要借助人們在這短短兩周裏的佯狂佯歡，折射出更大政治-經濟背景在人類文化互動方式中的投影。 此外，作者的野心也不僅僅限於16世紀法國鄉村壹次狂歡節中出現的特殊事件。雖然距離19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還有200多年，但深受法國“年鑒學派”耳濡目染的作者卻頗為耐心地將這壹限於壹隅的小小事件還原，認為它就是引發二百年後驚濤駭浪、時代狂潮的那只蝴蝶翅膀曾經扇動的壹次軌跡。正如作者所引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壹文中不得不承認的那樣：“1789-1799年的法國革命者穿上了很久很久以前羅馬***和國和羅馬帝國的舊衣裳。” 要理解16世紀壹個小城的民俗節日，如何被建構為壹場漫長“蝴蝶效應”的開端，首先就必須了解“狂歡節”這個在其他文化中雖不乏變體，但在基督教中尤為突出的節日。“狂歡節是封齋期之前的壹項活動，卻與封齋期大異其趣，這就使狂歡節最大程度地脫離了基督教教義”，勒華拉杜裏這樣解釋道。正因為“封齋期中應該做的是禁食、禁欲和展現高尚的德行……是和平的時間，是上帝的停戰時期”，狂歡節便與此截然相反，“它所推崇的是犯罪、美食和淫語、饕餮、放縱性欲、群舞、選舉‘國王’和‘王後’，對富家佳麗潛在的性侵犯和威脅”。如此迥異的節日，是基督教文化中最有感染力的壹項主題。這壹節日之所以存在於基督教中，則是因為有壹個非常有趣的源頭，“狂歡節是壹種民俗的、鄉村的乃至異教徒的行為”，其隱喻的目的在於“埋葬不信教的日子”，“因而，它直接復制了基督教產生之前不信教者的某些冬季節日活動”。 因此，狂歡節以年度節日的形式再現了羅馬帝國境內高盧地區古代居民“歷史記憶”中，不信奉基督教之前的“野蠻”而“自由”的生活，“只不過要把這種歡樂在封齋期來臨時統統驅除”，勒華拉杜裏對狂歡節的歷史背景作了這樣的總結。雖然狂歡節作為基督教的組成之壹，卻有著不可否認的異教之源，更為重要的是，與其說狂歡節所致力呈現的前“基督教”時代是壹幕“犯罪、美食和淫語、饕餮……”的荒誕景象，不如說它通過打破人們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以隱喻的方式表達了壹種對前基督教時代凱爾特、日耳曼時期“平等主義”傳統的追憶。 鬥爭背後的經濟因素 那麽，當我們回到1580年2月的羅芒小城，在這個狂歡的日子，原本是窮人、富人卸去日常身份，重新坐在壹張桌子前的節日，是如何演變成壹場“血腥殺戮”的呢？ 勒華拉杜裏雖然只是壹筆帶過，但依然可以被我們捕捉到，他說，“物價上漲是在整個16世紀這個長時段中從未中斷的現象”，其背後的原因則來自，“從南美輸入的貴金屬對貨幣的影響”。貴金屬輸入，導致持續物價上漲，是“1576年羅芒執政官要求增稅的真正原因”。與物價上漲相反的，則是少數因外來財富湧入，“由原來擁有大量土地和房產的資產者變為貴族的那些人”隨著“新貴族”身份的獲得，取得 了和舊貴族壹樣的免於納稅的 特權———稅收在增長，承擔賦稅的第三等級人數卻在減少，同時收入並未顯著增長———“在羅芒地區和毗鄰的維埃納地區……穿袍貴族、佩劍貴族和教會人士所占的土地，幾近當地土地總量的五分之二”，而這些土地都享有免稅特權。幾乎和兩百年後壹樣，第三等級承擔著所有納稅責任，與此同時在議會中卻沒有任何屬於他們的權力。 接下來的事情就有些順理成章了，“農民的矛頭所指主要是領主和非領主貴族在賦稅方面所享有的特權，貴族被免除的賦稅都轉嫁到第三等級上，從而激發農民對這種不公正的極度憤恨”，然而，更讓第三等級感到憤怒的是1556年的國王詔令，“無論新老貴族的地產，無論是否貴族新近獲得的地產，凡是貴族的各類財產，壹律繼續享受免稅特權”。國王的詔令表明第三等級代表向國王陳情的失敗，“談判既然已經不再有效，那就訴諸武力”，因為這已經是法國自胡格諾宗教戰爭以來的某種傳統。 在這裏勒華拉杜裏把握住了兩個關鍵的契合點：人們日益增長的對平等(公平)的訴求，和壹個隱喻平等的儀式。而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是壹個叫做讓·塞爾弗的富裕織毯師傅和商人。