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和內涵
內卷化壹詞來源於美國人類學家吉爾特的《農業內卷化》。根據吉爾特的定義，“內卷化”是指壹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發展到壹定階段達到壹定形態後，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壹種高級模式的現象。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和農村發展》壹書中，在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時使用了內卷化的概念。他把沒有發展的增長稱為“內卷化”，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出增長的方式，即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
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在人口的壓力下，中國的小農經濟逐漸變成了“生存經濟”。幾個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商業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是貧窮小農的生存選擇。商業化並沒有打破小農的經營體系，而是進壹步強化了這壹體系。他認為有必要區分幾個世紀以來農業的商業化。以現金或實物向不在村中的地主支付租金的市場行為可稱為“剝削驅動的商業化”，以支付生產和維持的直接費用的市場行為可稱為“生存驅動的商業化”，出售剩余農產品以獲取利潤來滿足租金、生產費用和消費需求的市場行為可稱為“利潤驅動的商業化”。黃宗智的研究和國內學者的研究表明，“剝削驅動型商品化”是華北和長三角地區農業商品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商業化“是壹種求生存的理性行為，而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性行為。”黃宗智在用這壹概念研究中國農業經濟社會變遷時，拓展了這壹概念的內涵，使其對研究對象更具解釋力，而不是使“內卷化的含義變得復雜而模糊，引發了壹些更為糾結的問題”
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華北1900-1949》中提出了國家權力內卷化的概念。他認為在他的作品中，內卷化的概念並不完全符合吉爾特的定義，他只是借用了這個詞，揭示了已經脫離本義的現象。“政權內卷化”與農業內卷化的主要相似之處是:沒有實際增長(即效益沒有提高)；固定方法的再生和勉強維持(如盈利的國家經紀人)。不同的是，正常化和合理化的制度往往與內卷化力量相沖突；功能障礙和退化同時發生。20世紀國家政權不是通過提高自身效率來增加財政收入，而是通過擴大外延——增設機構，增加稅收。其結果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伴隨著“營利性經紀人”貪汙賄賂的增長，這是國家權力在財政收入中內卷化的表現，表明20世紀以來中國國家權力現代化的努力失敗了。