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的作者加裏？保羅。納布漢是美國著名的民族植物學家。這本書是他多年來對人類基因、飲食和文化研究的成果。這本書用豐富的科學依據說明“吃得對不對，取決於基因是否匹配。”
這本書的要點如下:
不同的種族對同壹種食物有不同的反應。
比如大多數新生兒天生就有消化吸收乳糖的能力，因為母乳中含有乳糖。但斷奶後，這種能力會開始減弱或消失。
對於狩獵人來說，乳糖不耐受其實是壹種調節機制，可以讓嬰兒更早斷奶。在牧民家庭，壹般都有足夠的鮮奶產品來維持嬰兒的生長需求。
壹個社會群體對食物的選擇可以改變其先天的生物屬性，從而帶來遺傳物質層面的適應性變化。
酒精和高熱量垃圾食品對印度人的負面影響遠遠大於其他美國人。這種更易受壹些外界物質引起的疾病影響的情況，醫學上稱為“遺傳易感性”。
基因組學提出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為了避免痢疾，可能不喝不幹凈的水源而喝發酵飲料的假設；喝這些含乙醇的發酵飲料，要求其乙醇脫氫酶活性高。
由於歷史的長期塑造，我們每個人都烙上了祖先的美食記憶。科學家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探討，將這種在生存壓力下形成的民族食物特征稱為“進化美食學”。生態學家保羅·謝爾曼曾稱之為達爾文美食學。有人稱之為“營養人類學”，或將其視為化學生態學的壹個分支。
離開故土，放棄傳統飲食後，很多人變得容易患上壹些營養性疾病——因為身體和食物之間的聯系被切斷了。與其通過基因療法治療糖尿病等疾病，不如了解自己的家鄉，找到自己的根，為自己量身定制飲食指導和健康指南。
我們對傳統食物的生理和心理依賴不是偶然的，而是漫長的家族和民族歷史留下的遺傳密碼。
民族傳統食物，以及傳統食物對健康的益處，以及我們在享受傳統食物時的美妙味覺體驗，也受到民族和基因歷史的影響。這也非常巧妙地解釋了人類多樣性的壹些來源。
歷史營養學家柯丹在他的著作《古代美食》中認為，祖先的食譜是最符合人類基因的飲食方案，是大自然的傑作。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今天歷史營養學、動物考古學和人類植物學的科學成就，就會發現我們幾乎不可能回到過去，也幾乎不可能確認我們的祖先吃了什麽。
地理屏障的分隔，讓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面臨完全不同的食物來源。外來者在這些島嶼上生活壹段時間後，會在進化過程中被各種特殊的食物、環境和疾病壓力重塑。這就是自然選擇的力量。
在《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族群》中可以觀察到進化。即使在今天，食物和疾病等風險也在不斷重塑我們的身體。
壹個疑點:人類祖先攝入的脂肪、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纖維素等營養成分比例可能根本不壹致。換句話說，過去有，將來也不會有所謂的全人類最佳食譜。
人類基因組計劃讓我們意識到，傳統的以膚色劃分人類種族的方法，對於《古代美食》的作者科爾丹來說，可能是不允許的。柯丹認為，在不同的狩獵群體中，主要營養成分確實是相同的，但在微量元素和次要化合物方面存在很大的變量。遺傳物質的差異是關鍵。
撒丁島人因為“蠶豆病”給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但也獲得了對瘧疾的免疫力。
患有G6PD缺乏癥的人吃蠶豆或服用抗瘧藥物，可能會導致致命的結果。因為幾千年來大量食用橄欖油的習慣，克裏特人在基因層面已經適應了。如果妳不是克裏特島人，妳很可能無法像他們壹樣從橄欖油中獲取營養。
我們的味覺偏好取決於基因、居住地、文化和個人經歷之間的相互關系所產生的奇妙化學反應。
哺乳動物害怕胡椒的原因是它們無法將胡椒種子完全運送到可靠的繁殖地，所以胡椒向哺乳動物展示武器，防止它們靠得太近。
香豆素對納瓦霍人有特殊作用，因為納瓦霍人是世界上已知攜帶兩種特殊白蛋白等位基因的少數民族之壹，這兩種基因可以誘導機體對香豆素產生急性反應。
與其依賴昂貴的基因療法，不如巧妙地利用基因與營養物質的相互作用來解決相關問題。
作者通過比較兩個塞日人村落的糖尿病發病率，發現飲食西化程度較高的村落患病概率較高。
Seri人食用傳統食物後，血糖水平與胰島素釋放水平同步，不會對人體產生不良反應。珍妮把這些傳統的沙漠食品稱為“緩釋食品”。
對於芋頭田的恢復，對夏威夷人有三個好處:
(1)還原與祖先的歷史傳承。
(2)恢復濕地生態環境有利於野生動物的生存。
(3)吃芋頭有利於血糖和血脂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