他是羅芒當地壹位體育健將，以槍法神準、網球技藝精湛著稱，並因此獲得“球王”的諢名。他的形象來自血腥狂歡節整整壹年之前，他最後參與的那個1579年2月3日的狂歡節，這壹天是當地的“聖布萊茲節”，聖布萊茲是織毯行業的祖師，而羅芒就是壹個阿爾卑斯山麓毛紡織中心，因此可以想象塞爾弗在當地的影響力。每年狂歡節開始那天，被選為民團大隊長的塞爾弗會像民俗傳說中那樣，披著熊皮，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頭，因為在神話中“聖布萊茲是個熊壹樣的人……熊在每年2月(2月2日)走出冬眠的洞穴……標誌著嚴冬已經結束，萬物即將復蘇。”而塞爾弗作為聖布萊茲———(象征力量和不受控制的)熊———的扮演者，便在民俗節日時擁有了半人半神的魔力，在他的號召下，已經進 入狂歡節“犯罪 、美食和淫語 、饕餮……”氣氛中的民眾，讓新、舊貴族們根本猝不及防。因為，來自貴族方面的對手，早已領教過他的力量，他曾經“闖進羅芒市議會大廳，召開市議會，把原來擔任市議員的上流人士統統趕走，換成追隨他的那些汙七八糟的人，讓這些家夥坐在市議會的席位上”。 有了這些斑斑“劣跡”，加上過去壹年裏，第三等級和貴族們圍繞稅收的沖突愈演愈烈，間接將塞爾弗的力量更加提升，在壹年之後的狂歡節將再度舉行之際，貴族們卻準備先下手為強。 貴族與農民的鬥爭在延續 盡管在民俗象征體系與人們具體行為之間的框架聯系方面有些牽強，但勒華拉杜裏用戲劇化的筆觸將儀式描寫與歷史敘述相結合的嘗試，卻頗能體現微觀史學與民族誌的聯姻。在狂歡節的遊行儀式中，以老鷹象征的貴族派，和以閹雞、綿羊、野兔象征的窮人三王國在熊的扮演者塞爾弗的帶領下爭奇鬥艷，暗地裏各爭雄長。繞開這些盛裝遊行的舞隊，人潮湧動之中，並沒有豪飲、美食和縱欲象征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和解。“他們(貴族派武裝)來到塞爾弗團總門前，球王塞爾弗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麽事，聽到有人敲門就下樓來開門，不料被壹槍擊斃”，壹位中立觀察者的日記這樣寫道。然而，在貴族方面的證詞卻強調：是球王的手下事先準備發動襲擊，然而當這些窮人看到狂歡節遊行中貴族方面的如花美眷時，就按捺不住色心，毛手毛腳率先起事。然而，這些欲蓋彌彰的壹面之詞卻忘記了狂歡節本身所崇尚的極樂縱欲的平等主義傳統。 這場被描述為血腥殺戮的狂歡節最後，貴族方面擊潰了從城外試圖救援的民團成員，但最終被處以絞刑的民團首領屈指可數。而納稅的第三等級與不納稅的貴族之間的沖突在之後的兩百年間都在不斷發生，直到法國大革命的發生。在那以後，貴族階層連同貴族的免稅特權壹道被革命摧毀，民眾開始以“法國公民”這壹***同的唯壹身份生活在18世紀的法蘭西，而繳納相同的稅收就是這壹身份的真實憑證。平等的身份喚起了平民階層和法蘭西民族的榮譽感，“因為參戰不是貴族獨享的權利”了，勒華拉杜裏極富啟發性地觀察道，“……數以萬計的法國農民軍在這種精神鼓舞下向東挺進，跟隨著皇帝直逼莫斯科……” 而這對於平等主義綿延數個世紀的追求，的確可以追溯到1580年2月16日那個戛然而止的“豐盛星期二”，在那個被打斷的狂歡節中，第三等級的織毯匠、屠戶們通過儀式的象征方式釋放平等主張的嘗試，被城鎮貴族們粗暴打斷，理由同樣是阿爾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區，在狂歡節上關於象征性擊斃熊的扮演者的傳統。在這壹幕“社會戲劇”中，表演的雙方都將儀式的象征主題呈現得張力充斥，乃至真假莫辨，而幸運的是，其背後宛若空谷回音般隱藏的真實的政治-經濟因素，終於能借助勒華拉杜裏的妙手，給予我們有關平等主義的細微啟迪。 日期：[2013年12月22日] 版次：[GB18] 版名：[南都推薦] 稿源：[南方都市報] /C/html/2013-12/22/content_19958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