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鹽是國家的戰略物資，由朝廷控制。清朝的鹽政是出了名的油水多。撇開別的不說，大大小小的鹽商，每年都有相當的孝心。鹽官的油水想必大家都不陌生，這裏就不多說了，主要說說河道和漕運這兩個衙門。
在清朝的財政支出中，除了軍費和官俸，最大的支出是河工。自嘉慶、道光年間以來，嚴重的河患，加上河道整治、水利工程等經常性支出，每年用於河道工程的經費都在500萬兩以上，占財政總支出的10%以上。根據嘉慶皇帝的壹道聖旨，僅南河的費用在幾年內就達到4000多萬元。
河道整治是個大工程，不是壹年兩年能看到效果的，所以河道官員有機會從中獲利。表面上看，國家撥給河道工作者的錢是巨大的，但真正能用來治理河道的卻少之又少。除了數額驚人的費用，還有相當壹部分落入了各級官員的腰包。
道光年間，壹個做過河衙門的包打聽曾這樣描述河衙門的奢侈:總督衙門駐清江鋪，道人、水師官住的地方不好。每年的經費幾百萬兩百萬，實際用於工程的不到十分之壹，其余都用於文武官員的揮霍。大小衙門的應酬，迎送的款待，衣食車馬，玩樂，都是別出心裁，鋪張浪費。
據說只要河衙門壹開，沒有幾百兩銀子是不行的。幹海豚、鵝掌、駝峰、猴腦、魚湯都是宴席上常用的菜譜。河工宴都是流水席。壹組吃他們，下壹組吃他們，這樣宴會持續幾天幾夜。每壹個衙門，從大小河督以下，都有數百名幕僚。他們待遇優厚，夏天拜冰，冬天拜炭，逢年過節，尤其是長期駐守工地和衙門的，收入更是驚人。
河工如此糜爛，有人說:水運和河工不整頓，天下就治不了。？清朝末年，據說稍微有點良心的河官，把十分之三的經費花在河道工程上，而那些貪墨的官員，還不到十分之壹，甚至發展到除非緊急搶險，否則壹分錢兩不花的地步。可以說，壹旦順流而下，妳的余生都會衣食無憂。
與河工相比，水運衙門又是壹份肥差，又是壹筆爛賬。清朝沿襲明朝的做法，每年從江南征集400萬石糧食，通過運河運往京城。糧食是供應給北京八旗皇室的。由於漕運事關國之根本，除了動用大量資金治理河災以保證水運暢通之外，還設置了漕運總督以下的垂直管理體制。這種制度從清初開始就代價高昂，到了中後期，已經成了無底洞。
曾經有人貼出過運糧的賬。基本上壹石糧食從江南運到北京的成本是原價的三倍以上。這麽重的負擔，各級運糧官和士兵的開銷和費用占了很大壹部分。漕運總督任命的小賣部從早期的幾個增加到嘉慶的80多個，而且大多是漕運總督的親信，什麽都要，什麽都幹。但朝廷對漕運的管理壹直沒有根治的辦法，任由漕運官員敲詐勒索。
再來看看另壹個與糧食相關的官位，即糧道。以陜西的糧食路線為例，是陜西省公認的脂肪缺乏癥。陜西是壹個重要的戰略要地，駐紮著很多八旗和綠營士兵，而糧道驛站只負責士兵糧食的收支，其他公務很少。糧道上有東西兩個倉庫。每年有20萬石左右的戰糧，但中間會有1，000石左右的差價。如果換成白銀，也就6萬多盎司。
這六萬多兩銀子成了政府的副食品收入。此外，提供糧食的政府也通過多進少出、折疊顏色等方式賺錢。，壹年下來至少有30萬兩銀子，全部落入政府官員的口袋，用於提供糧食。可想而知，壹個四級衙門還有這麽多收入，百姓負擔並不重。說到底，不管是哪個衙門，都是朝廷的錢，最終都是百姓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